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迷惑惑的被一声“报告”叫醒，一睁眼才发现天已大亮。几把穿好衣服拉开门，门框后面露出一双双眼睛。从迷惑中灵醒过来，我恍然大悟，忙说：“先、先上自习。”马鹏程说：“老师，今儿个该升旗。”“对对，对，升旗，升旗。”我拍拍脑袋，有些窘迫地说：“集合，整队。”开学的第一天是要升旗的，这只要家里有上学的孩子都知道，第一天学生要穿校服，系红领巾，升旗手、护旗手要披绶带，戴白手套，学生把这看得很庄严。马鹏程说：“老师，国旗在你这达。”我脸也顾不得洗，在房子里翻找。红旗找到了，递给马鹏程说：“快去。”马鹏程接过旗说：“老师，还要用录音机放《国歌》。”我这才明白那台木壳录音机的主要用途了。按下播放键，声音却乏沓沓的，声音都走样了。我拍拍录音机，声音还是乏沓沓的。马鹏程说：“老师，电池没电了。”我忙进房间，打开旅行箱翻找。老婆说山里最离不开的是手电筒，专门买了一个手电筒给我装上，还带了几节电池。翻出电池装进录音机，按下了播放键，高音喇叭就传出雄浑嘹亮的《国歌》。我匆忙出来，见四个同学每人拽着红旗的一角，迈正步走向旗杆，马鹏程站在旗杆下，郑重地接过红旗，在绳上挂好，一下一下匀称而有节奏地拉着，红旗缓缓升向天空，高高飘扬。虽然他们没戴白手套，没披红绶带，但一样的庄严。同学们都高高抬起头仰面朝天，左手高高举过头顶，风儿拽动着红领巾。我也情不自禁地高高举起了手。自从离开学校，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这庄严的时刻了。
三月的早晨，春寒料峭，出气成霜，寒气逼人，山风很硬朗，吹在脸上刀割针刺一般。同学们的脸蛋被山风掠得通红通红，可他们的头依然高高仰起，一只只举过头顶的手高擎着，一脸庄严……校门外聚集了许多村民，在这山野，观看学生们的升旗仪式，不比天安门升旗仪式逊色。等我把手拿下来，手都冻拙了。
升旗仪式结束后，我宣布下午举行开学典礼大会。我说：“每一个班选一个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学生们欢呼雀跃起来，立刻在班长的指挥下分工搭起会场来。马鹏程从我的办公室翻出了两条红绸子和几张白纸，说：“老师，横幅你写还是我们剪？”我明白他们要做会标，就说：“剪，你们剪，老师的字写得很丑。”马鹏程就嘿嘿笑笑，抱着红绸子和纸出去了。校园里一派繁忙景象，搬桌子的抱凳子的拴绳子的，几个女生在教室里剪字。教室台基比院子要高出几十公分，伸出廊檐两米多，正好做主席台，摆了三张桌子五个板凳，一绺子红绸子苫盖了桌面，录音机还带着两个话筒，也摆在了桌子上。一条“草鞋镇上庄小学开学典礼”的会标很快做了出来并挂上了教室的廊檐下。会场就这么摆出来了，一切都像模像样的。会标上剪出来的字并不比城里电脑打印出来的字逊色。看着他们，我在想如果没有学校，他们将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天公要做美，就会给个好天气，刮了一早晨的粗硬的西北风，吃过午饭竟然无声无息了，虽说春寒料峭，但不刮风天气就立刻有了春天的温和暖意。主席台上坐着的除老村长和我，还有盼香和李谷，我想他们三个人就是上庄的领导层了。
老村长的口才真好，讲得既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还列举了上庄考出去的几个大学生，连我都觉得鼓舞。我想要是我给他写讲话稿，绝对写不到这个份儿上。几个学生代表是三年级班长马鹏程，二年级学习委员李志远——李谷的儿子，一年级班长顾清泉。学生代表的发言也博得了一阵一阵的掌声。大人们来得不少，都站在学生队伍后面鼓掌。老村长给我说除了在家里动弹不了的，上庄的人能来的都来了。开学典礼就像一个节日，不仅是学生的，也是家长的。
我用了一个中午写了讲话稿，念得还算顺利，老村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到底是文肚子，那些词儿用得多好，虽然我不懂，但一听就是好词儿，要是那些年，都能当口号喊哩。”我说：“村长讲得真好。”老村长嘿嘿一笑说：“断断续续几十年的村长了，年年讲噻，讲顺嘴了。”李谷照旧把摊子摆到校园里来了，他给我竖了大拇指，说：“好，讲得好，有文化，比前几个都讲得好。”我拍下了许多照片。
教室里氤氲着一种孩子特有的气息，与新书本的墨香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童年的气息，是欣欣向荣的气息，天天向上的气息，我很熟悉这种气息，大学毕业后我曾经被这些气息熏陶了十几年，所以倍感亲切。阳光从窗口畅亮地扑进来，教室一派明媚，所有的眸子一片晶莹。
教室里只架着一个火炉，就在讲台附近。对于坐六七十个学生的教室来说，一个火炉的热量实在太微弱了。尽管教室的后门是封死的，窗户也是封死的，缝隙都是用透明胶带粘封了，但教室给冻透了，就像冰窖，寒意砭骨。我让学生将火炉移到了教室中间，并将学生往一起集中了一下。
二年级和三年级一个教室，给二年级上课，三年级就只能自己预习。我打开课本，说三年级先对照拼音熟悉语文第一课后面的生字词，每个字词写二十遍，二年级把数学课本翻到第一课。话音刚落，三年级学生立刻跳起来往出就跑。我说：“你们干啥往外面跑？”马鹏程说：“报告老师，我们去写作业。”我说：“写作业跑到院子里干啥？”马鹏程说：“老师，不在院子里写，在哪达写？”我说：“在院子里写？”马鹏程看出我的疑惑来，说：“老师，作业本上写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在院子里写。”我猛然想起院子里那些写着名字的“责任田”，原来是“课堂作业本”啊。
给二年级上着课，我偶尔扫视一眼院中，学生种瓜点豆似的趴在院里，往那一块块“责任田”里填字，看上去更像一群啄米的小鸡。写错了，手就是橡皮擦了，用手刨几下再写。三月初晨的阳光尽管明媚，却无法驱散砭骨的寒冷，他们都没戴手套啊，不时地两手合起来大口大口哈着热气取暖。给二年级上完课来到院里，“责任田”已是密密麻麻横竖成行落满了字。他们手里的“笔”是一截废旧电池里的炭棒，磨得明晃晃的。我拿过李波手中的“笔”，在地上写了几个字，比粉笔硬多了，但因为磨得光滑，用起来还算流畅。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小手，我心里涌起一阵悲伤。城里的孩子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还戴着手套。马鹏程跑进教室，拿了一截粉笔来说老师，你拿粉笔画圈打叉。我说快进去到教室里烤火吧。可同学们都围着看我批他们的作业。等批阅完摆在院子里的课堂作业，我的手都冻拙了。
中午放学后，去老村长家吃过饭回来，见有一半的学生没有回家，他们围在火炉边，烤他们带来的馍。有几个学生从李谷那里买了方便面，直接撕开，将调料面撒在方便面上“咯喳咯喳”干嚼，因为太干，噎得脖子一抻一抻的，一个孩子噎得直打嗝，另一个给拍着脊背。真让人看了寒心。
炉膛里学生塞了土豆，土豆烤熟的香味发散出来。李小宁双手捧着土豆跑过来，说：“老师，吃洋芋，烤下的洋芋比煮下的洋芋香。”我抹了他头一下，说：“老师不吃，你吃吧。”有学生悄声说：“老师是城里人，不喜欢吃洋芋。”他就显得有些失望。我说：“谁说我不爱吃洋芋，我最爱吃洋芋，咱俩一人一半。”李小宁嘻嘻笑着说：“老师，还有哩，还有哩。”从那天开始后，讲桌上总会摆着一个或者两个烤得脆黄脆黄的土豆。
我开了门让他们进去喝水。他们直接抓起舀子从缸里舀了水喝，我说：“生水不能喝，也太凉了。”黄花花说：“不咋的，家里也这么喝。”我问他们为啥不回家？他们说家远。我去了李谷家，让他进五个暖壶，三十个碗。我想让孩子中午能用开水泡馍、方便面，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我问李谷一个作业本得多少钱？李谷说：“有三毛的，有五毛，也有一块的。”我说：“你再给进二百个作业本来，一块的。”李谷说：“我给你按批发价。”我笑了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说：“这话我说得不好，我给每个学生送一个笔记本。”我说：“算了，我几天的工资就能给每个学生发十来个本子。”看李谷脸上动了动，我想我这话说得也不好。我说：“再进两个篮球。”李谷说：“篮球得到县上去进，镇上没有，那得等机会。”
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自然会互相影响。我想再开一间教室，反正那些教室也闲着。上庄小学学生最多时有二百多，教师十二个，教室并不少，一共有八间，为什么要把两个年级集合在一个教室里。我去找老村长，老村长说学校在县上已经撤掉了，就没有了经费，现在的一些经费都是教委从别处挤挪来的，压缩了老多，取暖费、桌椅板凳门窗玻璃维护费都按人头往下拨，你没看那些教室一块玻璃都没了？村上呢啥费都不让收了，拿不出钱来。再说天气这么冷，一个教室坐十来个人，教室冷得就像冰窖，还不如挤到一起热乎。老村长把暖壶、碗和作业本的钱给我，我说：“算了，没几个钱。”老村长说：“差啥你就说一声，这点钱村上还拿得出，你就负责给咱把娃教好，后勤有我保障哩。”
过了几天，村长抱来两个篮球，说：“管紧一点，这些碎（孩子）费得很，一年打烂过十个篮球。”我问一个多少钱，村长说：“一个80块，两个1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