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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那一天

施道芬堡，这个出身于德国南部最古老和最有名天主教贵族家族的陆军上校，在经历了北非战场的残酷考验（一次空袭致其残废）和局势日蹙的耳濡目染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除掉德国最大的祸害——独裁者希特勒，好让德国及早从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中脱身，来和同盟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平。

在详细谋划和精心准备之后，施道芬堡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等来了他要的机会。这一天，他奉命参与在“狼穴”举行的一次战情通报会，会上他将向希特勒汇报国内预备军的编组情况。带着一个藏有两包炸药的公文包，施道芬堡坚定地迈向了自己所选择的命运之路。他很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的性质在当时的德国就是叛国罪，而他在行前的日记中写下，“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战情通报会在这天下午如期举行，不过由于天气炎热，地点由原定的混凝土密室改到了通风情况较好的一座小木屋里。施道芬堡把公文包放在会议桌下面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位置上，然后借口接一个重要电话而匆匆离开了会议室。

12时42分，公文包爆炸了，临时会议室几乎被完全摧毁，三名军官和一位速记员当场身亡，但是与会的大多数人却并无生命之忧，其中就包括希特勒在内。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有一名陆军上校因为嫌公文包碍事而将它搬到了会议桌的另一个角落里，这无意中让希特勒得到了厚重橡木桌的保护。

施道芬堡当然不知道希特勒只是耳膜被震破、裤子被烧焦而已，他从爆炸时的威力来判断这个独裁者一定已经死了。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副官、同样参与了这次行动的的维尔纳·冯·哈夫腾中尉借故穿过了“狼穴”的重重警戒，在大本营一片混乱的情况下驱车赶往附近的机场，他们要从那里飞回柏林，去将这场惊天政变进行到底。

北非负伤前的施道芬堡，汤姆·克鲁斯的样貌与他倒有几分相似。

这时，在距离“狼穴”大约6.5千米远的机场上，正有1架飞机在静静等待着施道芬堡的到来。这是一座小型野战机场，建在一个名叫腊斯滕堡的小村旁边，这个村名和“狼穴”所在地腊斯滕堡完全一样。

自从希特勒将他的战地大本营从乌克兰的文尼察移至腊斯滕堡之后，这个腊斯滕堡机场便变得忙碌起来，在这里起降的主要是一些运送军政要员的特勤运输机。这样的特勤飞机主要隶属于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KH）直接管辖的特种运输机大队，任务就是专供将军们和其它高阶军官或政府要员往来前线的交通之用，换言之就是提供专机和包机服务。

当二战爆发后不久该部成立之初，特种运输机大队只编成了1个飞行中队，而在德军入侵苏联后，因为战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度和广度，这个大队便迅速配齐了另外两个中队而成为一个满编大队，一般保持着超过30架飞机随时可用的状态。

起初，该大队使用的机型主要是Fi 156“鹳”式和Bf 108“台风”式这样的轻型飞机，后来增加了运输能力更强的Ju 52运输机，而当时光进入1944年之后，则大量增加了由轰炸机改装成客运飞机的He 111。

纳入特种大队的He 111将机身中部的弹舱位置改成了乘客舱室，其底部额外加配了用于防护高射炮弹破片的防护钢板。乘坐He 111“旅行”的人当然感觉不到Ju 52机舱内那种配有标准皮椅的舒服感觉，不过He 111在速度、灵活性、续航力和自卫火力等方面都要比Ju 52强得多，因此成为许多特殊“乘客”的不二选择。

于7月20日中午时分等候在腊斯滕堡机场上的，正是这样一架He 111，具体型号是H-6。这个型号原本是He 111轰炸机家族中的鱼雷机型号，变身为特勤运输机后去除了鱼雷投放装置，并且将原来的5人机组缩减为4人机组。这天在机场上待命的，是飞行员艾瓦德·阿加茨军士长、无线电操作员奥斯瓦尔德·鲍恩舒伯特技术军士、机械士格里尔、机枪手库茨纳。

之前在谋划刺杀行动时，施道芬堡已经考虑到了一切细节，当然包括自己在事发后脱身的途径。他在报经后备军司令部批准后，向特种运输机大队发出了由腊斯滕堡飞往柏林的飞机调派申请，并且得到了批准。
阿加茨的这个机组，是在7月19日这一天接到正式的出机通知单的。他和鲍恩舒伯特此前已经执行过几次往返腊斯滕堡的接送任务，对于飞行路线已相当熟悉。实际上，从他们的驻地洛岑出发，到达腊斯滕堡的飞行时间不过十来分钟而已。

20日清晨，在洛岑的大队指挥部填写完出勤任务表格后，机组和地勤人员便开始为飞行做准备。在提早用完午饭后不久，阿加茨便驾着这架机身编号CG+FW、出厂工号WNr 4882的He 111H-6出发，于10时15分便降落在了“狼穴”近旁的那个机场上。

到了中午，阿加茨打着发动机以检查机况，结果发现这架亨克尔飞机的1台尤莫 211型发动机运转不正常，于是他只得关闭了全部的两台发动机。执行此类任务的特勤飞机是不能带病飞行的，这可是个突发状况。幸运的是，当日正好有另一架同型号飞机停在机场备用，其机身编号为VD+OL、出厂工号WNr 7862，阿加茨便招呼着他的人登上这架飞机，将由它执行飞往柏林的任务。

四人机组等到13时许，等来了他们此行所要运送的“客人”。几乎就是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施道芬堡和哈夫腾出现了，他们向飞行员略为示意，便钻进了机舱。所有机组成员之前都完全不认识施道芬堡，在阿加茨看来，他只不过是“又一个高级军官”罢了，和那些之前乘机往返于“狼穴”和柏林或者是东线其它什么地方的军方贵宾们并无二致。

这架He 111在13时15分顺利起飞，机况一切正常。无线电操作员鲍恩舒伯特的位置在飞行员身后，他正好面对着施道芬堡和哈夫腾。许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施道芬堡极为平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根本不像是一个几分钟之前刚刚试图杀死希特勒的人。”

“他，是我的英雄”

飞行全程很顺利，He 111于16时15分降落在柏林-朗斯多夫机场。在这3小时的飞行过程中，飞机上居然没有收到任何要求它掉头或者其它类似的指令，这让一直守着无线电的鲍恩舒伯特后来觉得“极其不可思议”。

飞机停稳后，全程保持着冷静的施道芬堡显露出了焦虑的神情，在离开飞机之前，他扭头对四名机组成员说道：“先生们，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死了。”然后几乎是冲出了机舱，快步奔向已经等在停机坪上的他的政变同道们。

施道芬堡跑进了机场的控制大楼，然后乘坐汽车快速离开。他通过控制大楼里的通讯设备向柏林的其余密谋者通报了希特勒的死讯，却从后者那里得知希特勒并没有死，然后在一番激烈的争辩中，施道芬堡说道，“计划必须实施，即使失败也要在柏林采取行动。”

施道芬堡消失了，这是阿加茨机组最后一次见到这个“高级军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因为施道芬堡留下的那段令人极度震惊的话而感到眩晕，鲍恩舒伯特的感受是，“老天，这位上校究竟在说什么啊？”

之后，一队武装人员出现在了机场，阿加茨等人被要求立即向机场指挥官报告情况。在控制大楼，他们全部遭到了逮捕，到那时他们才知道施道芬堡在“狼穴”做了什么。在连夜进行的提审中，这四个机组成员起初被认定为参与了刺杀密谋，不过在调阅了往来出勤记录后，审讯者才相信他们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第二天上午，阿加茨等人被允许驾驶这同一架He 111返回洛岑。一落地，守候已久的大队长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把自己扯进这事里面！慌乱之下，他们起先想把这次飞行日志毁掉，不过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当天下午，阿加茨、鲍恩舒伯特、格里尔和库茨纳全部接到了停飞命令，并要求在原地等待下一步安排。而那时，施道芬堡已经被处决身亡。

很快的，整个特种运输机大队被转调维也纳，然后在那里奉命解散。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个大队的飞机间接“帮助”了刺杀者，而是因为在前线日益缩短的情况下，将军们的前线往来已经不需要“打飞的”了。不再执行飞行任务的机组们另有“用处”，阿加茨等四人就得到了二选一的“机会”，要么去当步兵，要么去操作高射炮……

在战争的最后时光里，四人机组无不痛恨施道芬堡的所为，因为他竟然想着要对元首下毒手！而当德国无条件投降、许多事实真相被揭开之后，这一念头就迅速烟消云散了。在1944年7月20日的飞行中直面施道芬堡最久的鲍恩舒伯特也是四人机组中活得最久的，在2011年他90岁高龄之际，他又一次说到了施道芬堡：“他，是我的英雄。”

部分纳粹特种运输机大队的成员在洛岑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