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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1965年出生于安徽灵璧，1 9 8 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入职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1991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远在北京的家》《龙脊》《舌尖上的中国》等。

讲台上，一身黑色衣服包裹下的陈晓卿，总是欲言又止，稍显拘谨。后来，他缓缓道出实情：“给大家传授条经验，千万不要教会爸妈用微信。今天他们看到我的朋友圈到了现场，所以我说话很小心。不过因为父母在，我的一堆坏朋友也没好意思砸场子。”他所言及的“坏朋友”，有主持人陈晓楠、科普作家土摩托、媒体人王小峰，正坐在第一排起哄坏笑。

活动现场，有“粉丝”上来送花，打开来看，是用紫甘蓝等各色蔬菜拼接而成。陈晓卿小心地接过来，“我回家就把它炒了。”自从拍完《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这个名字就跟这部纪录片一起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本低调的他，也被推到了台前，接受广大吃货的朝拜。

吃大肠不比吃海参得到的快乐少

第二次采访时，已过了元旦，地点改到了陈晓卿工作的央视大楼44层，而新书《至味在人间》也已出现在了各大畅销书的排行榜上。有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他影响力还挺大，他笑称，影响力大的不是他，而是吃。

《至味在人间》由陈晓卿10多年来撰写的美食文章集结而成。大多是在各地寻觅美食的扫街经历，他称其为：美食探险。

陈晓卿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最开始想把书名定成《最好吃的是人》，原因是“吃什么、在哪吃，远不如和谁吃来得重要，人间至味往往酝酿于人和人之间”，但名字“太惊悚，怕不能过审”。

也是因为对同桌吃饭人的挑剔，陈晓卿在记者采访当天上午刚拒了一个饭局，“他们要求穿有领子的衣服，还不能穿休闲裤。”陈晓卿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圆领毛衣加牛仔裤，“我总不能再回家换去吧，这就不对路，我正好不去。”

在美食文章中，陈晓卿热切地表达对故乡的思恋，“我，一个安徽人，在北京已经居住了28年，但一直找不到味觉上的归属感，每每回想起我老家淮河岸边的菜肴。”《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沈宏非对于陈晓卿故乡情结深有感触，“不论他置身北京还是东京，南京还是望京，你问他美味在何方，他的手指最终总是会像扶乩般自动地指向老家的方向。” 陈晓卿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美食和方言一样，有时候你说话，不小心就会把方言带出来。而方言越难改的人，口味也越难改。”

陈晓卿被称为“地沟油美食家”，也有人曾“教育”他：“你作为美食家，最好表现出专业态度，比如吃海参的和吃大肠的都不是一个阶级的，你老在那讴歌大肠。”陈晓卿的回答也算是奇葩：“我不认为吃大肠得到的快乐比吃海参少。就像我从来不觉得莫言作品里的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比秦可卿在天香楼里的差到哪儿去，如果从性高潮的角度讲，可能高粱地里那个更有生命力。”在和记者聊天时，他又复述了一遍这番话，说完，他依旧是一脸严肃。

这样的例子，他也拿来讽刺那些吹嘘自己品尝过多少美味的人，“就像一个中年人，在酒后跟人吹自己年轻时的性经历一样，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虽然陈晓卿是大众眼中的美食家，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在味觉体验上有天赋，反而认为是跟性格有关。“味觉天赋是特别飘忽的东西。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热爱吃。不信你看看身边爱吃的人，他们一般来说比较温顺，比较和善。”

他会借由饮食习惯“观人”。“我一直隐隐地觉得，素食党一般比较严肃，适合思考人生，探讨人类终极问题。而吃肉党，每天像我一样，傻乐傻乐的。”还会用美食激励人生。“连日加班，身心俱疲，按常理，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床。无数个凌晨，脑力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工作，但一旦想到吃的，体内最后一丝力气却能被唤起。”

手机里存着几千家餐厅的信息

陈晓卿经常参与一个“老男人饭局”，一到饭点，他的手机经常会收到一个问号，他回复一个感叹号，那边就回一个地点。每周至少两次，他和朋友们吃着特别低端美味的食物，有事没事凑一块瞎聊，一聊就是好几年。这里面就包括他的新书发布会上坐在第一排的那几位，还有出版人老六、现在已成了资深IT人士的罗永浩等人。

“我们有几个相像的地方，一个是性格都比较温和，就算比较剽悍的人，入了局都变得不浑了。第二个是我们大多是小县城里长大的，都有一个记忆轮廓清晰的故乡，都有一点小小的乡愁。”

说起好吃，陈晓卿毫不讳言，“小时候家里穷，食物匮乏，这是最原始的动力。”1965年出生的他称自己是“饥饿的一代”，“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在吃上我有很强的好奇心”。

正式跟美食结缘是在2002年，当时央视制作了一档节目《味道中国》，导演陈晓卿开始对美食着迷。吃过之后，他还会忍不住要写下来跟朋友分享。2004年起，陈晓卿开始写美食博客“人老猪黄”，“没想到博客一写就是10多年，写东西其实是件又安静又过瘾的事，跟拍片一样”。

很多人都在博客里写吃，陈晓卿是通过吃，写人和记忆。“到现在我去某个饭馆或者吃到某道菜都会想起相关的人。像昨天晚上吃小炒猪肝，就想起了最爱吃这个的陈晓楠，给她发了照片，弄得她很抓狂。”

因为不管是大饭店还是街边小店，陈晓卿都能找到，所以得名“扫街嘴”。朋友吃饭找不到去处，都会问他。陈晓卿的手机里最多时存着北京几千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很多还被他编写成了短信，朋友需要时可以一键发送。

春节会不会成了日历上的一个符号

2012年，陈晓卿策划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纪录片收视之最。如今，第三季虽然还在拍摄中，但很多观众早都翘首以待。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私下里和朋友们打趣说，自从拍了《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就变了一个人，每到一个场合，都十分紧张，唯恐别人认出他，更怕没人认出他来；每次大家聚会，他都十分忐忑，唯恐别人提“舌尖”，更担心大伙儿根本不提“舌尖”！

陈晓卿闻之，笑言：“胡云，我看得淡。”

早在《舌尖上的中国》之前，这位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导演已经拍了20多年纪录片。他曾是央视最年轻的高级编辑，也是中国纪录片界屈指可数的拿过多项国际大奖的导演之一。他之前拍摄的反映在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生活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反映希望工程的《龙脊》、中国第一部自然类商业纪录片《森林之歌》都大受欢迎；他导演的《见证·影像志》一直是央视的品牌栏目。

1989年，陈晓卿刚到中央电视台时，拍纪录片在电视台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工作，陈晓卿回忆说：“大家就觉得，哦，我们是做家常菜的，您是做海参鲍鱼的。”

2000年以后，纪录片状况开始下滑，播出时间也被调整到零点以后。陈晓卿的儿子陈乐那时甚至没有在电视上看过爸爸的节目，陈晓卿的同事跟他开玩笑：“你爸爸是电视台看大门的。”陈乐对此深信不疑，以至幼儿园的老师满腹狐疑地问陈晓卿：“你这么年轻，不像看大门的啊？”陈晓卿听后只能苦笑。他安慰自己：“我愿意就这么一直寂寞下去。纪录片嘛，本身就是寂寞的。”

《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国内纪录片的辉煌纪录，但依然难掩纪录片整体的落寞。这落寞，也反映在了在院线上映的《舌尖上的新年》的惨淡票房上。陈晓卿其实对此早有心理预期，“片子拍之前我就跟投资商说过，如果想挣钱你肯定想多了，我实际上是做好准备要当先烈的。”其实，他更关注的是片子背后的社会文化演变，“从农业社会到当代社会的变化非常剧烈，我们有必要把它做一个记录。我甚至担心，再过几年，春节会不会成了日历上的一个符号。”

“舞狮子的习俗正在逐步简化；陕北的烧旺火，往年非常壮观，2014年拍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了；香港的团菜，往年都是一个宗族一起吃，很热闹，去年也只剩下一桌了。可能再过两年，很多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轨迹，如果记录下来是非常好的东西。”陈晓卿说，传统春节的意义在于敬天地、礼神明、庆团圆，分别对应的是大自然、鬼神和自己，这都离不开食物，而且好多东西都是先敬鬼神，然后就自己吃了。

“生活之外，是应该有高层次的思考和心灵交流。”他伸手指指央视大楼外，行色匆匆的人们，“你看看附近上班的人，重压之下，就像打游戏剩最后一滴血了一样，形同丧尸，这样的生活状态哪有心思去体会食物背后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