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郝亚洲／文
“我们乃是拥有一个政府的国家，而不是颠倒过来，即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这使得我们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去人民赋予的权力之外，就不再拥有任何其他的权力。但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政府的权力已经膨胀到超出了被统治者所同意的限度，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制止并扭转这种趋势。”
1981年1月20日，69岁的罗纳德·里根发表了总统就职演讲。在这篇冷静却又不失慷慨的演讲辞中，里根只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度里，人民不能自由地创造财富？他的回答是，政府膨胀过度了。
这是自罗斯福新政的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直面新政为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困窘，也标志着对曾经帮助美国从大萧条中恢复元气的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宣战。而宣战前的准备工作，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
70年代初，《华尔街日报》日报社论版主编罗伯特·巴克莱和他的两位助手裘德·万尼斯基、克莱格·罗伯茨发表一篇将矛头直指新政政策的社论，呼吁政府为企业松绑，并减少税收。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主流经济学者认为这纯属异端学说，巫师经济，政客们则嫌其药味太重，避而远之。
正值人生壮年的万尼斯基只身前往华盛顿，开始了对官僚们的广泛游说。最终，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和众议员肯普被打动，成为了推动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政治力量。1977年，肯普和参议院罗斯联手推出著名的“肯普—罗斯法案”，三年之内减税30%。
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需求拉动供给，政府的作用在于需求管理。但是，当需求无法拉动供给的时候，赤字、举债就会让经济列车显得沉重不堪。其结果是，央行被迫大量发行钞票，引起通货膨胀。为平抑物价，美联储又不得不关紧货币闸门。通货紧缩，利率上升，随之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因此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削减赤字。但怎么个削法，各派却意见不一。共和党认为，政府应通过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亏空。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先放水养鱼，用减税刺激经济，待到蛋糕做大之后，赤字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于是，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减税和增税上。
供给学派当时游说的对象里，也有美国总统卡特。可惜的是，这位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充耳不闻。倒是准备再次冲击总统大选的加州州长里根，明确表示了热烈支持。
万尼斯基等人的努力被乔治·吉尔德看在眼里。彼时，他在著书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就，反而因为《男人到女人》、《父权制的必然》这两本书招致了女权主义者的反感，有人说他“臭名昭著”。
吉尔德出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哈佛期间，他在第一年就因为成绩太差被迫退学。不过，他很快又复了学。吉尔德在哈佛期间师从基辛格，并一起创办了著名的政治思想杂志Advance。
毕业后，吉尔德移师华盛顿，试图成为影响美国国家政策的大脑。 从70年代开始，吉尔德开始以独立学者的身份进入到经济学领域。由于此前持续对社会学的研究，使得他的研究视角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他厌倦精确的科学主义，并试图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社会学的现象，即人为什么会贫穷。
在看到万尼斯基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后，吉尔德大受鼓舞，情绪激动的他写到，“他才气焕发的专栏里，是我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了一种感情，使我永远消除了以前对这门沉闷科学所具有的恐惧心理”。随后，他解释说，那些被公认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死抠科学的精确性，却并未抓住资本主义高度的冒险精神和赎罪救世道德。
吉尔德这番言论是在回应美国著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一个疑问，“无论是浪漫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启蒙运动者或非理性主义者，活力论者或自然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或者种族主义者，宗教信徒或者无神论者，——在胸怀所有这些情感和信念的人中间，几乎找不到一个可尊敬的知识界人物曾为资产阶级世界那种富有理智的、锋芒不露但又深谋远虑的事业辩护，更不用说为他们渴望财富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追逐利益的生涯辩护了。”
显然，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也就是在吉尔德眼里，资本主义的胜利并非经济学的胜利，而资本主义遇到的困难，恰恰是经济学带来的。这种追求完美静态公式的理论让人的主体意识几乎丧失殆尽。从政客到企业家，似乎都顶着追求公平的帽子安于成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公式中的一个参数。
而追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德观已经退化成平均主义，就像80年代中国经济学者在探讨供给学派的贡献时谈到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瘟疫。
那么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财富与贫穷和企业家精神呢？和所有唱衰或者带着挽歌情绪讴歌资本主义的人都不同，吉尔德执着地认为只要有企业家精神，有作为主体的人创造的财富，资本主义就一定能成就沃尔特·李普曼笔下的那个《完美的社会》。这部由同样是出自哈佛的社会精英撰写的作品，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正承受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和日益逼近的战争高压，而李普曼却对资本主义满怀希望，他认为正是劳动分工和工业革命，使得人类走出了弱肉强食的境地，在俗世与精神之间、在自私与无私之间的鸿沟，终于有机会得以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