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资本主义并非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到来而突然出现的，而是资本主义活力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最大释放。
胡泳 郝亚洲/文
马克·扎克伯格曾问《财富》杂志的编辑大卫·柯克帕特里克：“你知道馈赠型经济吗？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相较于市场经济，这是种非常有趣的非主流经济形式，我拿出一些成果分享给大家，出于感激和表达慷慨之情，人们会回馈给我一些东西。整个文化就建立在这种彼此的馈赠框架下。”
这个桥段被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写到了风靡全球的《Facebook效应》中，国内经济学者姜奇平在为其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如此评价：“人民公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无法实现的分享，在这里却变成资本家争先恐后要投资 Facebook这种分享模式，令人感慨生产力的威力。生产力不够先进，分享就只能是空想——谁叫你非得分享吃一口少一口的东西呢；生产力达到了社会资本自然而然成为主要资源时，想不分享都难，当梅特卡夫法则成为生存法则，网络价值随参与分享的节点呈指数增长时，连资本家都眼馋了。”
无论是扎克伯格，还是姜奇平，都将馈赠经济看作是工业资本主义进入社会化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因为网络崛起使得分享变得更加容易。不过，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不管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网络时代的社会化资本主义，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建立在“馈赠”这种称之为美德也好、精神也罢的基础之上。
虽然工业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但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即将崩溃的。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中讽刺那些唱衰资本主义的人：“知识分子和商业‘政治家’们可能是由于他们日益顾影相怜，举步维艰，都有一种积癖，就是喜欢预言那些最能持久的事物行将衰落消亡，代之而起的将是某种清静无为的涅槃境界，与阿斯彭学会目前的状况颇为相似。正如离婚者总爱预言家庭要变革一样，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总爱预言资本活力的衰退。”
《财富与贫困》是吉尔德一举成名的作品，他在这本书中极尽浪漫却又不失严谨地讴歌供给学派。在吉尔德的心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是“先予后取”，也就是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
为此，他引用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做类比。公众作为一个名词，有名无实，同样，“舆论”也是并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认为其存在的话，它不过是“无形的情绪构成的朦胧不定的形象中，弄虚作假地搞抽象的而又确定的总数——意见的总数。”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是不会对公众的要求作出被动反应的，而是积极地推销和供应各种观点。领导就是供应，舆论就是需求。一旦那种无形的情绪影响到领导机制的时候，政府就开始丧失创造力，国家也将开始走下坡路。而当时美国经济的衰落，正是需求取代了供给的优先级，造成了经济呆滞、创造力匮乏、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
如舆论一般，需求不过是欲望和情绪，是对供给流量的反应，如果对新事物没有需求，传统经济学追求的平衡关系就会满足，与此同时，社会不再进取。“不患寡而患不均”削弱的是各种的供给来源，助长的是“需求的冗长和无效的叫喊”。
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不断向市场给予新的供给，这种以乐观和信任为基础的“馈赠”模式有一个假设：要想了解宇宙到底能给我们什么，首先要用人所具备的先天性探险精神向这个世界进行给予。这就是所谓的创造需求，改变世界。因为此前，世界并不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打造苹果的乔布斯，摆弄火箭的贝索斯和马斯克，都属于吉尔德讴歌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只有创新才会带来惊人的回报？因为创新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所谓惊人的利润就是对这种失败概率极大的探索的回报。风险和不确定性，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本质。因此，无论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对于罗斯福新政影响下的美国，吉尔德都是不折不扣的离经叛道者。
而马克·扎克伯格所讲的那个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馈赠经济案例，在《财富与贫困》中，吉尔德也有描述，即一种位于美国西北的印地安部落的“百乐餐”（potluck）场景。这是一个大家竞相互赠礼物的活动。吉尔德认为，这是利他精神下的给予竞争。如果一个人的礼物让受赠者感到惊奇，那么受赠者就会以回馈的方式大大回报当初的赠与者。如此完成的部落财富积累，最后将是惊人的。
吉尔德写下“馈赠”精神的年代是1981年，所以，有理由相信，社会化资本主义并非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到来而突然出现的，而是资本主义活力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最大释放。对吉尔德来说，资本主义绝非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而是比它的各种替代物都更道德、也更有效。
《财富与贫困》出版后，反响热烈，被很多人认为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之作。吉尔德在日后自豪地回忆道：“在世的作家中，我的作品被里根总统引用的次数最多。”该书销量达到100万，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其意旨很简单，就是：只有工作、家庭和信仰方能从贫困中创造财富。
《财富与贫困》是吉尔德一举成名的作品，他在这本书中极尽浪漫却又不失严谨地讴歌供给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