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后的丙申年,又是一个猴年,生肖邮票发行进入第四轮,在“庚丙聚首,四世同堂”的日子,年逾九十的黄永玉再次出山,倾情设计了这套猴票。2016年1月5日,《丙申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集邮网点开售,集邮爱好者冒着严寒排队十几个小时,只为抢到这轮猴票。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伊喔入画
中国是生肖文化的起源地,但世界上第一枚生肖邮票却没有诞生在中国,而是被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同有生肖之趣的日本抢了先。1950年,日本发行了第一枚生肖虎邮票。7年后,韩国也发行了生肖狗邮票。
生肖邮票不应旁落,这是人们的共识。可惜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邮票集中于政治题材,一眼望去,几乎全是红色。改革开放之后,发行生肖邮票才提上日程。据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局长宋兴民回忆,时任邮票发行局副局长薛铁在1977年提出希望发行马年生肖邮票,“上面没同意,只好发行了徐悲鸿的作品《奔马》”。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 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 黄先生和董希文、张仃、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他没有直接教过我,戏称我是他的‘堂房学生’‘叔伯学生’。他的睿智、风趣给我很多启迪。‘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
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1979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
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总经理高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他还养了猫、狗等动物,有时伊喔给猫梳理后背上的毛,黄永玉就让它俩坐在自己的腿上,看着它们一起嬉戏。
一天,黄永玉外出时,儿子黄黑蛮给他打电话,说伊喔死了。黄永玉诧异地问:“怎么回事?”黄黑蛮自责地说:“可能是喂了它油炸花生米。”“它还没进化到可以吃油炸花生米,你没给它喝二两吧?”陪伴黄永玉3年多的伊喔就这样夭折了,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1979年11月,宋兴民向邮电部领导上报《关于拟发行“猴年”特种邮票的请示》,提出:“我们出十二生肖的年票,既可宣传我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普及天文知识,又可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给传统的节日增添一项喜庆内容。庚申年是金猴年,故我们特邀请中央美术学院著名画家黄永玉同志设计了《庚申年》特种邮票一枚,画的就是一只猴,拟在明年春节发行。”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1980年2月15日(除夕)面世。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邮票采用影雕套印工艺,印刷精美,但成品率低,印刷周期短,导致发行数量只有443.16万枚,成为日后迅速增值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叫陈树藩的菲律宾华侨变卖家财,收购了1200多版猴票,在东南亚有“猴王”之称,只是并未全部保留下来。“如果这些邮票都留到今天出售,至少值15个亿。”高山说。1985年前后,陈树藩还想用一辆桑塔纳小汽车换黄永玉的猴票设计草图。那张草图被黄永玉送给了一位朋友,这朋友一听草图能值一辆小汽车,哪里还舍得换。
再续猴缘
第一轮12枚生肖邮票中,不少是美术界名家、大家设计。继黄永玉设计猴票之后,鸡票、狗票、猪票、鼠票分别由张仃、周令钊、韩美林和詹同设计,艺术水准相当高。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生肖邮票,选取剪纸、布艺、泥塑等民间艺术品进行设计。从2004年开始的第三轮生肖邮票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结合,邮政部门曾邀请黄永玉设计2006年的狗票。“老先生画是画了,而且画得还很愉快,只是他画了一幅小狗撒尿的图稿。”高山说到此处,哈哈大笑。黄永玉顽皮之心与年岁俱增,竟有“老顽童”之妙。然而小狗撒尿图“我们终究没用到邮票上”。
这顽性还是最近乎猴票的精气神。转眼到了2014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邮政部门希望请黄永玉出山,再续生肖猴票的情缘。而黄永玉对邮票的喜爱和邮政部门的诚意,最终促成了这一佳话。于是2015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黄永玉的女儿黄黑妮说,那阵子,父亲常常回忆起画伊喔的往事,“36年前”几乎成了黄永玉的口头禅。“见到我们,黄永玉像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又放下了。”高山说,当时黄永玉得了肺炎,医生嘱咐他少抽烟。他拿着烟斗对大家笑眯眯地说:“我这老朋友啊,现在只能拍照时摆造型用了。”
双方从邮票几十年的发展说起,其间谈到黄永玉的养生秘诀,黄永玉半开玩笑地说道:“我的秘诀是抽烟、喝酒、聊天、熬夜、晚睡、不运动、不吃水果。”众人惊讶,独他怡然自得:“写作也是一种运动,我的脑筋在动,手指在动;开心也是一种运动,我的心在动,我开朗快乐。”
到了吃饭时间,黄永玉请高山一行到小区里的川菜馆用餐。“这是黄老常去的饭馆,没有醒目的招牌,只有小小的门牌上写着‘川菜’两个字。黄老说他现在不喝酒了,却爱看别人喝。”高山说。后来他们知道,留人吃饭是黄永玉的习惯。他年轻时去齐白石家中,白石老人便留他一个小字辈吃饭,令他念念不忘。如今他成了泰斗,也喜欢跟大家坐在一起吃着聊着。
过了几天,黄黑妮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电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一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桃寓意长寿,桃木可驱邪求吉,树枝上的树叶则表现出生命意识。大家惊讶于黄永玉创作速度之快,更为画作之生动而兴奋。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一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邮票上最终呈现的,就是这两幅初稿。不过,邮政的设计师发现黄永玉第一幅画中猴子的手指方向画反了,就在邮票设计图上改了过来。2015年5月,高山一行把邮票设计图带到黄永玉家,请他审阅,并把错误之处指了出来。黄永玉左比比,右比比,笑着说:“对的,对的!这只猴爪反过来才对,我马虎了,你们很认真。”他又想起一桩旧事:“几十年前,我刻了一幅牛的小木刻,刻好后交稿,大家都很满意,后来过了几十年才发现,那只牛没有耳朵!年轻时,沈从文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很大,我如果有一样马虎了,他会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来训我。”说完哈哈大笑。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两人都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
2015年7月,高山第四次带队来到黄永玉家。他们带来了雕刻好的样票,请黄永玉拍板。黄永玉拿起放大镜仔细端详。他年少时学过木刻艺术,加上早年与伊喔近距离接触过,故而对猴票的雕刻十分关心。邮政准备了两套方案,黄永玉看后说:“我觉得从猴毛的走向上,第二个方案好些,毛发走势灵动,有韵律,有节奏。”看完后,他特意在白纸上画起猴子的毛发走向:“你们看,猴毛要跟着体感走。有一句描写大草原的诗写得很好:‘浓浓淡淡、深深浅浅、虚虚实实、长长短短、凸凸凹凹的缠绵。’雕刻线条的感觉就应该追求这样的意境。”
一切妥当之后,黄永玉再次把高山一行留下来吃饭。这次改在院子里吃火锅。猴票的事告一段落,黄永玉更是顽性大发,段子无数:“有两个恋人,男的说要离开家乡一个月,女的不愿意。男的就说:‘我每天给你写一封信。’女的才勉强答应。结果,女的结婚了,你们猜她跟谁结的婚?跟送信的”……
2015年8月6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仪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白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制1980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36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92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父亲是当地男子小学的校长,母亲则是女子小学的校长。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里写道:“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十二三岁”,半大伢子。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那是抗战时期,战火中的教育断断续续,他初中留了5次级。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年,24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有一次,黄永玉和朋友到一家餐厅吃饭,结果大家都没带钱,他就照着鱼缸里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蘸酱油抹在画上,给画着色。画完后,他打电话给好友叶灵凤。不一会儿,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把画交给他,他付稿费,帮大家结了饭钱,人人尽兴而归。
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阿诗玛》还被一家香烟厂看中,并生产了同名香烟,一度红遍全国。
黄永玉还帮过另一厂家。上世纪80年代,黄永玉回乡探亲,受邀到当地酒厂参观。看到建在土坡上的酒厂简直就是小作坊,黄永玉觉得应该为家乡出力,决定为酒厂设计酒瓶。酒厂拿到黄永玉的作品时吃了一惊:这哪里是酒瓶?不过是用黄泥巴烧成的粗土陶,看上去也不讲究。黄永玉淡淡地说:“你们若觉得好,就做一批出来,我拿到北京帮助推销;若觉得不好,就退给我,没关系。”
后来,3箱酒被运到北京,黄永玉大力推销,一方面往北京的大饭店送,另一方面请朋友们品尝,很快使一种无人问津的酒从1.7元涨到5元。有人说:“酒瓶本身就是工艺品,买来送朋友既解酒瘾又饱眼福,一举两得。”
黄永玉再回乡时,带上了更加新奇的设计:扁扁的黄土陶罐子,像一块麻袋布缝成的口袋。他还为酒起名“酒鬼”:“烟鬼、色鬼不好,酒鬼可是个有趣可爱的名字!”
他作了幅画,叫《酒鬼背酒鬼》,画上题诗:“酒鬼背酒鬼,千斤不嫌赘,酒鬼喝酒鬼,千杯不会醉,酒鬼出湘西,涓涓传万里。”此酒问世后一炮打响,至今畅销全国。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提笔于1945年,后来搁置数十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杂志上连载。2013年,小说的第一部出版,取名《朱雀城》,写的是黄永玉小时候生活的凤凰县城的故事。洋洋洒洒80万字,竟只写了抗战以前十来年的人生经历,把社会各个侧面的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足见其记忆力惊人。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表叔沈从文也写过《边城》《长河》等湘西题材的作品,已成文学史上的名作。黄永玉说,那是“与家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说:“相比沈从文的优美和忧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另一种矫健气质。”2016年1月,小说第二部《八年》(上卷)出版,写的是抗战时期的故事。鉴于黄永玉的年龄,很多人担心他完不成整部作品,他自己打趣说:“看来100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争取活到把自传写完。”
正如小说的书名,黄永玉是个“无愁”的“浪荡汉子”。他的人生充满了“湘西人的刁蛮和豁达”。
他不避讳谈钱。对讨字求画者,他写《启事》规定:“画作、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事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
他不避讳讲荤段子。家乡有人建议把他捐建的桥命名为“永玉桥”,他说干脆叫“卵桥”。“桥就是桥,要是为了自己的名字来做,那就太没有意思了,影响就糟糕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声大师侯宝林与黄永玉有一段对话。侯宝林问:“你还教不教课?”黄永玉说:“奶大了孩子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几秒钟后侯宝林说:“怪不得现在都改用奶瓶……”
他不避讳谈女人。2013年,他对一位20多岁的女记者说:“我从小喜欢读《水浒传》,对那些女的批注较多。比如阎婆惜,她爱宋江的徒弟,这当然不行。幸好,她抓住了宋江的把柄,利用政治来敲诈宋江,争取独立。一面是爱情,一面是政治,加在这个小女人身上,你说她厉不厉害?我还画了好几张潘金莲的画,有一张我写上‘爱了,把我怎么样’。王婆我都说她好,她给西门庆分析,如果潘金莲怎么怎么样,那就算完了;如果你这样做,她要这么来,那就行了。放在今天,王婆可是个信息人才。”
他任性。60岁时,他非要考驾照,北京的“交通部门就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考试”。当时,考官指着汽车的一个零件问:“这个零件坏了如何修?”他竟然答:“换个新的就成。”后来,他通过努力拿到了驾照。80岁时,他迷上了宝马的一款敞篷跑车,找人查阅了资料,从国外买了一辆空运回来。跑车运抵湘西首府吉首后,他立马开起来跑了20公里,在亲人的极力劝阻下才停下来。
他没钱时也任性。“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更早时期,17岁的他在泉州开元寺一带浪迹,有一次爬到玉兰树上去摘玉兰花,一位“头顶秃了几十年”“还留着稀疏胡子”的老和尚问他:“你摘花干什么呀?”他回答:“老子高兴,要摘就摘!”“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你已经来了两次了。”“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老和尚请他到房间里坐坐,他看到桌子上摆有丰子恺等人的信件,才知道遇到的是弘一法师李叔同,便向他求字。可是没过几天,弘一法师就圆寂了,黄永玉嚎啕大哭起来。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好友张五常说:“我是一个思想不受约束的人,喜欢独行独断,但自问没有黄永玉的能耐。他的画使我有谦卑感!”黄永玉的自我评说是:“当你像上帝一样地站在高空看看自己的样子,就会感到特别好玩,我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