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如何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牵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荣辱得失和民众情绪。因此，对图书中涉及的历史问题，都要以负责的态度谨慎处理，应当做到真实记录讲述历史、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讲述历史、谨慎对待敏感性较强的历史话题、谨记英雄人物是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标志和骄傲。

［关键词］历史读物 编辑出版 内容质量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历史问题一再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政见不同的国家、党派、集团之间发生争执，甚至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如何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牵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荣辱得失和民众情绪，必须认真对待。出版工作者，特别是面向青少年的出版人，一定要认清对读者进行正确历史观教育的严肃性。无论编辑哪类图书，对涉及的历史问题，不管是大事小事，都要以负责的态度谨慎处理。

笔者在以往的编辑和写作活动中，策划、主编和撰写了很多历史读物，如《中国通史故事》《世界通史故事》《中华人物故事全书》《外国人物故事全书》《神圣抗战》《世界大人物丛书》《中华五千年》《祖先的遗产》等。近几年，笔者又为畅销五十多年、但尚未完成的《中国历史故事集》写完了后五种（即《晋朝南北朝故事》《隋唐故事》《宋元故事》《明朝故事》和《清朝故事》。前四种为林汉达写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和《东汉故事》，第五种是我根据林汉达50万字遗稿缩编改写的8万字的《三国故事》），使之成为完整的一套，满足了读者的需求。本文拟结合编辑和写作的实践，对某些历史读物的问题做些探讨。

一、真实记录讲述历史

真实记录讲述历史，把真相告诉读者和后代，并进行公允的评价，帮助读者正确认识过去，是历史学的最基本任务，是历史读物的最高原则。历史学是研究国家和民族过去历程的学问，它的基本方法是记录与评议往事故人，“真实”是它的生命。历史不同于处理现实问题的政治。政治家为了国家安全，可以对某些事情加以保密（但不是永久的，有解密时限），历史学家却要如实记载史实，对史实不能加以遮盖、掩饰、美化，更不能随意否认、歪曲。我国古代多次发生过记史官为了如实记录事件经过，与当权者进行斗争，宁死不屈的事情。编写通俗的历史读物的时候，虽然主要是运用现有材料写作，但也要注意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一是采用正史史料为主，使用民间旁史为辅，并加以分析判断，使叙述合乎真情，又合乎道理。我国有丰富的史料，不可否认，无论正史还是旁史，都存在真伪的问题。有些当权者为了维护自身形象，掩盖事实，倚仗权势改写史书的事，确实有，但毕竟是少数。正史应是主要选材依据。对民间私人记史，要搞清作者身份，看清内容并分析判断以后，再决定使用与否。如，北宋初期关于赵匡胤死亡和传位的“金匮之盟”和“烛影斧声”，《宋史》和《资治通鉴》等正史的记载就有矛盾，疑点很多，野史也是神秘莫测，已成历史之谜。笔者在编写的时候，就注意如实讲述它的疑点，不简单定论。又如，二十四史对皇帝都有空泛褒扬、回避批评的倾向，这是封建时代“为尊者隐”观念的反映。笔者在写皇帝的时候，就参照了一些实录、个人回忆的记载，力求接近真实。

二是严格区分历史与民间传说、演义小说、影视作品的区别，向读者说明真相，避免混淆视听。我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传说、小说等，虽然属于文艺范畴，有的是为了赞美英雄、斥责恶行，但往往不顾事实，任意编造，添枝加叶，给正确评价历史造成障碍。当代有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更是胡编乱造，错误比比皆是，成为文化垃圾。我们编写历史读物的时候，应以真去假，以正压邪，给读者正确认识。笔者在编写历史读物的时候，就针对一些流传很广的传说，给以真实历史的说明。如隋末瓦岗寨起义和隋唐演义中的英雄好汉，宋代杨业祖孙三代为国立功和民间的杨家将故事，北宋名将潘美和杨家将故事里的潘仁美，宋仁宗的生母问题和民间“狸猫换太子”的离奇故事，清朝康熙年间的清官施世纶和公案小说《施公案》，乾隆皇帝娶纳维吾尔族女子为容妃加以优待的历史和民间传说里“香妃”被害假说，等等。

三是注意史学界的新发现新成果，采用科学的论证，使内容真实或更接近真实。以往的史料受各种因素影响，未能把真情记录下来，会存在误记错判，或记载不详的现象。经过考证研究，不断会有新的证据被发掘出来，我们要及时吸收，修订旧说。如果意见不一致，也要同时加以介绍，供读者思考。如林汉达当年写苏秦、张仪的时候，主要依据《史记》的说法，而后来马王堆出土文物有新发现，不同以往。笔者在处理时就特意加了注释，告知读者。笔者在写清朝晚期的时候，对戊戌变法后的几件事，就搜集比较了多种史料，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如袁世凯是否告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不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维新派重要人物陈宝箴被免职之后很快离世，是因病而亡，还是另有隐情？光绪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害死，谁是主谋？经过比较研究，笔者认为自己的写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讲述历史

讲述历史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恰当把握史料，准确评价人和事。笔者认为主要包括这样四个要点：一是坚持材料决定观点，不是观点决定材料。要正视史料记载，从分析史料入手，得出观点，而不是从观点出发挑选史料，决定取舍和态度。以观点决定材料，符合自己观点的就采用，不符合的就不用，甚至说是假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二是要把人物事件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环境中，认识分析其正确与否和作用，而不是简单地用今天的理念套用历史现象，衡量古人，得出荒唐结论。三是要看当时的人民大众对这些人和事的态度，而不是用自己的好恶衡量。群众的态度有时也会有一时的偏差和情绪化，但最终会是公允的。四是要全面、全过程地看待事件的过程，看待人物的一生，给予评判，而不是绝对化、单一化，只凭一时一事的表现定论，以偏概全，或是要对全对，要错全错。

笔者在书中的很多地方，对人物的评价写得不同于以往，或是不同于现在流行的说法。并不是笔者掌握的史料和别人不一样（史料不同只是个别地方），而是注意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史料，正视事实，给予了新的认识。如十六国时期前秦天王苻坚，南北朝时期的高欢、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清朝的嘉庆皇帝等，过去对这些帝王的评价不高，或是被基本否定。笔者写的就有新意，写出了他们的贡献和可贵之处，也写了他们的错处和局限。又如袁崇焕、史可法等人，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但对他们的不足和错处一般避而不谈，笔者写的时候，就如实地写了。又如康熙、雍正两代皇帝都打压皇八子胤禩，最后把他迫害至死。过去都说这是胤禩犯错误自找的，笔者仔细看过史料以后，觉得这个判断不公正，胤禩有错处不假，但并没有大错，而且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被压制，主要是他的能力强、声望高引起康熙皇帝的猜疑和雍正皇帝的嫉恨造成的。这样，笔者笔下的胤禩就是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悲剧人物。对于近代的风云人物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笔者同样如实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肯定他们在办洋务促进工业近代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概否定。就是对慈禧太后、袁世凯这样的劣迹很多的人，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写成反面人物，而是写出他们的矛盾心态和行事过程。总之，对待历史人物，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先定性，再说事，更不要跨越时空死抠教条，把活生生的人和事写成僵死一团，脸谱化。

三、谨慎对待敏感性较强的历史话题

谨慎对待敏感性较强的历史话题，避免因片面性造成矛盾，引起麻烦。这里说的敏感问题，主要指民族的、宗教的、民众起义的、改革变法的等。这些事件和一个人的一个功过或是一件偶发事件不同，都有广大民众参加，如何讲，关系到对广大民众的行为评价，容易引起情绪波动。讲历史，这类历史问题难以回避，但笔者认为少儿通俗读物，尽可能少讲，需要讲的时候，先要弄清事实，掌握相关的知识，分清是非，讲述时多讲过程少加评论，不要轻率加以褒贬。

如民族。古代汉族对边地民族往往执歧视态度，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实际上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是各个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就开始了。几千年来，各民族之间既有交往互助，也有侵扰争战。我们要正视这一实际情况，既不能抹杀古代民族矛盾的存在，也不能一味指责边地民族，要有具体分析。笔者在书中对十六国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都写了一些。特别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由边地民族掌握中央权力的朝代，书中都较全面地讲到了功过。如清朝的康乾时期，对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的政策和军事行动就取得了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完整。而清朝强化专制制度，不思求新改革，最终导致国内外矛盾爆发，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些，书里都如实地讲到了。

如宗教。中国以儒学为官方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所以自己的宗教不发达，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来自外国。但是有远见的当权者，特别是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包容的态度，使各种宗教能同时在中国传播，互不干涉，这是个奇迹。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皇帝信佛信道不理朝政的事，也有过灭佛限佛的行为，但最后还是让宗教居于从属地位，没有造成宗教主宰政治的现象。笔者在书中多处讲到了宗教，都是只讲基本历史进程而不加评论。

如民众起义。过去多称农民起义。以往学界对反对官府的造反行为一概肯定，认为是人民革命；近年来对起义造反的事又多有指责，认为搅乱了社会。笔者认为要区分不同情况，也要看实际效果。一是要把占山为王、杀人抢劫的强盗土匪和起义区分开，不能把与官府作对都说成人民起义。二是要肯定人民反抗剥削压迫行为的必然性、正当性。三是要看起义后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打击了贪官污吏的气焰，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本着这个原则，笔者在书中对几次影响大的民众起义，做了如实的讲述。特别是唐朝的黄巢起义、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都讲了过去有意不讲的一些事，全面地予以对错是非的评估。对近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也如实地讲了起因的合理性及其演变经过。事实说明，封建时代的民众起义，不可能具有“革命”的性质，无不借助宗教神鬼的影响，最后不过是成王败寇，或者是受招安被利用。

如变法革新。古代的变法改革，代表着当权者进取的一面，每朝每代都有，但是往往开始动静很大，不久就遭到反对，以失败告终。主持者也大都下场悲惨，甚至被杀害。究其原因，保守势力的反扑是一，皇帝的动摇是二，改革者的失误是三。笔者在书中多次讲到这类故事，尤其是经济改革，都给予肯定的评价。同时讲了封建朝廷的内部矛盾，造成派系争斗，给改革带来的种种制约和严重后果。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党争反复无休止，给百姓带来苦难。这不是变法的过错，而是封建特权造成的权利之争引发的。

四、谨记英雄人物是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标志和骄傲

对于民族的英雄人物要倍加爱护，充分肯定他们的杰出贡献和高贵品质。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平庸的民族，对自己民族的英雄不要神化，但任意贬低、曲解、嘲笑，则是可悲的。这些年，有些人思想方法简单幼稚，以“颠覆历史”为荣，以“标新立异”为乐，对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这些声望很高的英雄，多有指责和批评，否认他们的功绩。笔者认为这很片面。笔者在书中以很大篇幅讲了他们的感人事迹，也讲了他们的局限，没有写得完美无缺。

如岳飞。有人把当今的多民族国家，和历史上宋金两国的关系混为一谈，以民族团结为名，说岳飞坚决抗金不对，秦桧退让议和不错。这就混淆了历史概念，也罔顾金国入侵的事实。至于拿岳飞也有言辞激烈、不听调度的错处，为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辩解，则更站不住脚。

如文天祥。有人把文天祥誓死不降元朝说成“迂腐”，没有实际意义。这就等于放弃了民族气节的可贵性。如果一个民族可以随便屈从外敌，那确实就没有原则、正义、尊严可言了。文天祥坚持的“正气”是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

如戚继光。以往在讲“平倭寇”的时候，确有偏差，没有正视海盗中有大量中国人，也很少讲戚继光以外的官员将领的功劳。但对这些事的正视，不可能贬低戚继光的功绩。戚家军仍然是抗倭平海患的中坚力量。

如郑成功。主要是不能把郑成功在台湾坚持抗清、忠于明朝与当代的“台独”混为一谈。历史有看似相似的人和事，但性质完全不同。这点，康熙皇帝都看得很清，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绩。

如林则徐。有人认为林则徐禁烟是没有顺从时代潮流，反招来外敌入侵，倒是反对禁烟的官员有远见，或是应该在中国也种植鸦片，到外国贩卖，就能让国家富起来。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实际上，西方列强东来侵华，早已目的明确，要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打仗是既定方针。为了赚钱而不顾国家的形象，更不符合国情。做这类历史假设，毫无意义。

总而言之，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读物怎么写怎么评论，会随着史料的发掘发生变化，但是力求真实的基本原则不能变。笔者在编辑和写作时采用了一些新史料，更多的则是以新的理念和认识，重新解读史料，正视实际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吸引读者好奇争看，而在于恰当认识历史人物和事件，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