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自默
文化就是人生,艺术就是生活。艺术家不能脱离社会,艺术现象和市场情况是彼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剪影。前些年我在一些企业和大学谈艺术鉴赏、收藏市场,谈国学、谈社会现实、谈人生理想,觉得“国学热”是好事情,要抓住契机,因势利导。我不愿意搞陈旧的东西,打击青年的学习积极性,重复浪费社会资源,所以提出“新国学,新文化,新生活”这三个概念,当然有其交叉的范畴,但也相互关联、意思递进。讲得多了,虽然我自信每次都有新内容新说法,包括我的学术背景知识的交叉方法等等,但总是觉得与现实情况有些脱节、隔膜。我不喜欢一些学者的酸腐、幼稚与浪漫,无益后学。2011年我到珠海市爱心促进会和珠海文化产业协会演讲,进一步把“三新”具体化,提出“公益是新国学;爱心是新文化;慈善是新生活”。
中国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思想,误人不浅。我曾写《救救学者》《质疑“著作等身”》,因为文人更有物质欲望的竞争攀比,于是彼此拖累戕害,很荒唐啊。他们的个性张扬,实际上有损平和生态,和平盛世允许百家争鸣,往往是变相地糟践森林。文化产业应该是文明事业,走过粗糙的经济发展阶段要归于文明发达的理想社会。文明讲究精神纯洁、心灵崇高、无私奉献。
“公益是新国学”。“公益”,公而益之,对大家都有好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学问是无私的,是济世的。我写过《问学四境界》,“稻粱谋,名利谋,修身谋,济世谋”,学问最后都要致用、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仅是儒家的精神,道家和佛家也讲究,从中分出大小乘来。接受传统国学,尤其是年轻人,千万毋溺于旧学,最终无益于社会和自己。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做有用的文化”, “做积极而健康的文艺作品”,“走进大众”,都是看到了学问的公益性。这里,“公益”概念已经是拓展升华了。
“爱心是新文化”。爱,就是心受,心心相印。心是活的,所以法也应该是新的。文化,文而化之,是明白了文化对人心的作用力,那是春风化雨的过程。为水到渠成之事,做心安理得之人。降服其心,得人之心,当然需要爱的力量。教育就是爱的功用,使人养成好习惯、习性、善性。我用《“诚虚净”三字教》来总括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佛家,分别是诚心、虚心、净心。“心学”为问学的命脉、法源,宋儒尤重之。把“爱心”提高到文化的至高点,结论就是“爱心是新文化”。没有“爱心”的文化,不管它鼓吹得多么博大精深,都是腐朽没落的不合时宜的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值得所谓遗产保护。我写过一篇《学会说三句话,等于博大精深》,就是看到了文化简单而直接的价值是有助于集体秩序的维系,有助于当下生活的幸福,那必然就皈依于大真大善大美的“爱心”。
“慈善是新生活”。我写过《心态四句教》,即“敬畏心、感恩心、慈悲心、平常心”。慈悲、慈善,是道德,是智慧,不是简单的信仰或伦理层次的意思。慈能予乐,悲能拔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物质与精神都富足了,接下来就是积极自愿地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如果属于一夜暴富型的所谓新贵新宠,只会沉迷于自我享受,对天下疾苦漠不关心,就还属于封建时代的生活模样,没达到文明时代的“新生活”。“新生活”是知行合一,把慈善具体化、生活化、习惯化,让“慈善”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啊。
支持公益就是学习新国学;奉献爱心就是实践新文化;参与慈善就是享受新生活。“新国学”要求放大心胸、开阔视野、言论客观、思维科学。当然要实现这些标准不容易,也是针对“新国学大师”而树立的新标准。科学发展观要求具备起码的科学知识、新媒体手段,创作理念要考虑创新。知识就是一张地图,学问研究需要科学坐标系,以便知识储备与印证参照。博而后能专,专业即专心。物质条件总是有限的,所以精神意愿很重要。没有“爱心”基础,就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流的文章,没有一流的学术”。学术研究和艺术理念不能纯粹游戏,要以人为本,“人”是最大的融合点、落脚点和出发点。“新生活”里面要注入慈善因子,我说“大师不是桂冠,而是责任”就是此意。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应该是美德。在物质上可以知足常乐、平常心是道、无为而为,但在精神境界的修炼上必须勇猛精进,不能一味自私和懈怠堕落。
(本稿件由陕西奥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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