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侨时代

何贤就是冲着澳门的赌博业去的，不是要当“赌王”，而是要从兴盛的赌业中发现金融商机。他很快认识了澳门“一代赌圣”傅老榕、“赌王”叶汉，和跟他一样刚刚从香港逃难过来的何鸿燊（注：现澳门“赌王”，“燊”音读“ｓｈēｎ”）。傅老榕当时与马万祺合股经营大丰银号，是澳门仅有的几家老字号银号之一，颇具金融规模，由傅老榕任董事长，马万祺任总经理。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何贤因为出众的金融理财头脑而引起马万祺的注意，两人很快成为好友。不久，马万祺患上了肺病，须要一个得力助手在他卧病时部分代替他工作，便聘何贤到大丰银号任司理职务。

何贤很快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被誉为金融奇才，以至葡萄牙人经营的大西洋银行，也聘请他为华人业务部经理。凭他的声誉，凭他的四海交游，大丰银号日渐成为澳门金融界的龙头老大。

大丰银号声名日隆之时，一场金融危机悄然降临澳门，同时也给了何贤名扬天下的机遇。

当时澳门市面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港币，此外还有广东银毫和大西洋银行发行的澳门币。广东银毫和澳门币的数量十分有限，而港币却自香港沦陷后渐渐失去了作用。广东银毫又从澳门大量流出，因此市面的货币流通量变得严重紧缺，商品的价格已无法体现商品本应有的价值，不仅影响澳门工商业的发展，也影响着居民的生活。

这是一场由货币短缺引发的金融危机，随时可能引发澳门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

大西洋银行负责人向何贤问计，何贤建议澳门币在澳门自印，这样随时可以根据商品市场情况调整货币供应。经过一番努力，大西洋银行取得了增印澳门币的权利。印澳门币要用银币纸，可是澳门根本没有这种纸张供应，只有到香港去找，而香港，自1941年12月25日沦陷以后，日寇早已封锁了海面，寸板不得出，怎么办？

只有靠偷渡。但如果碰上日本鬼子的巡逻艇，别说运货，恐怕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谁去运货，这把澳葡当局难住了。

这时何贤挺身而出，接下了这桩烫手的差事。平日里他仗义疏财，慷慨豪爽，结交得江湖上许多生死朋友，愿意为他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几位江湖朋友偷渡香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香港偷运了一大批银币纸送返澳门……

于是，一捆捆崭新的澳门币由大西洋银行发行出去，不仅解决了流通货币量不足的问题，稳定了澳门市场，便利了居民生活，而且化解了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和金融崩盘的危机。

澳葡当局从此对何贤刮目相看。而他在澳门社会和金融界更是声名鹊起，众人敬仰。不久，何贤当选澳门银行业公会主席，由一个区区银号司理，脱颖而出，成为澳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显贵和社会名流。

1943年底，日军因驻澳门特务机关内讧而封锁澳门。正值春节前夕，由于粮食、副食品和御寒衣物等不可缺少的物资运不进来，澳门居民饥寒交迫，饿死、冻死者难计其数，每天早上街头都有几具尸骸。一天之内菜价增涨20倍，大米谁也弄不清涨了多少倍，近40万居民眼看就要断炊，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发生。

澳葡当局找日军交涉，日军不给面子。生死关头，何贤以华人代表身份出面与日军交涉，日军才解除了封锁。何贤同时带人冒死到香山县购粮运回澳门救急，又与海南有关方面联系，组织澳门失业的人到海南做劳工，挽救了大批底层贫民，使澳门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再次化解了一场社会危机。这时，何贤开始被一些澳门民众称为“澳门黄大仙”。

澳葡当局为了感谢和奖励何贤的义举，授予他10年澳门黄金专营权。这10年成了何贤的黄金时代，财源滚滚而来，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正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何贤在大丰银号由司理升为经理。

此后，何贤又相继化解了多起澳门政治危机：1949年，一些国民党残兵逃到澳门，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并带进大批武器在市面流通，严重危害澳门治安，澳葡当局束手无策。何贤遂以高价收购这些枪械，以免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将之全部捐给澳门警方。

1952年发生“关闸事件”，边界封锁，澳门顿时成了“死港”，民生与工商业大受影响。何贤受澳葡政府委托，率团入粤谈判，向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说明封锁边界会苦了澳门同胞，叶剑英答允撤除封锁，但责成澳葡总督发表谢罪声明，澳督一一照办，这场“关闸危机”才烟消云散。

1961年，何鸿燊、霍英东、叶德利、叶汉联合竞夺澳门赌场经营权，与原业主傅老榕、高可宁两家族矛盾激化，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江湖血雨腥风眼见无可避免。何贤出面当“调解人”，双方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何鸿燊、霍英东取得澳门赌场经营权（后霍英东退股）。

1966年12月3日，澳葡当局指使军警向在澳督府门前示威的师生和民众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惨案，有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何贤主持召开澳门各界同胞代表大会，痛斥当局罪行，与工商界的巨头们到澳督府请愿，警告澳葡当局中国人是不可辱的，澳葡当局必须对此事负全部责任！此后澳葡政府发现自己对澳门几乎失控，只得低头。次年1月29日上午，澳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在何贤等13人面前签署了对澳门人的认罪书。

葡萄牙人明白，要管好占澳门人口96%的华人，必须得依靠像何贤这样的华人领袖。于是每届澳督上任，都会和何贤交朋友，遇事都会给他面子。澳门居民亦十分尊敬何贤，当年，日常遇到什么难题，都拜托何贤找澳督，而澳督碍于何贤的面子，也就答应解决问题。反之，澳门出现难题，葡人拜托何贤相助时，他也会不辞劳苦，积极帮助解决。何贤在澳门的社会地位日益显赫，澳门人暗地里称他“影子澳督”、“澳门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迫使澳葡当局撤销了国民党驻澳门办事机构，将国民党势力驱逐出澳门，因此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6次暗杀行动，幸均躲过劫难。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扣下2477箱航空和通讯器材想运回内地，但受到港英当局阻挠，在何贤的积极协助下，全部器材得以转口澳门运抵广州。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我国实施禁运，何贤联手霍英东打破禁运封锁，以“走私”的方式运进大量祖国急需的战略物资。

何贤之所以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是因为他很早就认识了柯麟。1935年，厦门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成员柯麟受党组织委派，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1942年马万祺得了肺病，请柯麟诊治，病治好了，两人也成了朋友，马万祺又介绍何贤认识了柯麟。

1982年何贤在接受《澳门日报》记者陈树荣的专访时坦承，在社会活动方面，共产党人柯麟是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柯麟没向他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何贤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他对绅士太太渔民车夫同样悉心诊治，穷人来看病，他少收甚至不收钱。后来，为了能给更多的穷人服务，他每日用半天时间到慈善性质的镜湖医院义诊，弄得自己入不敷出也在所不惜。后来在柯麟的鼓动下，何贤于1945年加盟镜湖慈善医院，1947年当选这个只赔不赚的慈善医院理事长，直到去世。

随着何贤在澳门政治地位的提高，他又以大丰银行为基础，陆续开办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钟表行、地产生意、金行、酒店、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厂、石油公司等，大丰银号变成大丰集团，成为澳门的重要经济力量。何贤经常讲，钱于人，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才是发挥了钱的真正作用。

1955年1月10日，青州木屋区大火，2000多人无家可归。何贤带头捐了55间铁皮屋，又领着人们沿门劝募，不到一个月就使灾民们有吃有住了。

1962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批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又是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

何贤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文化水平低的不便，也深深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何贤，却是澳门教育会会长、多家中小学董事长、多家义学和免费夜校的创办人。1981年，何贤又提议创立了澳门的首家大学——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并任校董会主席。

何贤其实还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真正推手。1954年，香港武术界白鹤门和太极门两大派争霸江湖，在报上互发挑战书誓分高低。何贤闻讯，协调双方将武林争霸变成慈善义演，场地选在澳门。当年1月17日，擂台赛开始。何贤任裁判长，规定只许动手，不许动腿。双方只打了两个回合，何贤见白鹤门陈克夫鼻梁中拳，血流满面，目吐杀机，而太极门吴公仪也是胸部中掌，战意更盛。为免出现损伤，何贤当即宣布比赛结束，双方打平。这样，既保全了双方颜面，同时借机使双方握手言和，化解了一场武林恩怨，同时筹得善款8万多元，一半救济给香港九龙火灾难民，一半留给澳门慈善机构。

早在擂台赛预告消息一出，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推波助澜，随后金庸在《商报》发表《书剑恩仇录》，香港随着这场擂台赛掀起新派武侠小说热。

何贤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于无意间，成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

情系桑梓

1955年12月23日，何贤应邀随澳门团赴内地观光。在北京，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在毛主席招待宴会上，何贤和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坐一桌。

在从北京返澳门途中路过广州，他专门见了老家番禺岳溪乡应塘村的干部，听说村里经济发展缺少资金，当即捐3000元给村里办信用社、两万元办养猪场。此后20年间，他给村、乡、县捐款捐物上千万元。

1958年，听说要建广州博物馆，他就将自己收藏的一件清代“醉红花”送去捐赠，广州方面一看说，这可是无价国宝啊，当年在民间流传时，陈济棠（注：国民党高级将领，粤系军阀代表）花20万两白银都没买到手，应该送到故宫博物馆去。何贤就和一队警卫一起，把国宝送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馆。

1978年12月，何贤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返回故乡番禺，到县城时发现竟找不到能住的一家宾馆，他就和在香港的大哥何添合捐港币200万，动员霍英东等人捐了400万港币，建起了拥有220张床位的番禺宾馆。1980年12月14日番禺宾馆正式开业剪彩时，他动员港澳两地“乡亲”200多人前来捧场。在从广州赶往番禺途中，车队在大石河和洛溪河两处渡口受阻，陪同的县领导告诉他，这两条河阻断了番禺的对外特别是和广州间的交通，好多外商曾前来考察投资事宜，但一看交通不便，最后都撤走了。

何贤当时就决定先在大石河上建一座桥，他拉上大哥何添，又动员了霍英东，凑齐了建桥的600万资金，工程很快就上马了。

大石河的问题刚解决，何贤又开始思考洛溪河的事。洛溪河更大更宽，建桥的资金需求量是大石桥的好多倍，怎么筹集这笔资金呢？

1981年全国两会期间，番禺县一位副县长和侨办主任抱着个大西瓜来看何贤，又说起洛溪河建桥的事，何贤一咬牙，跑到隔壁房间把霍英东也给拉了过来。一场“龙门阵”摆下来，霍英东当场答应修建洛溪大桥的资金由他来担大头。

1983年5月，何贤将自己捐给洛溪大桥的工程款（以300台免税日产五十铃客货两用车相抵）送到广东有关方面。

1983年，何贤患了肺癌。赴美国治疗前夕，他将一直在香港工作的何厚铧召到身边，将家族重担交到28岁的何厚铧肩上。何厚铧是何贤与最后一位夫人陈琼之子，1978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上学期间，何厚铧坚持以打工的收入作为学习费用，毕业时把父亲给的生活费全部带回家中。于是，何贤对既有专业才干，又肯吃苦的厚铧寄予厚望。

1983年12月6日，何贤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5岁。12月9日，港澳各界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名流与百姓云集，灵堂内外摆满花圈。众多的花圈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它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个浓墨淋漓的大字：“服”。　

番禺宾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动工，同年十月建成。何贤先生亲笔题写“番禺宾馆”馆名。

番禺洛溪大桥共投资人民币8100万兴建，其中以霍英东、何添、何贤为主捐赠港币1700万元，该桥于1988年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