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出版业的诞生和发展，与近代的沙龙密不可分。几个世纪过去，沙龙在今天的发展已经式微。文章从沙龙精神对大学出版的价值导向、特色沙龙对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战略、沙龙组织模式对大学出版的运作流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受到相应启发，以期对现代大学出版有所助益。

［关键词］大学出版 沙龙精神 意义发微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大学出版（包括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和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版）是以大学的孕育发展为依托的，长期以来，已确立并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即以学术出版为根本，服务教学科研为目的，通过传播学术知识启迪思想、影响社会，这是其特立于其他类型出版的一个重要特征。”［1］出版业的诞生和发展，与近代的沙龙密不可分。出版业于1835年在法国作为一个行业真正出现，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刊物就是在沙龙中孕育诞生的，这标志着出版业的正式起航。几个世纪过去，传统模式的沙龙已经式微，现在的选题论证会模式、论坛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沙龙的组织模式，传统沙龙对出版业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沙龙精神对大学出版的价值导向、特色沙龙对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战略、沙龙组织模式对大学出版的运作流程依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沙龙对出版业的孕育作用

17世纪初，由德·朗布依耶夫人创办的“蓝色沙龙”标志着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沙龙正式成立。沙龙是流行于十七八世纪的一种社交形式，其参与者为社会上流或精英人士，以一个女主人为主导，以谈话为主要形式，话题范围包括文学、艺术、社会思潮、社会现象等，以法国沙龙最为典型。沙龙是推动近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发酵剂，而作为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体——出版业，它的孕育和最初的发展就是在沙龙中完成的。

（一）提供场所和媒介

沙龙首先为作家和编辑提供交流的媒介。“沙龙提供了类似小型私人学院的场所，文学家们在那里阅读新作品、倾听有价值的评论、获得编辑帮助、制定出版计划或者仅仅是写作。”［2］可以说，沙龙为出版事业提供了母体和素材。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沙龙汇集了大量的启蒙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编辑在沙龙中也有固定席位，通过沙龙这个媒介，闪耀着启蒙思想光芒的书信体作品得以公开出版。

（二）推动作品首发

沙龙是一部作品能否问世的最初评判机构，一部作品的手稿从胚胎阶段便在沙龙中被讨论，19世纪著名的批评家圣勃甫认为，“17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艺术批评就是沙龙的‘口头批评’。”［3］事实上，沙龙的作用覆盖了作品从孕育、诞生到出版、流行的全过程。作品完成后的首次问世也是在沙龙中。作品问世后成功和流行与否，沙龙评论起了主导作用，“在（沙龙）里，年轻的作家可以找到已经成名的、有影响力的作家当听众，也同样可以引起那些业余写作爱好者的共鸣，如果他们被他的作品所打动，就会去支持他。”［2］就这样，那些经普遍流传和有较好欢迎度的作品便被纳入出版的行列。

（三）给予资金支持

沙龙女主人对其赏识的作家作品进行资助是沙龙一直保持的传统，并切实解决了作品在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比如，1748年，孟德斯鸠撰写的《论法的精神》正式出版，起初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唐森夫人出资将第一版几乎全部买下，在她的社交圈中进行免费赠阅和宣传，才使这部书得以流传和推广。《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伟大的成果之一，它的编写和出版屡屡遭受政府和教会的禁止。沙龙女主人为“百科全书”派提供了有力的庇护与资助：莱丝比纳丝小姐的沙龙为“百科全书”派的聚会提供固定场所，乔芙林夫人为《百科全书》的出版捐助了20万利弗尔。这样，这部闪耀着对封建社会与教会反击，体现对社会全新认识的巨著才得以成功诞生。

二、沙龙精神对大学出版的价值导向的启发

沙龙作为近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沙龙到了18世纪逐渐由教育与教化的作用、文学性的讨论，转化为哲学、科学、宗教的思考中心。”［2］沙龙在18世纪能够走向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和启蒙运动的相互促进作用，一方面，沙龙给启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场所与媒介，对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启蒙运动极大丰富了沙龙的社交内容，丰富了沙龙的内涵与价值。它们互相辉映，对一个时代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现代大学出版应继承和发扬沙龙对社会的思想引领作用，并通过沙龙找准自己的立足点，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时代和市场的大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精神，坚守优质学术出版的地位，肩负起对社会、对文化应有的责任。

（一）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面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学出版应毫不犹豫地以社会效益为第一，坚持出版物的水准，坚守精神生产的质量。

目前，我国的大学出版存在令人警醒的现象。据《2014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简报的统计数据，在2013年度纳入统计的6 435种中国科技期刊中，总被引频次1 197次/刊（≥1 000次的期刊为2 082种），影响因子0.489（≥1的期刊有631种），即年指标0.081（359种期刊为0）。这些数据说明，我们的学术期刊质量不容乐观。同时，一些学术专著的水准也有所下降。如一些所谓的学术著作其实只是整理汇编资料而缺乏真正创新的学术观点，这对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都是一种损害，对学术规范和研究精神产生了不良影响。

究其原因，就是大学出版没有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没有坚持自己应有的价值导向。曾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的杰弗里·盖斯这样阐述他们的理念：“我们的兴趣不在于使利润最大化。我们没有经营者，没有股权人，没有分红……我们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育书籍，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知识传承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4］大学出版应该坚持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品位，创造、传播和积累学术研究，凝练、传承和引导社会精神文化，唯其如此，大学出版才能照亮人类文明前行的路程，实现大学出版的本质目的和文化理想。

（二）保持相对独立的精神

沙龙在发展过程中，对封建势力、对贵族阶级始终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精神。在大学出版事业发展中，我们应该理解和传承这种宝贵的品质。我们看到，在市场生存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前，一些出版者的价值观扭曲，独立人格丧失，甚至成为经济效益和金钱的附庸，在专著和论文的选择中不愿或不敢坚持严格优质的学术评价标准，直接导致大学出版学术水平下降。

洪堡指出，对于追求纯粹知识的大学而言，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所谓寂寞，就是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专注于探求纯粹的学问，不以职业需求为目的；大学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扰，完全沉潜于科学探索。［5］这其中也包括承担大学出版工作的编辑。

（三）坚守优质学术出版的地位

学术著作出版一直是大学出版的重要职责，它为科研成果转变为生产力提供了载体和传播渠道，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着重要的媒体作用。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含金量，直接决定其在出版界的地位，是其文化品位与品牌创建的核心因素。

目前，大学出版存在一定的重教育类用书轻学术著作的现象。“各类考试辅导用书、外语教学类用书、中小学教学辅导用书占了很大比例，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对大学资源的合理发掘和利用，但是许多业界人士和研究者却普遍认为，以教育、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出版应该算作是教育出版，它与反映人类思想创造、科学发现、技术进展这样专业性强的大学学术出版在起点和定位上还有区别。”［1］这种现象应该得到纠正。优质学术出版既是大学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的本质所在，也是其生存的重要意义所在。如果没有这种坚持和坚守，大学出版会逐步失去读者的关注，失去生存的土壤。同时，由于特定的专业限定了读者群等，学术著作的出版常常需要出版社的经费补贴。因此，出版社应建立专项基金扶持学术著作出版，支持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顺利问世。

三、特色沙龙对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战略的启发

在沙龙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但每个沙龙往往有一个中心人物，例如夏特雷夫人沙龙有伏尔泰，乔芙林夫人沙龙先后有丰特奈尔和达朗贝尔，内克夫人沙龙有布丰等。因为这些中心人物的不同，各沙龙形成了自己不同的风格和特色，这既是沙龙的生存之道，又是沙龙文化繁荣的原因。

而对大学出版来说，出版特色指出版社在长期的实践积累中形成的以特色出版物为具体表现的个性鲜明的出版风格。毋庸置疑，出版特色是大学出版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部曾在《高等学校出版社“十五”发展规划要点》中指出：“40%左右的高校出版社要建成出版特色突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中而特的出版社。绝大多数高校出版社要在学科特色上下功夫，努力建成专业特色强，学术水平高，在同类专业出版社中影响较大的小而专的出版社。”这一点对今日的大学出版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充分利用大学资源

每一个大学出版社都以一所大学为依托，相比其他出版社，大学出版与高校各专业领域的学者有更直接的联系，掌握教学科研等信息资源更为有利。具有学术创新和科学研究的前沿视野，是大学出版社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因为学科品牌而占有相对丰富的教育、学术出版资源。大学出版社要充分把握这一有利条件，认真分析、研究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进而根据自身的规模、特点，确立发展战略，制订经营目标，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加强学术文化特色

各个大学出版社因历史地理因素，学科发展、师资力量的特长各有不同，不能亦步亦趋，应该在吸收大社、强社成功经验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只有清楚认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做深做透自己的强项，才能以特色取胜。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依托，虽然在规模上难以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相比，却以出版对外汉语教材和学术著作的鲜明特色而立稳脚跟，在出版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根据学校的发展方略，找准了自己的长项，着力策划、组织出版“船舶工业、海洋开发、海军建设、核能利用”相关领域的教材、专著，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三）树立创新、合作观念，强化危机意识

大学出版社一般设在校园内，以前一直属于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单位，近几年陆续转制。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员工的企业、市场概念和竞争意识要相对淡薄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出版社要使员工认识到，只有将创新意识运用于实践，出版社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危机意识，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内部制度上，大学出版社需要切实深化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编辑素质。优化编辑审稿机制，强化审稿问责制，实行学术著作作者队伍诚信一票否决制等。以此改变这种资源浪费和学术重复现象，体现大学出版社应有的担当与勇气，形成大学出版社的良性发展机制。

在发展视野上，大学出版社必须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合作，在合作中共同发展。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就在合作发展方面提供了范例，“通过与国外高校、出版社、中文教师学会、中文培训机构的合作，由输出版权贸易到合作编写、合作出版教材，实现了海外汉语教材市场拓展的质的飞跃；通过与中央电视台音像公司、文化部电子音像公司、中央电大音像出版社、国内外网络教育公司等进行强强联合，从根本上改变了北语社音像产品落后的被动局面”［6］。

四、沙龙组织模式对大学出版的运作流程的启发

沙龙作为一种社交媒介，“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市民的，亲王、伯爵子弟和钟表匠、小商人子弟相互交往”［7］。沙龙的通行证是思想与才华，机敏的谈吐与思辨能力，沙龙的精神内核是包容性、平等性、开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沙龙打破了社会等级和阶级垄断，所以才使得它实现了对宫廷文艺谈话的突破，获得凤凰涅槃的机会，使更多人展现了才华和思想的火花，照亮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道路。

在沙龙中，女主人是沙龙的主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由她启发参与者的智慧，激发参与者的谈话欲并协调不同意见。一个理想的沙龙“是由沙龙女主人经过慎重挑选，根据相容性和特殊性选择不同的人组成，以便进行最愉快和谐的谈话……沙龙女主人必须善于挖掘个人价值而不使一个人的光彩遮住另一个、维持礼貌合宜而不使谈话的创造性消沉、不干扰谈话的自发性。”［2］现代大学出版可参照沙龙的这种组织模式和谈话氛围，进行选题研发与论证、遴选优秀作者，更好地发挥自身对学术出版的引导与组织功能。

（一）充分论证选题的有效方式

大学出版社在重大的学术选题论证会之前，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下，用沙龙方式预先召开小型研讨会。一个选题的价值意义和可操作性，不仅需要书面材料，更需要真刀实枪的思想交锋。在现场论证思辨的过程中，对选题的意义等展开讨论，对选题进行更好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大学出版社的这种研讨会如能真正运用沙龙的自由精神，使参与者畅所欲言，往往能以更好的视角重新审视选题的价值。

（二）遴选优秀作者的良好手段

在作者遴选上，参与者在研讨会上自由交互发表意见的这种现场发言模式，有利于出版社甄别和发掘真正有学术功底、学术见解的作者，有利于出版社不受“名家”“大家”身份的束缚和限制，发现有实力、有见解、肯钻研的新人，为学术发展不断输入新的血液，注入新的活力。

（三）提高出版水准的有益辅助

在相关著作和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各参编者按照拟定的章节分工，往往各自为阵，不利于内容的深入和著作的整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出版可采取和借鉴沙龙的形式，在编写之前，举办编者沙龙，就各个章节的主题进行讨论、交流，在交互式的沟通、批评中进行思想的碰撞，往往会激发灵感，给著作以全新的视野和更好的广度、深度。

五、结语

作为西方近代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沙龙对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思潮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沙龙作为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平台，不仅是社交聚会的场所，也是散播文学和传播政治消息的地方……沙龙在文化界中发挥了创造性的影响，左右了文学界和公众舆论，促使了新观念和思想的诞生和传播；它还直接推动了启蒙运动的进程，并大大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度……成就了18世纪的女权主义滥觞。”［8］可以说，沙龙对文学艺术和启蒙思想的发展、推广、传播、出版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大学出版应继承沙龙对社会思想的引领作用，以出版精品学术著作为己任，吸收沙龙的精神内核，消化沙龙的包容性、平等性、开放性，并根据自身特点办出特色，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为社会科学与文化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注释：

［1］ 李静.现代大学出版的缘起与学术文化传统的形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10-114.

［2］ 转引自郭莹莹. 近代西欧沙龙文化探析——以法国沙龙为例.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3］ 罗芃，冯棠，孟华. 法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4.

［4］ 转引自范军.专业出版：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重要职责.大学出版，2006（2）：16-20.

［5］ 转引自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 中国大学教学，2003（6）：24-26.

［6］ 戚德祥.特色出版：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大学出版2005（2）：13-16.

［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8-39.

［8］ 张媛珺.18世纪法国沙龙的兴衰.黑龙江史志，2009（6）：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