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库如何开展公共外交
赵新利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于凡 察哈尔学会研究项目主管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智库发展。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智库的功能有很多，如提供咨询、反馈信息、进行诊断等。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智库是国家思想创新的重要泉源之一，也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之一。智库影响力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联系紧密，开展公共外交是智库活动的重要方面。
2014年察哈尔学会与韩国“韩中地域经济协会”联合主办了第九届济州论坛国际交流分论坛
公共外交基础：提高民间智库影响力
作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察哈尔学会是中国一家由民间资本成立的非官方、无党派、独立智库。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成立初期，察哈尔学会就以“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为宗旨，致力于成为在国际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中国非官方智库。经过6年多的发展，察哈尔学会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其在201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全球对外政策与国际事务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居第108位（共133家），在全球最佳独立智库排行榜中居第45位（共144家）。察哈尔学会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经验可总结如下：
第一，重视与海外媒体的合作。当前，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代表性民间智库广受关注，与不少海外媒体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增强了中国民间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如察哈尔学会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开有专栏，学会的研究团队在专栏中撰写相关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文章，解读中国相关政策，使外国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同时，学会还经常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比如韩国KBS、韩国《领袖》杂志、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等，都对学会和学会的工作做过专门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察哈尔学会一方面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状况，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理解。
第二，注重自主开展国际传播。察哈尔学会与国内外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如国内的《中国日报》、中国网和海外的《联合早报》、韩国KBS、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等媒体。通过国内和国际媒体两条不同的渠道进行对外传播，学会的传播方式更加立体。除此之外，察哈尔学会还十分注重在中国公共外交和对外交往中的理念传播。在这方面主要通过学会出版物进行思想传播，如学会的英文快讯《Charhar Express》、“察哈尔系列丛书”（外文版）等，定期向国外介绍中国对于公共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尤其重视新媒体传播工作。察哈尔学会十分注重通过新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察哈尔学会不仅拥有自己的英文官网主页，还有Twitter、Facebook账号，通过国际知名社交网站上的自媒体账号进行对外传播。网站和自媒体账号的更新，是学会自媒体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察哈尔学会还注重学会思想产品的二次传播。通过将学会的会议成果、报告等，编辑成英文快讯Charhar Express并通过邮件进行发送，起到了很好的二次传播效果。国际和平学会等国际组织，在接到学会的邮件后，将学会英文快讯中的内容再次群发给他们所有的会员。这扩大了学会的影响力，是一种很好的对外交流的方式。
相对于受限制较多的官方智库，察哈尔学会接受外媒采访更加自由，可以发出更加自然真诚的声音。由于学会非官方的身份，容易得到更多的外国媒体与公众的信任。作为中国的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在增强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这种探索相较于其他官方对外交流机构显得更加灵活、多变，且适应性强。实践证明，以民间立场发出中国声音，十分有利于塑造更加真实、丰满的中国形象。
2015韩国济州论坛
公共外交实践：民间智库的国际化尝试
察哈尔学会的国际影响力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学会不仅在国内推广公共外交理念，组织公共外交的相关研究，更投身于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当中去，对外宣传中国政策，身体力行去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总体来讲察哈尔学会的公共外交实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智库团队的国际化建设。智库传播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学者的思想。因此智库首先应建立自己的“智慧库”，然后实现与学者的良性互动。只有不断地涌现新的思想，智库才能有所传播，起到对外交流的作用。在这方面，学会首先是作为一个对中外学者开放的交流平台。察哈尔学会的研究团队中，共有15名外籍研究员、高级研究员。他们来自英、美、日、韩、法、新、荷等国。除此之外，察哈尔学会还聘请外国前政要和国际知名学者作为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包括：尼日利亚共和国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先生，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先生，国际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先生等。他们的加入对于学会在国际上的公共外交实践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学者在察哈尔学会这个平台中提出并推广自己的理论，并利用该平台提供的各种机会与圈内的中外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同时察哈尔学会也随着学者的学术成就而在国内外声名远播。归根到底，学者需要的是平台，智库需要的是智慧。察哈尔学会的思想正是因为实现了学者和智库的良性互动才得到高效传播的。
第二，与外国机构的人员交流。几年来，察哈尔学会与国外合作伙伴之间互访频繁。2015年，察哈尔学会共接待国外合作方来访代表数十人。同时，学会代表还出国访问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国际危机组织、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韩国汝矣岛研究院等国外智库、高校。在访问过程中，双方对于中国的智库发展、对外政策等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了坦诚的交流。
对于民间智库来说，由于受到渠道、资源等方面的限制，与外国机构的人员交流十分难得，但是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进行公共外交重要的、直接的方式。相对于手握大量资源却囿于体制、机制因素无法灵活进行对外交流的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更加灵活，但也更需要通过不同方式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担任外国机构职务。学会的有关人员还在外国机构担任职务，这种方式凸显出了外国机构对于察哈尔学会的信任，是学会公共外交工作成绩的体现。韩国东亚大学授予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赵启正荣誉哲学博士学位；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受聘担任韩国京畿道首席外交与国际关系顾问、大韩佛教真觉宗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长、东邦佛教大学讲席教授，并获得韩国东国大学荣誉政治学博士学位；秘书长柯银斌被韩国协成大学、京畿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这种交流方式比较特别，同时也十分有效。因为担任外国机构职务一方面体现出外国机构对于学会的信赖，它标志着学会的对外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担任外国机构职务是将学会的对外交流以一种长期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完善了学会对外交往的相关渠道。
公共外交策略：积极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很高。在不少涉华议题上，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是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却没有中国学者的身影，也没有中国智库的声音。
察哈尔学会在开展中外智库合作的同时，注重与海外相关机构合作设定相关议题，发出中国声音。察哈尔学会有着众多的国外合作伙伴，他们其中有外国智库和国际NGO组织，学会与他们合办相关活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加强多元沟通。一方面，察哈尔学会的非官方、无党派、独立的身份令外国人的疑虑更少；另一方面，察哈尔学会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总结了一整套对外交流的相关方法，这让双方的交流更加顺畅，公共外交效果更好。
启示：通过民间力量发出中国声音
第一，注重发挥民间力量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尤其注重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大量的公共外交工作都是官方主导的，且毫不讳言这些活动与官方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传统自上而下由官方规定的舆论形成机制被弱化，而无序、无中心的民间声音更具影响力。官方活动和民间力量在公共外交中须有较好的平衡。
第二，重视传播工作，尤其重视新媒体和外语传播。智库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决策建议，所以不少智库并不重视传播工作，这也说明，中国智库的传播活动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信息化条件下的公共外交，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非常强，传播内容是否充实、传播策略是否得当，不仅关系公共外交的进程和结局，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在政治、外交和战略上是否主动。新媒体环境中的受众更注重感性化传播和故事化传播，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智库开始注重信息传播，注重把学术语言转换为生活语言，把传统媒体语言转变为新媒体语言，让智库产品既能服务相关部门，也能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与理解。只有这样，久而久之，国内网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才能更好地参与中国对外活动；也只有这样，Twitter、Facebook、Line等海外社交媒体上才能出现越来越多帮中国说话的声音。
第三，民间智库应积极参与国际议题设置，开展国际说理，发出中国声音。当前，随着GDP的增长，中国在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迅速崛起，一些海外民众和媒体认为中国跳不出历史上一些国家“国强必霸”的逻辑，所以对中国倍加提防。个别领域还存在“逢中必反”的奇怪现象。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际民众对两国政府的主张都会反复听到。政府主张往往以外交辞令的形式发布，讲求严谨，难以活泼；讲求事实，难以说理。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说理的问题：不只是让国际受众知晓中方主张，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中方主张的理由、原因和证据，让其信服中方主张，这就需要积极的国际说理工作。民间智库在其中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民间智库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积极参与国际议题设置，客观、中立地开展国际说理，发出中国声音，这十分重要。（图片由察哈尔学会提供）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