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祁颢
1932年“一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强敌,国民政府决心加紧建设现代化的空军,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航空委员会大批引进霍克Ⅲ型、诺斯罗普伽马2E等美制战斗机与轰炸机到作战部队。而淘汰下的老旧飞机,如诺斯罗普阿尔法式运输机、意制Ca.101轰炸机与Ca.111运输机、德制容克F13客机等则成为空运队最初的“家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原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调任航委会副主任,他指派南昌航空站原站长杨官宇组建一支空中运输队。杨亦是广东空军出身,曾于1928年11月11日加入张惠长机组,驾驶瑞安B-1型“广州号”飞机进行首次全国性长途飞行。杨官宇召集容章炳、邓伯强、容章灏等广东飞行员驾驶这批“老爷机”执行空运任务。南京沦陷后撤往汉口,1939年撤至成都凤凰山机场。此时空运队飞机因为事故、训练损失,已所剩无几。当年夏得到华侨捐献的美制比奇D17R小型运输机(小比机)英制DH.89“迅龙”式双翼运输机各4架。不久,国府又购进小比机8架,交空运队使用。小比机飞送人员及医药,西至新疆、东至敌后之苏北、鲁南,北达陕、甘,南抵滇、桂。
值得一提的是,该型机还经常充当转场机队的领航机。国军空军入伍生队总队长劳声寰视察兰州驱逐总队,便从成都乘坐小比机并领航9架俄援E-15战斗机赴任。到达陕西南郑上空时,拟降落加油,忽发现机场悬挂空袭警报标识。劳与E-15机队长商讨后,令机队分三批降落,紧急加油,交替掩护。当首批三架E-15加满油升空时恰逢日机来犯,E-15旋即占据有利高度,发起攻击,敌落荒而逃。
1939年的冬天,刚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空军第二大队第9中队副队长衣复恩,在桂林偶遇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交谈一番后,周问他是否愿意去重庆接收一架空军的道格拉斯运输机?于是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中国航空公司总部,衣复恩第一次见到了这架编号36的DC-2运输机,该机原为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订购之专机,因阿国被意大利入侵而转售广东空军,“两广事件”后由中央空军接收。因空军无人会驾驶DC-2,只有委托中航管理。衣到岗后,中航著名华人飞行师陈文宽负责培训他。衣、陈配合默契,成为了好友。次年4月结业时,衣复恩受到蒋介石接见,航委会派杨辛癸任副驾驶、王堃和为报务员,邓必成、孙基宗和王英哉为机械员。这个机组从此负责空军唯一的DC-2运输机。令人诧异的是,36号机并不隶属空运队,也不隶属委员长侍从室飞机管理组。所有任务直接由航委会下达。该机入役后,多次执飞运送人员、物资从重庆经停兰州至乌鲁木齐的任务,直到1941年8月11日凌晨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遭日军三架零式战斗机攻击而焚毁。机长衣复恩为此受到人生第一个“大过”处分。
在那段艰辛的岁月,空运队再次陷入人员、飞机即将损失殆尽的危机。1940年伊始,航委会将空运队“迅龙”式运输机2架交由中航使用,小比机分批划拨给各战区司令部。当年6月10日,队员谭世昌驾驶一架比奇17E飞机从重庆飞往南京叛逃汪伪政权,谭氏被伪空军任命为特派员,飞机编入伪中华航空公司,此事使空运队处境雪上加霜。之后该队短暂装备过几架比其M18R双发八座轻型运输机(大比机)。延至1943年夏,杨官宇调任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厂长时,仅存两架小比机的空运队已名存实亡。
1941年3月11日,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作为受援国之一,中国终于等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巨大援助。驻美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经国民政府授权,组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 简称CDS)代表国府接洽、管理战时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航委会驻美人员并归该公司管理。空军也选派优秀人才赴美留学。当年10月20日,衣复恩、王堃和,以及空军官校(原中央航校)十二期飞行生数十人乘船抵达美国旧金山。随后衣、王赴伊利诺州许诺特空军基地接受林克模拟机训练,后转入迈阿密美军航行学校学习。1942年10月,衣复恩以总成绩93分的傲人纪录毕业。在参加毕业观礼的新生中,有蒋介石的外甥竺培风,竺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志愿加入空军服役。经过CDS空军组负责人沈德燮与美军空运司令部协商,美方同意转拨一架原交付中航的C-47运输机给国军空军,并安排衣复恩赴美陆航第六运输机大队工作,熟悉机型、练习飞行并等待新机交付。
1942年12月10日清晨,衣复恩携美军机组五人驾驶新机由迈阿密飞往中国,途经波多黎各、圭亚那、巴西纳塔尔,经停大西洋中的恶魔岛后向非洲科特迪瓦飞去,途中与雷电、浓云搏斗了八九个小时才落地加纳首都阿克拉。休整两天,继续飞越非洲大陆、红海、阿拉伯半岛,20日抵达印度卡拉奇,最后飞经驼峰于24日安抵成都凤凰山机场。
衣复恩万里归国,鼓舞了苦苦鏖战的中国军民。对蒋介石则另有意味:彼时中国空运完全依靠驻华美军与美方把持的中美合营中国航空公司。1942年7月,蒋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下令租借案中拨给中航的运输机转拨两架给航委会,竟遭中航美国员工的拒绝。愤愤不平的蒋介石将一腔怒火撒向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原空运队又因深厚的广东空军背景长期得不到中央空军的重视。衣的归来,可视作“中央系”空运部队之发端。1943年1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四路103号官邸亲自为衣复恩设宴接风,衣飞回的C-47被蒋命名为“大西洋号”。衣本人经周至柔推荐为蒋介石专机驾驶人员。不久后,蒋介石乘坐“大西洋号”赴贵阳视察,做为军用运输机,该机没有空调和隔音设备,仅加装藤椅两把。
航委会亦成立航行训练班,抽调欧亚航空公司留德飞行员、蒋介石首位中国籍专机机长林大纲任总教练培训空运人才。C-47高速、经济、载重量大的优点使航委会决定继续引进,不久,四架美军二手C-47移交中方。新的空运队遂宣告成立,衣复恩却与队长一职失之交臂。坊间传言,衣某次执飞蒋介石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与林大纲驾驶的蒋经国座机“对头落地”,千钧之际,衣紧急拉起并复飞,才避免了这场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空难。衣复恩晚年在回忆录里承认了此事,但一再强调双机虽呈“迎面态势”,但降落时间不同,没有相撞的可能。航委会显然没有这般自信,毫不客气地给了衣复恩又一个“大过”处分。最终中央航校2期毕业的王汉勋出任队长,唐元良任副队长。
“大西洋号”的首个作战任务,是给大别山区的国军游击队空投钞票:出发当天,由农民银行将钞票打包好、送凤凰山机场装机。飞机在夜色里秘密起飞,经南郑、安康、进入湖北沦陷区后向大别山区飞去。目标地—立煌县(今金寨县)城墙四角各安放有马灯一盏,机组发现后立即盘旋低飞,地面人员听见机声后在城外一处空地燃起火堆指示空投位置,硕大的C-47在夜空中往返4、5趟,才能将近百包钞票投送完毕。因为县城缺乏地空通讯设备,地面只能将收到钞票的数目发报给成都的电台,再由成都方面告之机组。因日军对无线电的监听,使该航线暴露,某次为了躲避日机追击,无武装的运输机一路向南飞行,最后绕道遂宁才返回成都。落地后,机内存油即告罄。
那一年空运队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开辟东南航线,虽然这条航线的知名度无法与“驼峰航线”相比,但它对于维系抗战时期东南前线与大后方之联系,仍做出不朽贡献。2015年10月去世的郭永凡老人,曾做为衣复恩机组的报务员,亲历了那次任务:1943年5月10日,“大西洋号”由成都飞至芷江,晚8点,再次起飞向东,一路天气晴朗气流平稳,驾驶舱内衣复恩安详地握着操纵盘,机翼下不时划过几个村庄几处灯火……两个小时过去了,机组利用附近导航点测定方位,确定已安全穿过(粤汉)铁路。飞过郁郁苍苍的罗霄山脉,飞机开始向东南方向下降高度,终于看见了赣州机场的两行跑道灯光与赣江的水波粼粼……
东南航线的开辟,使得大后方的人员物资、军需补给源源不断地通过赣州输送前方,三年间空运队执飞成都至赣州航线三百多架次,直到1945年2月坐镇赣南的蒋经国乘坐“大西洋号”撤离,赣州沦陷,才将航线的终点改为福建长汀。
责任编辑:武瑾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