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猪头峁送照片。
小姑娘正在院里跳绳，花裙子一起一落，就像一只蝴蝶起起落落的。弟弟一拐一拐地学走路，袖口的铃铛丁零当啷的。小姑娘看看我，我说：“不认识了？”小姑娘说：“烧成灰都认得。”我笑了。这是大人的口气。看到照片，小姑娘咯咯地笑了，睨了我一眼说：“你、你真洗出来了。”我说：“你没信我？”“信了哩，婆说你是干部。”小姑娘蹦跳着喊，“婆，婆，相片，相片。”屋里走出个婆婆。我给两个孩子每人装了两个相框。婆婆接在手里，满脸皱纹都溢满笑容：“洗了这么多，还装了框框，快进屋喝口水。”我说：“不进去了。”婆婆说：“咋能连口水都不喝哩，你等等我给你取钱去。”我说：“不收钱。”婆婆说：“这都是花了钱的。”我说：“大婶，真不收钱。”小姑娘已捧着一个瓷缸子出来说：“喝点，快喝点。”我忙接过来，喝了一口，真甜。小姑娘说：“你喝噻，我放了蜂蜜，可甜了。”我把缸子放在窗台上，说：“儿子在哪里打工，地址知道吗，我给寄照片过去。”婆婆说：“不晓得嘛，没个定信，前年说是在兰州，去年说是在西安嘛，今年不知道在哪达。”我“呃”了一声，婆婆说：“给老村长打电话了，说是过年回来哩，回来就能见上，不敢再麻烦你了。”
从婆婆院里出来，没走几步，院里的声音传出来：
“啧啧啧，这甜得，你放了多少蜂蜜？”
“三勺子。”
“锤头大的缸子，你放了三勺子，一勺子就够了。”
“人家给咱做了事嘛，又不收钱，不说相片，光这框框得多少钱？你见过这么好看的框框？”
“你个碎贼娃子咋知道婆蜂蜜放在哪达？”
“嘻嘻，你当你能藏过我？你啥都藏不住我。”
“你个碎贼娃子，眼睛比锥子还尖。”
“嘻嘻，婆，你说我爹我妈看了能认不出来是我吗？”
“别、别喝光了噻，你个馋痨，给弟弟灌点，娃这两天干得，屙下的屎都成羊粪豆豆了。”
“婆，这么甜，你说干部咋不喝？”
“人家喝满腹着呢，再说还嫌弃咱不干净嘛。”
老常正挑着一担水过来，每个桶水只有半桶，上面还放着几片葵花叶子。
我说：“来我挑上。”
老常笑笑说：“半桶水不重，不敢打满，满了往外闪，糟蹋了。”
我说：“还放葵花叶做啥？”
老常说：“放葵花叶儿压着点，水就不往外闪了。”
进了院子，老常把水倒进缸里，几个娃已经扑过来了，盯着我叽叽喳喳的，我把相片掏出来，老常一张一张翻着，娃娃们立刻像鸡扑食围上来，一扑一跳的，老常一张一张递给孙子们说：“别刁，撕扯了我一人给你们一巴掌，看了就让婆收起来。”我把装好的几个相框和相册递给老常，老常说：“还费心地装了相框。”老婆婆过来看，笑着说：“照了这么多，这相框好的，怕得不少钱。”老常对婆婆说：“别看了，以后慢慢看，赶紧烧水泡茶去，把儿子买的那茶放上，多抓一把。”对我说：“快进屋。”屋就是崖窑。老常说：“今儿就在家里吃个饭。”我说：“好。”婆婆把茶端上来，我闻出来是铁观音，老常又说：“把老瓜子喊来。”婆婆出门去了，老常说：“你坐着喝，鞋扳掉靠在被摞上，腿抻展舒坦。”说着老常把我的鞋给扳掉了。喝了几口茶，听得院里鸡叫，我跳下炕，穿上鞋出来，见老常已经把一只鸡的头剁掉了。我说：“洋芋面就行了。”老常说：“你能吃多少，这些碎东西也馋了。”
白老汉进来，老常说：“老瓜子，不但把你的老相给照好了，都给你装进相框子了，你现在死了就能用上。”老汉说：“罪孽大得死不下嘛。”看了相片，看看我说：“你这水平比照相馆的高，看把我照得喜色的，像拾了狗头金。”老常说：“就是你驴脸太长了些。”白老汉笑着说：“我也觉得，再吃胖点，把脸上这坑坑洼洼的往起填填，就富态了。”老常说：“回去让婆娘给你多加几把料。”白老汉说：“我这一辈子照过两次相，一次是办身份证，一次是大孙子考上县一中了，送孙子去学校，和孙子在县一中大门口照了一张，都十几年前的事了，这是第三次照相，比前两次照得都好。”白老汉抱着相框说：“做饭了没？我让那边做了。”老常说：“人在我这边哩，你那边做？！”
白老汉出去了，婆婆端个热气腾腾的陶盆进来，鸡已经在陶盆里了。老常说：“咋就煮到里面了，毛还拔下来做掸子哩。”婆婆说：“那不把鸡皮拔烂了，烫下来的毛晾干扎不一样？”老常说：“那就没光泽了，不好卖。”老常骑在门槛上拔鸡毛。
白老汉进来抱着一只鸡，提着两瓶酒，老常说：“没看鸡宰下了，领空头人情？”
我说：“别宰了。”
白老汉说：“一只鸡还不够你那群狼娃子撕扽的，都炖上。”
白老汉把鸡递给老常，老常却把刀递过来，白老汉说：“你顺手宰了，让我再糊个血手？”
老常说：“你吃肉让我害命？”
白老汉宰了鸡，拾掇出来，老常对老伴说：“一只炖上，一只炒上，鸡血做血面，用荞面吧，城里人兴吃荞面。”
鸡还炖着，酒却已经打开，白老汉说：“先喝着等着。”
我端起酒说：“我敬二位老叔一杯。”
老常说：“不敢，不敢，哪敢给你们干部当叔，叫我们老汉就行了。”
老常掏出三百，白老汉掏出二百，我推回去，老常说：“收下吧，你又不是开照相馆，也是掏了钱的。”
我说：“没几个钱。”
老常说：“日子也都好过着哩。”
白老汉说：“就是，儿女们不回来，钱经常打回来的，日子没你们干部好过，也不难过。”
我说：“不说了，咱们喝酒，喝酒。”
两个老汉喝慢酒厉害，一直喝到了后晌，一路上走走停停，回到上庄已经黄昏。村口跪着一群人在烧纸，我明白老马已经头七了。想想抬埋老马还像是昨日的事，却已经过去了七天。这是送七。按照老家的规矩，老人去世是要送七，——每七天都要奠酒点香升表烧纸，以家为起点，一七比一七远一点，一七比一七远一点，七七四十九天送到坟上，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长亭更短亭的十八相送，表达绵延不尽的思念之情。我跪下去给老马也点了张纸。
进了村，马贵武跟了上来，说：“干部，等一下。”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也有些冷，我说：“进房里坐。”
进了房间，他掏出烟来，给我递了一根，点了，搓着手，说老爹这一去世就没了拖累，老六媳妇春芳在村上也站不住了，开春就进城，晚生、春生念书就没办法，想转到他打工的城市，问我那边认识人不。我摇摇头，确实没有关系，他长出一口气，一脸沮丧，我说：“农民工孩子在打工城市入学国家不是有许多硬政策，不都得接受吗？”他说：“说是那么说，可条条框框的，哪一条不符合就框在外面了，没有熟人难办着哩，花钱都找不到门路嘛。”
每个学年开始，我与教育的关系就紧密了，对于从农村出来的我，与家乡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年集中体现在为老乡的孩子入学上，能用的关系已经用了好几年，我只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发毛了，接我的电话都有些神经质了，有些干脆不接了，我知道他们的难处，我只能是威胁利诱耍无赖地努力着。我多么希望不通过关系而能够让进城打工者的子女名正言顺地进入学校，可这有如蜀道之难，父母身份证明、暂住证、户口所在地教育部门或政府同意其外出就学的证明、父母从业证明或用工合同、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或相关居住证明、计生证明、原就读学校的学籍证明及转学证明、出生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虽然说这几年，在国家三令五申中所需证明不再精减，但依然需要很多证明，而老乡最缺的证明又是那样的稀缺，许多证明他们就没有过，许多老乡除了身份证，再多一件也拿不出来，就是身份证，拿出来与户口本上的信息不相符，就被拒绝了。除了证件，还有各种门槛要迈，2012年9月6日，《工人日报》报道，魏双恒孩子已经8岁了，因为不懂郑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上学的政策，已经耽误一年了。今年好不容易按照政策规定，办齐了孩子入学的各种手续，被分到建设路三小，报名时遭遇面试，因为孩子胆怯，几道题回答得支支吾吾，校方将孩子拒之门外，最后要他去医院给孩子测定智商：智商合格原校接收，智商不过关，送育智学校就读。这个条件是打着“因材施教”的幌子，颇有些冠冕堂皇。城市孩子入学不需要测定智商，而农民工的孩子要测智商，有人称之为制度性歧视。其实这已不是歧视，而是污辱了。
送马贵武出门，马贵武走了两步，回头又说：“你在你的同学朋友中联络联络，看那边他们有没有认识的，我们花钱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