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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重镇张掖，有一座名闻遐迩的皇家寺院——大佛寺。

风雨沧桑，越历千年。初名迦叶如来寺的大佛寺数易其名。今天通用的寺名，除大佛寺，又名西夏国寺、卧佛寺。其来历，据《敕赐宝觉寺碑记》中记，为明宣宗时的一个离奇传说。

西夏统治张掖时期，有一个叫嵬咩的国师（姓嵬咩，法名思能）云游四方，途径甘州。一天，嵬咩国师敛神静禅。午后的斜阳洒进禅室，化飘散的香熏为氤氲的雾气。久之，国师感觉周身慧光祥瑞，耳畔梵音渺然。那乐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却又好似近在咫尺。国师环顾四周，却又无可寻觅。出门找寻，或隐或现。到一处高台之侧，声音似乎越来越近，像是潜藏在高台之下。国师掘地一尺有余，看到翠瓦为罩；再深挖三尺，有金甓覆盖；取开金甓，几尊精美的石涅槃像跃然眼前。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城。国师认为这是佛祖显灵，当即动员僧众信徒，化募捐赠，于此建造寺庙，塑造佛像。民众更是奔走相告，一呼百应。同时，嵬咩国师带着佛像去拜见西夏国主李乾顺，积极争取朝廷支持。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笃信佛教的李乾顺下令，在发现佛像的地方修建卧佛寺，以为母亲祈福。

规模宏大的寺庙建成之后，因其皇家寺院的特殊身份，一直僧侣众多，香客云集。

南宋后期，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的王妃唆鲁禾贴尼（即别吉太后）来到甘州。她听说卧佛寺有求必应，十分灵验，就乔装为平民模样，带着身孕入寺许愿。唆鲁禾贴尼正在顶礼膜拜之际，突然腹部疼痛无比，并诞下婴儿。这个诞生于卧佛寺的男婴，就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后来太后病逝，忽必烈将母亲的灵柩奉安在卧佛寺，并在寺内新建别吉太后的庙祀和十字寺，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当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进入中国，滞留甘州。他在晚年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述了大佛寺的规模特点以及甘州人的宗教信仰，对大佛寺更是盛赞有加。

明代早期，朝廷十分重视对卧佛寺的重建和维修。政权力与信仰力共同发力，使这座皇家寺院规模空前庞大，地位愈加隆尊。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土哈烈国沙哈鲁王使团到中国考察时，专门造访大佛寺。波斯贴木儿王朝画师盖耶速丁·纳哈昔在他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载了当时卧佛寺的规模之大，香火之盛。明永乐九年（1411年），敕赐“弘仁寺”；宣德二年（1427年），敕赐“宝觉寺”；清康熙年间，敕改“宏仁寺”。因寺内供奉一尊身长34.5米的泥塑释迦牟尼涅槃像，民间俗称“卧佛寺”或“大佛寺”。

痴迷流连谒卧佛

因系皇家寺院，大佛寺整体建筑依宫廷官式建筑规制设计建造。走进寺门，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中轴线，寺庙主体建筑卧佛正殿、藏经殿自西向东，依次排布在中轴线上；左右配殿及其他建筑则对称排列。寺庙核心建筑卧佛殿平面呈长方形，两层楼阁，是西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空间组合变幻多端，潇洒自然又庄重深邃，鲜明真切而朦胧空灵，真正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皇家风范。

卧佛殿雄浑庄严，门口两侧是贴金雕绘的砖雕作品。其繁缛精美、生动流畅的雕刻工艺堪称一绝。左侧砖雕名为“祗园演法”，有联曰：“佛日增辉，万善同归登彼岸；发轮常转，十方瞻仰证菩提。”画面上方，为释迦牟尼佛与左右胁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三像后方上部，为无量诸天大众。砖雕横批为佛家语“入三摩地”。“三摩地”意为“正定”，也就是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修持到“往缘一境，离诸邪乱”的境界。画面形象生动，刻画了佛祖初传法轮时，在摩竭陀国祗园精舍设坛弘法的佛本生故事。右侧砖雕名为“西方三圣”，联语“宝殿巍峨，无量人天威敬仰；金身显换，河沙亿圣共皈依”，横批“登极乐天”。内容是祈愿佛徒圆寂之后，往生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画面中上方中央，有主尊阿弥陀佛和左右胁侍观世音、大势至像；画面前方，则展现了西方极乐圣境妙音环绕、宝池香洁的净土世界。中古高僧鸠摩罗什所译《阿弥陀经》中记载，西方极乐世界无忧无虑，七宝器皿中的食物随食随生，应有尽有。只要凡生在人间行善积德，死后就会升入西方极乐世界，从七宝池的莲花中诞生。画面上，一朵朵莲花之中，都有一个已经诞生的人像。人像有大有小，似乎很快就会走出七宝池，在净土世界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大殿一楼檐下，悬有一块“无上正觉”巨匾。这块巨匾，系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信徒捐赠给大佛寺。对佛法的悟性有三个境界——自觉、觉他、无上觉，“无上正觉”是佛教信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匾上遒劲潇洒的书法与四周构图繁缛、雕工精美的图案，使得这块匾牌成为精美的艺术珍品，被列为中华名匾之一。

尽管无数次扛着相机拍摄大佛寺，但每次面对这些佛教题材的图案文字，我还是一如最初，如痴如醉，流连驻足。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走进卧佛殿，举世无双的巨大卧佛常常让初次造访的游人瞬间惊愕不已。

敦煌莫高窟中那尊卧佛的体量已经够大，但和这尊卧佛相比，就小了许多。

卧佛头北脚南，面西而卧，安睡于大殿正中一米多高的仰覆莲花佛坛之上。其造像金妆彩绘，面庞贴金，头枕莲台，两眼半闭，嘴唇微启。右手展于脸下，左手伸于身侧，形像丰满端秀，姿态怡静安详。胸前饰有斗大的“卐”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卧佛腹内框架有上、中、下三层，前后11间。头部单独有一间藏宝间，里面曾经藏满历朝历代佛教珍宝和历史文物。

导游介绍，卧佛内所藏珍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惨遭破坏劫掠。许多珍贵佛经被一倾而出，散落大殿，最后付之一炬。各类法器及文物遍地皆是。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将他们认为珍贵且便于携带的宝贝带上了火车。

卧佛首足处，塑有天部两大护法大梵天和帝释天立像各一尊。云髻高挽、彩带飘扬的大梵天和面目威严、峨冠博带的帝释天足有七八米高。他们身体微微前倾，神情严肃，虔诚而崇敬地守护着涅槃的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则忧伤地站在佛祖身后。他们身后，是明清时期彩绘的精美壁画天龙八部。卧佛对面墙壁的壁画，是明清时期所绘的诸天礼佛图，也就是二十四诸天神像画。南北两侧是十八罗汉。

大佛寺最有特点的罗汉，是其中的降龙罗汉。罗汉虽名“降龙”，实则徒有虚名。野史记载，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封南宋降帝赵为瀛国公。有一天，元世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条金龙绕在殿柱之上。元世祖很是奇怪，恰巧次日前来朝见的赵就站在那个柱子之下。元世祖认为梦非祥兆，就遣赵前往吐蕃学习藏语佛法。赵辗转来到大佛寺修行，忽必烈称他“皇家佛”。赵在甘州娶妻罕禄鲁。被贬的元武宗长子和世来到张掖，见到罕禄鲁，竟然不顾一切据为己有。罕禄鲁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生下的男孩取名妥欢帖木尔。13年后，元仁宗驾崩，年幼的妥欢帖木尔当了元顺帝，于是就有了“元朝江山，南宋皇帝”的传说。

绕到大殿后壁，是《西游记》研究界非常有名的一幅壁画。画面之上，猪八戒深涧汲水，高崖摘果，洗衣做饭，降妖除魔，勤劳能干而本领高强。

听老先年的人讲，张掖是西天取经的必经之地，《西游记》故事中的高老庄、晾经台、流沙河、牛魔王洞都在张掖。因为高老庄在张掖，为了娶到咱们张掖的漂亮姑娘，猪八戒只能好好表现。

藏经殿里的稀世珍藏

卧佛殿后面是藏经殿，藏有大量国宝级佛教典籍等文物。关于佛教传入中原，传统说法是自汉明帝“感梦求法”，佛法东渐。事实上，在更早的时期，佛教已经在张掖传播。明宣宗朱瞻基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以极强的生命力迅速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各个领域。张掖大佛寺作为东西方艺术交流和西北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佛教艺术文化遗产。

大佛寺曾出土过较多的碑碣和碑记，它们以详实的文字记载了大佛寺兴建及修葺的重大事件，为我们了解大佛寺乃至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藏经殿中的《明重修万寿塔碑记》，记录明正统六年（1441年）三月，大佛寺万寿金塔基下地宫因修建而开启，近五百件舍利宝物重见天日。太监王贵筹资于原基修建金塔殿，并续添舍利宝物两千余件于地宫石函。碑正面记载了本次工程的过程，背面刻有宝物清单。透过这份清单，我们可以在古刹遗珍单元看到部分唐、宋、元、明时期的地宫埋藏宝物。

藏经殿中所藏文物，以唐人手书《妙法莲华经》、明永乐《佛曲》、明正统《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简称《北藏》）、金泥手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经卷为代表。

国宝级文物《北藏》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初刻初印本。明正统六年（1441年），御赐《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钦差讲经兼赐宝藏的圆融显密宗师道深运至张掖。之后，镇守陕西甘肃等处钦差王贵集地方名士，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以金、银书写绘画，成600卷金银经。经书序言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菩萨摩柯萨”等尊谓，皆用金泥加以重描，并于每函卷首扉页绘制精美的金线曼陀罗画一幅。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三十函，每函五本，每本两卷，合为十卷。其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雅俊美。尤其是卷首曼陀罗画显密兼顾，佛道相杂，人物精丽，线条柔美，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充满经久不褪、华美庄严的金粉之气。其中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既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见证，也是张掖人民聪明才智与艺术才华的充分展示，真实反映了明代张掖佛教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署寺督纲藏卜省吉号召当地信教官吏和群众，以金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范本，捐资助造金书五大部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五大部佛经经卷均为折装本，现存126卷。经文正楷书写，其中“佛”“菩萨”等均用金粉书写，其他经文用银粉书写。万历五大部从材质到工艺均不如正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精美，但同属珍贵的镇寺法宝，被供设在大佛寺珍宝馆——水陆堂。

“贝叶成文，一片真心悟妙理；慈云普被，千秋宝筏济苍生。”五个多世纪以来，张掖大佛寺藏经数量之巨，品质之高，一直为高僧檀越、雅人高士所津津乐道。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西夏建成卧佛寺之后，该寺长期作为河西藏传佛教的中枢寺院之一，所诵佛经以藏文经为主。明代后期，中原佛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藏文佛经不再普遍使用。目前保存的藏文佛经，多数为卧佛塑像的装脏法宝。

上个世纪初，面对大量珍贵的敦煌藏经洞文书流散国外，陈寅恪先生痛心疾首。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典籍损毁，张掖亦然！明末李自成部将贺锦“血洗甘州”；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米剌印、丁国栋起兵反清，甘州城化为一片火海。历代大大小小的战乱兵燹，甘州保存的图书典籍，绝大多数遭到焚烧。所幸的是，大佛寺所藏经书典籍，虽有遗损，但绝大多数保存完好。个中原因，绝非“佛法无边”，而是倾注了历代护经人的心血与智慧。面对明清以来频仍的战火、斯坦因的利诱、地方军阀的威逼，张掖僧众一次次转移经书，想方设法保护这批佛教经典，甚至不惜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1941年，军阀马步芳部队进驻大佛寺前，为使佛经免遭破坏劫掠，国民党张掖县书记张声威与本寺妙显和尚商定，把寺藏重要经籍分装在12个经橱中，封存于法堂夹墙之内。藏经的秘密，当时仅有几人知晓。十年浩劫中，佛经最后的知情者本觉（当地人称姚尼姑）被当作“牛鬼蛇神”屡屡批斗。尽管尝尽人间苦辛，受尽皮肉折磨，但本觉牢记师父教诲，始终未向亲人外人吐露一字半句。其他僧尼或者离寺，或者还俗。凭着对佛门坚贞的信仰与肩负的使命，孤苦伶仃的本觉靠乞讨和扫树叶柴草取暖惨淡度日，苟全性命，以担当保护佛经的重任。

1975年农历腊月23日夜，74岁高龄的本觉，因破炕起火被焚辞世。人们在拆毁烧残的房子时，才发现完整的12橱佛经。5年以后，本觉塑像被安置在原去世之地——佛寺后面的土塔广场。塑像慈祥宁静，面带微笑，仿佛因完成神圣的使命而倍感欣慰。

1992年，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来到大佛寺，对大佛寺能保存这么多国宝级经书倍感震撼，尤其是对金银书写的经书更是赞不绝口，连称其为国粹、国宝，并叮咛再三，一定要将它们妥善保存。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四度至大佛寺，称赞佛经“不仅是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历史见证，而且是十分精美的书画作品”，并于1995年6月欣然命笔题词：“佛经及经橱、经版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长期以来，大佛寺佛经深深吸引着国内外专家、学者。他们慕名前来考察，探幽析微，研究出不少学术成果。迄今为止，有140多位世界各地的大德高僧、书画名家为这批宝典题词作画，留下了珍贵的丹青墨宝。

大佛寺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建筑是巍峨高耸的土塔，系张掖五行塔之一。土塔原名“弥陀千佛塔”，明代所建，喇嘛教式风格，砖结构，外表通体抹白灰。相传“迦慑摩滕”的骨灰就葬在塔下。土塔每块垂檐之下悬风铃一个。清风徐来，铃声叮咚，柳拂塔影，雀鸟围翔，置身其中，别有一番情趣，古迹胜景，任游人寻古探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