的目的而举办的年度系列展,意在推出有创作潜力的新人。这个系列展览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此次展览是此系列展的第11届,先是在香港参加了2012年的香港摄影节,然后再回到东京都摄影博物馆展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展览先在香港展出,也可以视为东京都摄影博物馆尝试走出日本、走向亚洲并扩大其国际影响的一次努力。
《某个地方》的参展者共五位女性摄影家,她们是:大塚千野、田口和奈、笹冈启子、菊地智子、藏真墨。如笠原美智子在图录策展序文中所指出的:“在充满了窒息感与不安感、各种问题堆积如山、既有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的当下,尽管如此,她们还是面对各自的脚下的现实,与自己的课题展开格斗,创造着独自的世界。”而如何呈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些摄影家那里就是通过摄影这个媒介使之可视化。这种关系,可能也是这个展览所要加以强调的。
图录中首先收录了大塚千野的两个系列“想象发现我”与“相册”。 大塚千野出生于日本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有在海外留学与游历的经历。在前一个系列中,她通过数码技术手段把现在的自己插入到她儿童与少女时代在世界各国拍摄的风景留念照中。这些照片,初看都像是母女出游时的合影照片,但细看却发现其实是同一个人的童年与中年的双重形象。通过这样的双重自拍照片,她既展现了个人的形象变化,也在同一张照片的平面上实现了将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进行对话的目的。而后一个系列,则拍摄了她自己个人的与双亲的相册中的照片被揭除后只留下固定照片的相角的画面。这是一种将“剥离”展示,以此呈现记忆的“丧失”的努力,也是“痕迹的美学”的视觉化。她在创作自述中说,通过“拍摄某种观看的不能、拍摄此处已然没有的什么,我创造新的表象,新的记忆。”总起来说,这是一个通过个人史来考察记忆与时间的关系的作品。
田口和奈的肖像作品,其手法不同于一般的摄影作品制作方式。她是先从时装杂志收集女性形象,然后在画布上绘制成具有照片质感的女性形象。在绘制完成后再把这些形象拍摄成照片并且在暗房里经过反复处理而成。这些女性形象没有确定的轮廓,若隐若现的飘浮于深渊般的空间里,散发出暧昧的光芒。同时,她还赋予这些作品以某种暧昧气息的标题。如“在等着你啊”(2006)、“让我成为你的镜子吧”(2008)、“有种想法贯穿了我”(2008)、“失去的记忆统统都在我这里”(2008)等。这些以“你”“我”为主语或宾语的标题,乍看似乎与美国硬派女性主义艺术家巴巴拉克鲁格的作品标题有着某种类似,但语气却是模仿日本女性的娇嗔气息,传达的是她们对于男性的一种从属感。而从这些作品的女性形象看,人们似乎还可以发现日本“幽玄”美学在她们脸上的回响。而这种“幽玄”之美,却又是不可思议地发自具有西洋美特点的女性形象。也就是说,田口和奈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结合了东洋气质与西洋美色的“和洋一体”的女性形象。因此,这种经过了她的特别处理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心性。她是以尽力模仿男权社会的想象来突出日本社会特有的、也是独有的某种女性想象与欲望。
而笹冈启子的《垂钓》系列,是一个看似与钓鱼活动有关的新纪实摄影类作品,同时也具有某种风景摄影的特质。在这些疏朗而且并不具有特别的画意美感的画面中,垂钓者成为了如中国山水画里的那种点景人物。而自然的巨大体量与人的渺小所形成的对比,似乎也隐含了摄影家意欲展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想象与理想。在这些画面里,断崖、海角、天空以及孤寂的垂钓者似乎也与人的实存有关。而垂钓者这种沉浸于与自然一体的忘我状态的形象,或许也是摄影家所要探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终极姿态。日常的钓鱼这个看似平常的行为本身,经过她系统的观察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并且因此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这种努力本身也值得摄影人深思。
有意思的是,菊地智子展出的作品并非有关她的祖国的影像,而是有关中国的性现状的现实观察。作为一个从1999年开始以北京为据点的摄影工作者,她有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的丰富经验。她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观看中国的边缘人群:变性人与异装皇后。或许是她的异国身份,当然也与她的持续努力有关,她的这些被拍摄对象都向她无保留地展示了他们(她们?)生活中的真实一面。正如笠原美智子对于她的工作的评价:“菊地智子走的是纪实摄影的正道。”所谓“正道”,或许包括了在呈现上的某种客观性。但笠原女士同时也指出,菊地智子的摄影从与被拍摄对象的距离关系来看,又更“接近于私密纪实摄影”。她虽然不是这些人群之一员,但已经获得了充分的信任,因此拍摄的照片有着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与透明性。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异国摄影家,要能够如此深入地拍摄到她们的喜怒悲欢,实属不易。而跨越国界的拍摄实践,也证明了全球化时代中摄影家的视野之开阔与行动力之强。
有意思的是,这本图录最后还附99上了她的长篇学术论文《性在中国的变迁》,以提供观众与读者了解她的纪实摄影的背景。同时,这也更令人确信,她是将纪实摄影视为一种社会调查的重要手段。
出现在《某个地方》展中的这五位女摄影家都出生于1970年代,都已经具有一定阅历,也已经到了足以能够在艺术上把握自身所求、锤炼手法、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年龄,因此她们的工作从整体看或许具有了某种可以确认日本当代摄影状况的指标意义。她们虽然都不是赫赫有名,但她们的工作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法,都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基调,而且也手法多样,观念活泼。同时,从她们这几个人的工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西方的强硬的正面进攻法的女性主义做派在她们那里并没有获得积极反响。日本的女性艺术家们或许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会毅然践行女性主义主张,但回到她们自身的创作,则仍然有可能多是从自身体验出发,并以此为创作的依据与素材,展开在手法与观念上可能较为迂回曲折的却又独具意义的工作,而不是以某种图解理论的方式来展开激进的现实批判的实践。
也许,她们确实还在继续寻找那个处于她们与世界之间的属于她们的某个地方。
图片提供/顾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