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对外传播

我的研究职业背景是人类学，与国际政治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地缘战略擘画不同，我对他国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民间舆情更感兴趣，于是我通常不会选择通过开学术会议和高端访问来了解一个国家，而是更愿意去亲身走入对象国，感知一个媒体之外的他国日常政治。

与菲律宾接触，首先从申请签证开始，与菲律宾签证官的谈话简短而公式化——这一点与所有签证官类似，但是难以否认，在签证官员之间来回传阅我的申请文件和眼光打量中，我感觉到对中国申请者的些许寒意。

在一张皱巴巴的申请表上，菲律宾上海签证处用透明胶布走两道，直接把签证贴在纸上，而不是贴在中国护照里。当我乘坐飞机通过安检时，我询问中国的安检人员，为什么菲律宾不把签证贴在护照里，他笑了笑说：很复杂。几乎在同时，我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护照里的某张地图涉及南海的疆域，仔细翻阅果真找到一张南海九段线图；也就是这个原因，每个中国人的日常进出菲律宾都多了额外一层外交和斗争含义。

宗教特征明显的菲律宾日常社会

菲律宾是一个显性的宗教社会，随处可见的不是佛教庙宇，而是形形色色的教堂，不管是在马卡蒂、奎松，还是以“中菲友谊门”划界的唐人街区域，教堂是最容易进入视线的公共建筑。

一个周末，我在马卡蒂区域看了四间教堂，都在进行各式的礼拜和受洗礼，礼拜的进行通常由大型的乐队伴奏，在长时间的唱诗和圣经讲授之后，伴随着集体痛哭流涕的忏悔。

教堂对于当地人而言，对公众的两个重要生活起到决定影响：孩子的出生和姻侣的结合，在每个教堂的宣传栏都贴着长长的婴儿受洗和接受婚姻登记的名单和个人照片。

这些教堂音乐也至少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是基督教的福音派，使用了大量不同风格的音乐，包括改编一些流行音乐，在马卡蒂的一座教堂，当地人甚至改编了Coldplay的Scientist，将这首歌作为宗教音乐使用；另一种是罗马天主教派，对音乐有固定的曲目，选曲非常严苛和相对保守。

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声音和情绪，乃至认知具有重要关联，声音通过在某些具体场合的集体行为放大，可以出现特殊的效果。菲律宾作为一个特点明显的天主教社会，当地人日常接触的音乐、声响混杂的传教声音结构，势必会影响他们认知其他社会和国际问题。

当我采访在马尼拉工作的中国记者和外交部派驻官员时，他们告诉我，当地人针对中国的南海示威和反抗虽然不罕见，但是在规模和持续性上，本地人对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往往更有意见，同时对美国霸权和军事间谍的抗议也是当地人关心的热点，但是由于国际媒体的放大，中国的受众往往会认为菲律宾存在一个整体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对中国有一致的极端意见。当四周出现警车的时候，各种警报声、喊叫声、高音喇叭的演讲、聚集地高声播放音乐等，这往往是被媒体放大的现场声效。而作为媒体，他们很少前往菲律宾日常世界的正常表达中去寻找平和、理智的声音，例如正常学术演讲、公民论坛讨论、咖啡馆分享、街边聊天中出现的真实情绪。

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2015年7月25日，菲律宾示威者约有300人之众，抗议中国建造岛礁，“一名宗教界代表以生涩话语祈祷，为示威活动揭开序幕，他祈求上帝显现力量，保护菲的疆域，同时感化中国大陆政府，让北京学会遵守国际法，退出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这是日常宗教生活与政治和情绪表达交融的现实例证。

在我采访菲律宾的期间，阿基诺三世受到梵蒂冈教皇接见的新闻与菲律宾获得意大利在南海问题支持，以及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最后证据和声明提交的新闻并列刊登，出现在当地各类社区报摊报纸的头条之上。

此外，第51届国际圣体大会当时将要在菲律宾宿雾举行，主题为“基督在你们中，作为你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个海报在马尼拉随处可见，其覆盖率和普遍性可以比较中国在申奥运成功时的街头覆盖；这些与宗教有关的信息流布，都是菲律宾宗教生活的日常。

菲律宾“多首国歌”背后的多元社会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Ayala三角公园广场，这个大型公园在圣诞期间用高分贝音响连续播放各种舞曲、流行音乐、商业广告音乐、音乐剧音乐、电影剪辑音乐等，形成了一个跨阶层、跨年龄的受众现场，人数数百甚至上千人。

但是与中国的广场舞和“国家在场”不同，菲律宾马尼拉的民众不太使用国歌，或是那些表现家乡、本土文化、族群文化的音乐来表达自己，而是不断使用流行音乐来彰显自己的都市身份。

菲律宾大学的民族音乐学学者胡赛－布恩孔塞罗（Jose Buenconsejo）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菲律宾人的国歌是法国式的进行曲——讽刺的是，这个反击西班牙压迫的音乐，在声音上是抄袭西班牙皇家进行曲（national royal march），一般不被民众在表现民族主义情绪时使用，而是更多有仪式和政治功能。经常在抗议和游行中使用的音乐是《我的祖国》（Bayan Ko）。

另外一名菲律宾学者安东尼奥－希拉（Antonio Hila）则认为，音乐在菲律宾的政治表现和日常反抗中起到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的方式就是通过高唱kundiman（一种当地浪漫风格的歌曲）这个音乐完成的。在菲律宾，进行曲不一定是高昂激烈的，相反可以是悲伤和舒缓的，例如marcha funebre，就时常在葬礼中使用。

希拉教授介绍，菲律宾某种程度上有多首音乐可以当作国歌使用，而在美国殖民时代，另一首歌也被当作国歌吟唱，那就是《独立万岁》（viva la independencia），作者是费尔南多－格列罗（Fernando Ma. Guerrero）。如今在菲律宾，很多高中学校则使用一首名为danza的舞曲风格音乐，当作“国歌”使用，它根据菲律宾国父黎刹（Jose Rizal）作词的一首曲目创作而成。

当我结束在菲律宾大学的采访，我看到音乐系的同学在使用菲律宾、爪哇、日本、中国的乐器准备一场校园音乐会，这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菲律宾声音的日常。

无论从前文国歌的“众唱纷纭”，还是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与海外融合，从四处流徙的菲律宾国民海外漂泊、文化互动的经历之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分化、多元、阶层化、族群化、殖民化的菲律宾“声音世界”。而这种声音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也同样适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传播在菲律宾更要懂得“在什么地方唱什么歌”，而不是把菲律宾民众当作一个集体和抽象的整体。

活跃的华人政治和民间意见市场

2015年12月7日早上九点，位于马尼拉奎松的卡姆宁餐厅会集了至少30名来自媒体、政界、学界、文化机构等的各界人士，参与一场关于菲律宾政治和教育的早论坛。

在菲律宾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特里安连（Antonio Trillanes IV）为主旨演讲人，除了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倡议，呼吁政府应该开放更多的资金支持，用于鼓励青年人进行各类职业培训和附带奖学金的大学学习；他同时还对菲律宾政府当下的许多对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当笔者询问他关于南海问题的观点时，他提到自己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并提出了关于南海问题的核心主张。

他认为，任何有关南海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正确的数据来源，而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基础了解还很薄弱，错数据将导致错结论；现有的许多菲律宾南海政策中不断出现有人催逼现有局势的升级，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许多数据是不可信的。此外任何对于争议问题的解决需要冷静和客观的土壤，中国的钓鱼岛问题从热度上来看不如往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种“降温”有时候可以为解决矛盾提供重要机遇期。

把记者、学者、政界人士集中在一起进行讨论，发起和组织这一系列论坛的人士为菲律宾华人李天荣，他的民间论坛被笔者总结为4B模式——Business(商业支持)、Bread Talk (早茶谈话)、Briefing（信息发布）、Brainstorm（意见头脑风暴），旨在凝聚不同的力量和关注力，促进当下问题的解决。

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受众，通常会认为因为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的强烈对峙和竞争，已经造成了政府层面的互不信任和关系走冷，并势必向民间社会不断渗透，对中菲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也产生负面影响。

在菲律宾，因为该国一直以来就非常分化——出于宗教、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知识水平等原因，所以基本上并没有一个铁板一块的菲律宾舆论，尤其是在南海这个国际时政问题上。

在这一意义上，当菲律宾的阿基诺政府出台种种不利中菲关系的言论，并施以行动时，中国的媒体界和学术界不应该为之干扰，反过来应该使用更为积极和友善的方式来寻求多元互动，寻找菲律宾社会不同的建设性声音，来促进南海问题的解决，并形成对现有菲律宾政府决策的正面影响。

菲律宾华人在当地生活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和菲律宾不同族裔的当地人形成了长期的亲密互动，尽管各阶层和族群之间存在隔膜和刻板成见，但是菲律宾民间社会是一个相当动态和具有兼容性的意见市场。

同时，由于菲律宾是宗教特征明显的社会，华人社会一旦融入天主教等当地主流宗教，从宗教属性上看，基本上没有“华人特征”；同时由于文化和语言的用进废退，所谓的“中国血统”并不能转换为一种“亲中”行为。但是由于菲律宾华人与其他东南亚海外华人一样，具有自如穿行多种文化的先天优势和优秀能力，他们仍然应该成为中国理解和融入东南亚社会的最佳中介。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本身就是高质量的“海外媒体”和“文化媒介”。

民生比政治更重要

当笔者前往岷伦洛（Binondo）的唐人街时，让人感觉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洗过脸”，甚至也没想过“洗脸”，各种历史的尘垢不断堆积形成一个大花脸。当地许多华人会说菲律宾人失忆了——好像他们在说这些话时，自己已经身处菲律宾之外，他们说阿基诺家族祖上就是对殖民者妥协，帮助入侵者统治的“菲奸”。

对于当地华人来说，他们经历并亲眼见过这些殖民者和入侵者所干的事情，当然会很自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做总统——当地一位从事媒体工作的老华人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这样说。在菲律宾土著看来，不同时代定居并融入菲律宾的中国人过于实际，能干务实，中国人的那种想方设法的生活方式有时被看成“奸诈”；而在菲律宾华人眼中，那些土著和以土著自居的菲律宾人，则有点历史失忆，进而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模棱两可。

这种模糊的历史感和失忆，曾被一位英国人类学家菲纳拉－加内尔（Fenella Cannell）概括为“随时妥协的苟活模式”，2008年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期间，修习了她的一门东南亚研究的课，她当时使用的原话叫“modus vivendi”。把菲律宾放到她的被殖民历史中，也许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历史记忆”都是殖民者生产的。从1450年开始是穆斯林王国时期，两三百年后来了荷兰人，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1896年当地人开始反抗殖民军，当时误以为碰上了美国这个好朋友，没想到这是另一个来替代西班牙的新殖民者，中途除了日本的短暂占领和殖民，菲律宾开始成为美国的仆从国。

从共同历史记忆上，菲律宾也一直试图摆脱殖民，谋求一种独立和自尊，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积极利用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历史记忆，进行更多的跨文化修复：围绕日本的东南亚入侵和战争暴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许多东南亚社会都存在大量的“性劳工”（慰安妇）、二战老兵、反法西斯抗战遗孀和后裔等群体，他们往往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文化证物，中国应该和菲律宾人一道，更有效守护好这些即将消逝的历史记忆；中国应该学习菲律宾华人创建“老兵银行”（Veteran’s Bank）的方式，由二战老兵家属参与管理的专门银行和基金会，负责各类社会记忆工程的保护和知识生产，并更好服务于这类对东南亚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群。

此外，围绕东南亚的社会发展，这一区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发展不均衡、城市化模式的可持续性差、环境污染和资源透支、社会服务和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因此，在这些领域应该进行更为系统的跨国合作和项目运作，而不应该把东南亚理解成各自的生产资源和产品行销市场，而是把彼此的社会福利、环境压力、知识协同当作工作对象。

只有将彼此的视线从地缘政治、军事竞争、能源通道、渔业资源的单一性角度转移开来，关注南海周边国家各自围绕近海海域、城市形态、经济模式、社会资源分配、知识生产和协同内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创造更多合作的机会。

更为关键的是，不要把某些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意见加诸整个国民之上，并用这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来绑架南海问题的解决。具体到菲律宾，仅仅在马尼拉，这个庞大的城市群里除了商业楼宇林立、纽约式的马卡蒂，也有相对破旧、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的奎松和岷伦洛，即使隔着一条巴石河，那里的贫民窟和马卡蒂的CBD群俨然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