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学者都从欧美国家的现实经验角度谈论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却很少从中国古代传统中探索文化资源。为此，笔者想对这个议题做一点文献梳理，以期从中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智库，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当下的智库从业者在古代通常被称为“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载，例如，战国时秦国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帝国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孔丛子·居卫》）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当然，君主选择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智囊也是有标准的。《曾子》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师者，“学无前后，达者为师”，意指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友者，物以类聚，能力相当；徒者，从师学艺，能力弱于师。统治者们往往选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强的智囊。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特殊的“智囊”，他们几乎很少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而是以个人形式，或坚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以宣传自身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张为目的，想让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决策；或秉承“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刘向《战国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参与或者影响决策者的重大决策。
除了古代君王决策者广泛招募智囊人物组建智囊集团外，许多担负重大任务的政府要员也试图组建幕僚群体。在治世兴邦之际，智囊辅佐主官提供参谋咨询，弥补了主官治理经验和个人才干的不足；在乱世危难之时，智囊发挥出谋划策、匡时济世的作用，成为危难之后治理国家官员的重要来源。典型例子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和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幕府。
中国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古代传统智库的制度演变
随着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夏商家臣、两周命士、春秋战国门客、三国谋臣策士、两晋清谈名士、明清师爷与幕友，依次登上历史舞台。除了决策者非正式地、自发地网罗门客、幕僚、师爷、谋士、策士等来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帮助之外，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国家专门设置的智囊机构或制度。
1.先秦“尊老制度”是古代智库雏形的起点
先秦时期，古代统治者将尊老养老纳入礼仪制度之中，设三老五更之位，帝王以父兄之礼养之，成为中国古代智库形态的雏形。老人是经验智慧的象征。《孟子·告子下》曰：“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老人多贤能之士，得之值得庆贺，失之要受谴责。《荀子·赋篇》言：“养老长幼，持之而后存。”老人的智慧能否应用于治理国家，事关国家存亡。
早在虞舜时期，中国已经出现比较完备的尊老养老制度，睿智有经验的退休官员安排在学宫，为君主提供建议或教育学生。《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庠、序、学、胶均为学宫名，老人在颐养天年的同时，利用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教育培养年青一代，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由此观之，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尊老养老的礼仪制度，已经出现了智库的某些特点。
此后，秦置乡三老，“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增置县三老。《汉书·高帝纪上》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三老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也掌教化宣传国家法令礼法，已经具备现代智库制度的基本特点。
2.春秋战国“养士制度”孕育最早的古代智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群雄纷争，各国混战不休。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各诸侯国先后变法，以求富国强兵、雄霸中原。各国诸侯纷纷招贤纳士，聘养食客，“春秋年间有所谓‘士’的一种阶层出现”，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战国以后，以纵横家为代表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战国“四君子”都以“养士”名显于世，各有门客数千人。这些怀才之士挟术怀策而奔走四方，“连横合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库机构。出于富国强兵、巩固统治的实际政治需要，“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绵延一百五十余年。因此，稷下学宫既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政治顾问团体，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决策咨询机构。
3. 秦以降“谏议制度”是古代智库的典型代表
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统一封建王朝，形成了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中央官制体系，自此“命官之权悉操于上”。为匡正君主，谏诤得失，秦朝初置谏议大夫，负谏议之责，标志着谏议制度得以形成。汉承秦制，谏议制度得以传承。秦汉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实际上是君主的高级智囊，负有谏止或规劝之责。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和加强，谏议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备。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朝设门下省，负责谏议诸事，驳正违失，与尚书省、中书省并称为“三省”。唐宋时期，职官设置日趋完备，谏官职权日渐提高。隋唐仍设三省制，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即君主下达诏令有误，可退还皇帝，请另颁诏令。宋代专设独立的谏议机构“谏院”，可匡正时弊，弹劾百官。随着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元明清三朝谏议制度逐渐衰落。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重要安排，谏议制度“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
秦汉时期，为应对复杂的社会局势，加强对国家的直接控制，具备某些“国家智库”功能的博士议政制度出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续汉志》也记载：“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唐朝时期，谏官制度开始形成并完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道：“群臣有待问之时，谏官有请对之时。”自唐朝延续至明清的翰林院是古代具有“智库”性质的典型代表机构。翰林院由皇帝御用的文书智囊团队演化而成，依附于皇权，自成一家，独立于其他中央机构以外，具有“智囊团”“参谋部”“储才院”功能，“掌内制”“备顾问”“献纳论思”、“掌文翰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谏议制度本质上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谏议活动不具有相对独立性，无法对君主构成强制性监督。（未完待续）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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