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敲锣打鼓去卖车
郭登礼，江湖人称“老郭”，下海经商前是《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编，后来办过杂志。但老郭的理想并不止于此，考完博士毅然下海，创办阿米什汽车电商，从县城入手开始下乡卖车。从车圈媒体人到乡间卖车大神，究竟是什么原因促进老郭完成从“老师”到“屌丝”的神转型？屏住呼吸，听他喷自己的内心独白——
从1996年到2011年，我一直在纸媒工作，因为中间有读书，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我在纸媒工作的时间不到15年。2011年，我辞去了《华西都市报》的工作，专心读博士，毕业回国后于2015年成立了阿米什汽车电商平台。
之所以转型，不是因为感觉纸媒会失败。我从来不觉得媒体会失败，也从来不觉得都市报没有发展。但因为受体制、机制之限，传统媒体变革效率不高，很多机会难以抓住。虽然媒体人号称是对社会趋势变化最为敏感的一群人，但对新科技适应的能力相对还是比较缓慢。
在科技的推动下，当今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我们刚把互联网适应，移动互联网就来了。移动互联网适应之后马上就来了视频直播，之后是VR、万物互联、穿戴设备……媒体总是在观望，看新东西对社会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观望的同时意味机会流失，资源减小，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由程度越来越宽广、人们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也越来越个性化，没必要一直待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组织下，才能成功。
《华西都市报》主要面向普通市民，发行量有一百多万份，之前我们就对一百多万读者做过各种社会调查，试图了解读者在消费生活中的需求痛点。我们关注他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获取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在生活中怎样寻找有效信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消费者消费什么品牌，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在什么地方买、什么时间买、获取什么样的服务，很多时候他是不明白的。我们老是说用户是“小白”，但其实“小白”是对他们不尊重的一种称呼。就像学校有义务教育学生，医院有义务医治病人，媒体也有义务告诉消费者需要的信息。
我现在卖车、做阿米什电商，就是因为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买车的消费者，让他们在购车上更加理性、品牌认识更到位、掏钱掏得物有所值，通过帮助他们获取我们平台的商业价值，建立一种新的消费商业模式。
当然做转型的抉择并不容易，美国的求学经历对我的启发很大。在美国的文化中，只有精英才能介入商业领域。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比常人承担更多的企业生存压力，还有理想帮助更多的人就业，对政府有贡献更多税收的义务，对社会科技变革还要有大胆突破。如果不是社会精英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自认为是在媒体中发展比较快的，对社会是有一定价值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担当，看问题更深，思考问题更透，整合资源能力更强，所以说我们应该下海，到市场前沿中构建一种新的商业逻辑。
未来，中国会有更多的精英会通过三条路径推动社会的发展：一是做智能制造，生产高品质智能化产品；二是做数字贸易，搭建全球多语种交易平台；三是做生态金融，通过杠杆力量把商业单体耦合到生态系统中放大N倍价值。
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念的是管理学，着重研究资产管理方向，研究生也是念的管理学。我觉得管理更多是把资源进行更加科学整合，让其产生最大化的价值，让组织获取更多合理利益。我的博士导师曾经告诉我，博士毕业后要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要有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担当，所以就业从事的社会领域应该是全新的、变革的、或者实施破坏性的创造，构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让后来者运营更轻松。
对于我来说，如果现在做的事情能对普通国民的生活品质、对经济发展有所提升，应该也算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吧。每个人的效率提高了，资源整合提高了，社会意识增强了，这就是好的。我通过创造一种商业模式，让消费者更便捷地买车，来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同时我们通过对消费者的服务，赢得他们的消费，构建真实的消费大数据，探究消费变化趋势，对未来汽车公司开发新的产品和培育新品牌，开发新科技，也是有帮助的。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只有三十年，前十年在摸索，中间十年在繁荣，后十年在收获。我在快要收获的时候选择了创业，把自己在做媒体时候的想法，那些囿于体制和机制限制而未得以实现的想法，在阿米什汽车电商身上得到实现。
阿米什现在的商业模式、运营管理、团队整合和未来发展，完全是按照数字时代用户价值和消费思想进行规划。我的团队里有很多90后，他们也是我们服务的目标对象，但他们非常能吃苦，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敢于挑战自我和突破自我。在这一帮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阿米什模式的未来。虽然大家现在做的事情很辛苦，但内心却充满了希望，因为中国汽车市场未来发展还有10年2500万辆至3000万辆的规模，从我们开始如果有十个像我这样的公司，或许才能满足中国七八亿用户的购车需求。
不过，做阿米什汽车电商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等“阿米什汽车电商”做大了，我会进行第三次创业，在中国办一个知名的商学院，我做校长，教书育人，这才是我的最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