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的编辑特色

作者:于翠玲

口　于翠玲

［摘要］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本着以儿童为本位的编辑理念，不仅内容根本变革，而且在插图方面独具特色：插图要与文字内容配合，符合美感要求，还要考虑印制成本。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在当今被重新出版和解读，仍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编辑特色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民国时期出版的多种小学语文（国语、国文）教科书被重新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教科书既不同于古代的童蒙读物，也有别于当今的语文课本，除了内容有趣、语言生动之外，还有大量独具特色的插图。本文从编辑理念、美感标准、印制技术三方面，探讨其插图的编辑特色。

一、插图的编辑理念

民国时期，出版社在编辑小学语文教科书时，受到来自西方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念的影响，充分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不仅在内容取材方面彻底改革，而且插入大量图片，使文字内容与插图相互配合，由此彻底改变了传统童蒙读物的教化观念和文本形态。例如，商务印书馆是最早组织人力、自行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典范。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最新国文教科书》，就确定了编辑原则：“各课皆附精美之图画，图画布置须生动而不呆板，处处与文字融和。凡图画与文字，皆同在全幅之内，不牵涉后页。既有以上之限制，于是操笔作文，正如作茧自缚，非常困难；且每成一课，必经各人批判，至无异议始止。”［1］可见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图画及编排方式，以及如何“处处与文字融和”，在初创阶段有过艰辛的探索过程。

插图有不同形式，有的是对应课本的文字内容，有的是单页的彩色插图。这些插图的完美呈现还要具备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业务起家，注意引进国外印刷技术，1903年“得日本技师前田乙吉及大野茂雄来华摄制照相网目铜版”
［2］，所以有能力印制精美的插图。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第四册第一课《孔子》［3］，附有一页摄影图片，分别是“大成殿”和“孔陵前之洙水桥”（见图1）。在线装书形式的教科书中插入这样一张铜版印制的摄影图片，就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1912年，蒋维乔、庄俞编纂的《订正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在第一课《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之前，插有一张彩图，将所有生字表达的事物具象化，色彩鲜艳。第十五课的插图表现“姊长、妹幼，坐草上，立花前”的内容，如同一幅美丽的仕女图，非常引人注目。第三十六课则是配合文字而描绘的“画眉叫，孔雀飞，鹿走林中，猴升木”彩图，生趣盎然。可以想见这些彩图以及每一课与生字相配的黑白图，都会受到当时小学生的喜爱。

民国以后，新式学堂建立，中华书局从编写新式教科书起家，教科书出版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教科书实行审定制，而教科书的用纸款式及定价也是审定的一个方面。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第四条规定：“如用稿本呈请审定，除签示修改前项办理外，并须将拟用印刷之纸张款式及定价，预先呈请核准，发还付印，印成再行呈验核定，方作为审定图书。”［4］商务印书馆1913年《编辑小学教科书商榷书》也提到教科书的“形式问题”与成本的关系：“欲教育之普及，必先减轻其费用，教科书定价之不能过高，殆成一般之通论。”其小学教科书每册定价在一角左右，“惟是售价既低廉，则成本不能不节缩，工料不能不减少。查欧美各国之教科书，其纸张之洁白，装订之工致，彩图之美丽，无不精益求精。日本教科书虽不及欧美，而形式亦尚适观，夫岂不知节缩成本，减轻售价，亦以学生日与教科书相亲，不如是不足以引起其兴趣，养成审美之观念也。教育部颁布教育宗旨，以美感教育为完成道德之要素，然则教科书定价固须求廉，而形式亦不可过于粗劣。本馆共和国教科书，以定价至廉之故，纸张装订不能十分讲求。初等修身、国文，虽有彩图而枚数不多，未始非一憾事，颇思力求进步以副美感教育之宗旨。而国民经济困难，担负骤增，于教育普及究竟有无影响”，这也是不可不研究的一个问题。［5］商务印书馆如此告白，其实也是委婉说明其教科书是讲究形式的，价格至廉却有彩图，可以引起小学生的兴趣。

二、插图的美感标准

民国时期，关于小学教科书的封面及插画的美感标准，教育界专家有多篇发表于《教育杂志》等专业刊物的探讨性文章，提出具体建议，包括结合小学教学实践，参考国外教科书的标准对多种教科书进行评审等。

小学语文教科书是时代变革的产物，1920年，教育部确定小学国语的科目不久，黎锦熙的《国语教科书的革新计画》一文就谈到插图及其要注意的问题：“（1）要明了——要点更宜鲜明，不复杂不模糊，才便于直观教授。（2）要新颖的考案，能够唤起儿童的兴趣——儿童趣味的发生，也随年级不同，要预为研究。如初年级儿童的趣味，多从‘动’的事物发生，那么插画中间静止的景物要少用，须改成动的考案。（3）多用粗笔法，就便可供儿童的摹写——因为国语的教授，有时要把儿童描写想象的图画当‘作法’的，读本中的插画，就是他描写——作文的蓝本。（4）容易提示实物的教材，也不妨附加新图用来涵养儿童的美感。”［6］这代表了教育专家以儿童为本位的观念以及“革新”思路，在当时也是儿童出版物编辑者的共识。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儿童画报》所作的一则广告就说明：“小学儿童的心理，教他读书，总觉得有些没趣；教他看画，便没一个不是兴高采烈的。所以要引动儿童读书的兴趣，最好，先给他看有趣味的图画的书报。我们刊行这儿童画报，就是这个意思。内容有诗歌、游戏、谜语、笑话、童话等等，而要以图画为主，五彩印刷，精美绝伦。儿童看了，一面就可发生无穷的兴趣，一面还可养成良好的品性。”［7］

有了儿童本位的新观念，还要落实到教科书编辑的具体环节。1933年，百刚《关于编制小学教科书的问题》一文强调小学教科书是比一般图书还要难的，“在着手编制小学教科书之先，应得先有一相当范围的委员会，网罗教育家（尤其是实际从事小学教育的人）、心理学者、文学家、言语学者、童话研究者、艺术家等组织之”。他还参考国外教科书的经验，提出教科书的封面“纸质要坚牢，色彩要鲜明，图案要儿童化、艺术化”；教科书的插画应该是“儿童本位的”，具体表现在“要有彩色” “最好用儿童的画风”“人物所表现的个性和表情，要和课文中相照应”“全体都应当有动的表现、力的表现”等标准。
［8］吕伯攸《小学教科书的封面和插图》一文，根据他在小学多年教书的经验和观察，从形式方面论述小学教科书的封面和插图：“封面用纸或封面画，绝对要避去黯淡、沉闷、儿童所不喜欢的颜色，而代以鲜明灿烂，为个个儿童所爱好的三原色——红、黄、蓝，或两原色的混合色——橙、绿、紫。而且所作图稿，是要能表现本书的特性的”；还举例讲述教科书插图的位置、排列方法等细节，特别提到文学的教科书和科学的教科书插图有区别，“文学教科书的插图，目的只在供给儿童们美的欣赏”；要安排好插图的内容以及排列的方式，编辑者和绘画者必须互相了解和合作。9］编辑小学语文教科书涉及诸多环节。要根据每课书的内容及文字多少而进行排版，每页一课，或多页一课，形成相对独立的教学单元；每一页的插图与文字的配合关系、彩图的使用、版面的编排，等等。这些都是不同于一般图书的特点，需要编辑通盘考虑。教科书的装帧属于形式问题，包括封面设计、装订方式（从线装到平装）、纸张选用、字体字号（包括注音字母）、插图设计等方面。韦息予曾指出当时小学教科书“插图嫌简陋”，其原因“一半由于绘图人才的缺乏，一半由于印行教科书者不甚注意插图，所定酬金过低，所以难得满意的成绩。现行教科书的插图多由编书人规定图意，使绘画人按着作画。绘画人对于儿童教育和编书人的意志，不免有所隔膜，这也是插图不能令人满意的一种原因”，他所提出的改善方法是“插图充量采用照片”。［10］其实，编书人与绘画人的有效沟通和通力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采用照片”固然可以省去绘图人，却不易配合课文的内容并适合儿童的心理，还要考虑照相制版技术及其印制成本问题。

根据上述讨论所提到的具体标准来看，开明书店1932年出版的《初等小学国语课本》堪称典范。此书的课文由既有儿童文学作品又有教师经历的叶圣陶精心编写，插图则由画家丰子恺绘制。此书的“编辑要旨”说明：“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而“本书图画，与文字为有机的配合，图画不单是文字的说明，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例如，第一册第十二课，描写窗外的月亮，整个页面像是打开的窗户，不仅有兄弟俩抬头张望的背影，还有一只跳上窗台的小猫，画面简洁又富有童趣，确实能够配合文字、引起儿童的想象（见图2）。而第二册第十八课《柳树条》，插入一幅彩图，颜色有绿色与黄色，与“柳条绿柳条长，满地菜花黄”的歌谣相映成趣，充满律动感。这套教科书在出版一年后就加印了十多版，近年又被重新出版，依然让读者爱不释手。

为了保证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质量，当时的小学教育刊物发表不少文章，组织专家对各家出版社的教材进行评审和具体比较。这就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国外的标准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朱紫华参照美国学者的《低年级儿童用书形式评点表》，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对封面、纸张的颜色及厚薄、插图、字体大小、字体形式、字行的长度、字行的距离、装订等进行详细分析。其中举例分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两套小学国语教科书：“这二套教材低级几册中之插图，至少占全书面积的1/2，在书首前有许多幅颜色鲜艳而夺目的图画，描写连环故事，很能辅助儿童增进阅读速率，并且有产生儿童审美观念之可能”；还谈到“各书坊所出版的教科书所用的装订方法大概有四种：（1）用中式线装，（2）用人工纸捻订，（3）机器钢铁丝订，（4）活页式”［11］。

三、插图的印制技术

中国传统的童蒙读物也有插入图画以解说文字内容的，但采用的是雕版印刷技术。晚清时期，《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等曾采用石印技术复制，还增加了新的插图，但由于印刷及用纸的成本问题，小书坊的石印读物一般比较粗糙。随着民国时期教育体制的变革，新式教科书获得大量编辑出版的机遇，并形成了激烈竞争。而印刷技术随之改进，正如当时人所言：“吾国新式印刷业三四十年来，国人相继经营，颇著成效，因此旧式之手工印刷渐被淘汰。民元国体变更，盛倡教育普及，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字风起云涌，印刷品数量突增，皆为印刷业之良好机会。”［12］

小学语文教科书由于插图、字体、版面等原因，更对印刷术有特殊要求。钱英的《对于复兴初小国语教科书说几句话》一文指出：“一部教科书有四部分最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形式方面，印刷精美否？装订坚固否？价格低廉否？插图有意义并适合儿童的趣味否？从这方面讲，商务拥有完美的设备，多年的历史，自易使人放心信仰。”但他仍然提出意见：商务复兴本的“纸张，尤其是封面，尚嫌不甚坚韧；彩色的图画，除第一册开首外，一张都没有；封面的彩色，亦没有引起小孩子兴趣的魔力；价格又觉得贵了一些。这几点意见，实行起来，当然资本要加大，赢利要减少，恐怕不为书店老板们所乐于接受。不过印刷事业，负文化教育之绝大重任。我人深盼商务仍能以远大的眼光与雄伟的手腕，为文化着想，加惠于儿童们，亦所以自求竞存之正道”。［13］还有评审者批评中华书局1929年出版的《新中华国语读本》插图太少，“此或系印刷成本关系，未可苛求。然小学生出大洋一角之代价购一仅有二十四张之国语教科书，除一页彩色国旗外，欲求一朵红花一个绿球而不得见”，这是无法引起儿童兴趣的。［14］这虽然都是对出版社提出的批评，但也说明印刷彩图、纸张以及印制成本等因素，影响了教科书在形式方面的质量。

这里必须谈到中国的印刷工业在当时的发展情况。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已经被西方新式印刷术所取代，但由于印刷工业还处在落后状态，不仅铅印技术、照相制版术等要向国外学习，而且印刷设备、油墨、纸张等都需要引进，因此提高了印刷出版物的成本。这是制约小学国语教科书大量印制插图特别是彩图的重要因素。贺圣鼐《印刷术之新进步》［15］一文，就提到我国引进影写版印刷术的情况：“我国今日印刷事业日有进展，需用自亦更急，上海商务印书馆有鉴于此，特于今春聘请德国技师，购机创办，并开专部以应社会之需要云”；而“影写机制版法，系最近照相制版术之一，然其法虽悉取诸摄影术，与寻常照相制版术，较其优点，仍不可同日而语，实为近代印刷界中之最精美者”。而“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16］，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是教科书出版和印刷的重镇，自然要兼顾出版与印刷的成本问题。

小学语文教科书还有不同于一般图书的技术要求，在字号、封面、插图、装帧等方面更加讲究，必须图文并茂，色彩鲜艳，与字词和课文等内容有效配合。这也涉及印刷工业的各个方面：纸张、油墨色彩、图片制版、字模、排版、装帧等，印刷机构必然要考虑教科书的制作技术与成本。例如，1935年教育部发布训令《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规定自1936年1月起，“初级小学国语科课本生字表完全用注音汉字”，“凡编辑儿童及民众读物者一律须用注音汉字印刷”。［17］这就是在解决了注音汉字铅字铜模及排版方式之后才得以实施的。［18］实际上，小学语文教科书是最早使用注音字母的，商务印书馆于1919年出版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就已经为生字注音了。再以1937年中华书局的《新编初小国语读本》第一册中第22课为例，其中课文、注音字母与精制的彩色插图（见图3），确实是“图文相辅”、配合有序的。因此，小学国语教科书在形式方面的改进，不能脱离印刷技术的改进与印制成本问题。正如当时教科书研究者吴研因所指出的：“插图的精美与否是与技术很有关系的”，“欧美的小学教科书，印刷精美，装订坚固，我国的小学教科书印刷装订都比较草率得多。这是跟经济以及技术都有关系的，技术还可以改进，经济很少办法”。［19］从这个角度看，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形式（用纸、封面、彩色插图、铅印、平装、字体等）改进也是中国印刷技术发展历程的一种样本和生动记录。

此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发行，还要考虑定价与家长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与其他出版社的竞争问题。吴研因在谈到插图时也指出：“关于颜色一层，也有经济的关系，美国富，我国穷，我国儿童不能担负多彩色图的书价，所以也难怪我国的小学教科书黯然无色。”［20］尽管如此，出版社在营销广告中还是要着重宣传其精心制作的彩图，以引起关注。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科书都有印制精美的彩图，在今天依然鲜艳如故，令人悦目。这也是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科书重印后，还让今天的读者所喜爱的原因。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是教育体制和观念变革的产物。小学语文教科书，不仅课文内容不断更新，插图形式相应变革，印刷技术也不断改进，这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共同参与，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中不断探讨。在今天，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精品被重新挑选出来，获得了再版的机遇，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同。这些精品对今天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依然具有借鉴意义。除了印刷技术之外，如何使插图与文字内容有效配合，符合儿童心理、审美标准和教学规律，这依然需要出版、教育、美术设计等方面的人才相互协作，共同探讨。从书籍史的角度来看，对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所呈现的文本，有必要参考当时的历史环境，从内容编辑、插图形式、印刷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和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曾经引发不少争论，也存在批评的声音，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注释：

［1］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91.

［2］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267.

［3］详见蒋维乔、高凤谦、张元济于1907年编著的《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四册）》.

［4］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76.

［5］编辑小学教科书商务书.教育杂志，1913（5卷5号）.

［6］黎锦熙.国语教科书的革新计画.浙江教育月刊，1921（5）.

［7］广告. 大公报.1922-11-24.

［8］百刚.关于编制小学教科书的问题.复兴月刊，1933（1卷10期）.

［9］吕伯攸.小学教科书的封面和插图.中华教育界，1931（19卷4期）教科书专号.

［10］韦息予.小学教科书的改善及其障碍.中华教育界，1931（19卷4期）教科书专号.

［11］朱紫华.前期小学国语教科书之分析研究.浙江小学教育，1934（2卷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