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2016 大展望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善供给 提高效率是关键
当前我们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关口，即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我想说三点意见：第一，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根源、采取措施。供给侧的主要因素包括新增资本、新增劳动力和提高效率。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一般性技术的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
第二，怎么改善供给？在我看来，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推动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第三，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实现转变。政府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建设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创业。
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能够实现“软着陆”
中国的行政政策可以防止一些可能形成经济高度过热的危机因素，也能够实现“软着陆”，逐步消化危险，不发生突然的崩盘。这样的好处在于不会发生恐慌性逃跑，只不过“软着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上一次经济低迷持续了8年，从1995年算起到2002年。这个只是一个参照。按照这个类比，2011年开始下滑，2012年下滑，2013年下滑，2014年下滑，2015年继续下滑。后面仍然可能有若干年的徘徊低迷时期，在底部徘徊时期，盘整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至少要做好思想准备。
现在大家都很困难，冬天日子不好过，但这是不可逃避的过程。既然搞市场经济，我们就要认识到它必然会波动。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2016年中国家庭财富面临挑战
2016年中国经济将是困难的一年，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受政策红利、人口红利特殊因素的影响，但目前来看，人口红利峰值已过，年轻人口比重降低，老龄化现象严重。
2016年中国GDP增速约在6.5%左右，在未来应该延长人口红利，推行二胎政策、延迟退休，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
2016年中国家庭财富也面临着挑战。房价下跌，库存增加，对于一个城市的房子是否有投资价值，要看过去5年来这个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与户籍人口数量的比值：若比值<1，劳动力在净流出，房子不值得投资；若比值>1，也并非一定可买，当比值>1且还在不断上升时，房价才有上升空间。
2016年中国经济是一个底部调整，2017年中国经济会开始逐步回升，值得期待。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稳定金融市场是此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又到了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头。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与上一轮相比主要体现在金融方面。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民众通过理财产品、股票甚至外汇交易直接参与到金融市场，而这一轮金融市场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这一轮调整过程中，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国际的影响是空前的。
如何应对金融结构调整？首先应该坚定地遏制住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应该看到这一轮贬值的预期主要来源于境外，境外很多不知情者认为中国政府一定会利用人民币贬值的办法来挽救实体经济，这种预期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高达10万亿左右，出口仅占经济总量的22%左右，而2007年曾经高达35%，中国不可能依赖大幅度贬值而稳定经济。
祝昉（中国石化联合会信息部主任）
低油价时间比想象中的要长
2016年市场还是寻求油价的重新平衡。在我看来，油价达到再平衡需要四个挤出：一、过剩产能。目前原油供应的剩余产能较多，必须要挤出它的过剩产能。二、过剩库存。现在各国的原油库存，包括中国在内，都在增加，如果不挤出，就会对油价再度平衡产生很大的影响。三、低回报项目。这就和化解过剩产能一样，问题在于低回报项目，特别在原油、天然气开采方面怎么去解决？四、富余资金。在油气行业里，这么多年期货之所以能够炒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有过剩的资金，这一部分一旦能够挤出，会推动2016年的油价形成新的平衡。
IHS等一些国际机构预测，2016年油价可能会温和上涨，但是从现在的一些实际情况看，我个人的判断是，低油价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长，甚至2017年依然不敢乐观。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高度关注中美两大转变的溢出效应
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是令人失望和不均衡的。全球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也遭到削弱，因为潜在增长正在被生产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所拖累。高负债、低投资、脆弱的银行继续令一些发达经济体步履蹒跚，在欧洲尤为如此；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则持续面临危机后期政府主导的信贷和投资热潮所带来的后遗症。
但是，这种前景其实受到正在产生全球性溢出效应和倒流效应的重大经济转型的极大影响，尤其是中国向一个新增长模式的过渡，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逐步正常化。这两个转变是必要且健康的，它们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尽可能有效而平稳地处理好它们。
罗伯特·佐利克（世界银行前行长）
全球增长政策待加码
2016年的关键问题是各国是否能勇敢面对至关重要的结构改革。对于中国和其他许多新兴市场来说，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行这样的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需要发出他的“第三支箭”，包括加强竞争和公司治理并鼓励更多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对于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就业与投资的激励措施以及更加有效的社会保护体系至关重要。对于美国，问题在于公众是否会选出能共同努力、重新激发私营部门活力的总统和国会。
如果2016年没有从货币政策转向增长政策，那么，增长乏力、货币冲突、民粹主义政治和分配问题引发斗争，这些可能成为现实。政治领导人要么现在努力塑造国家的命运，要么冒因十年经济试验而在未来遭受惩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