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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年-1946年），湖北蕲水人。著名诗人、学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无论在大陆还是港台，闻一多都被认为是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从职业上说，他几乎一生从事的都是教书育人的事业。他1932年回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战火纷飞的年代与流亡师生一起南下，一直到被暗杀去世，都未曾放弃这个事业。

西南联大存在了8年多，闻一多也在昆明生活了8年多。在70年后的今天，当一位位当年的大师都已变成雕像和光环时，我们或许能通过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种种事迹，触摸那一批知识分子真实的脉搏。

解聘刘文典

在西南联大，许多人对闻一多都有一个印象——爱走极端。这可以说是闻一多性格决定的，解聘刘文典便是最能反映这种性格的一件事。

那是1943年6月，西南联大校园爆出一条新闻——中文系教授刘文典被解聘了。这在西南联大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月初，磨黑盐商张孟希请刘文典为其母写墓志铭，派人来昆明迎接护送。刘素有“二云居士”（即云土、云腿）之号，但物价高涨下已乏力购买，听说张孟希可供给充足烟土，便不顾路途遥远去了磨黑，一待半年。联大同事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他不该扔下正在教的几个班。但刘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中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还当面顶撞过蒋介石，况且他在清华的资格也甚老，故尔谁也奈何不得。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清华出了这事，北大、南开的人虽不便说话，却冷眼相看如何处理。

身为清华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觉得刘文典此举不足为人师表，新学年到来之前主张不给他续发聘书。那时系主任权力很大，在聘请教师一事上尤有发言权，因而聘任委员会虽然主张续聘刘文典，却并未把聘书寄出。有人替刘转圜，说刘于北平沦陷后能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刘文典看到事情僵住了，就写信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及校长梅贻琦。梅贻琦一向处事稳重温和，但在这件事上则支持了闻一多，他在给刘文典的复函中说：“尊驾亦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解聘刘文典的事在学校影响很大，同仁乃至社会上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吴宓就是其中之一，几年前出版的《吴宓日记》，就记载了他的不满。这件事过去一年了，冯友兰在与朱自清聊天时，还说“不得不依从闻之主张”。

与朱自清磨合

在多年前纪念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我把闻一多和朱自清称作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由于毛泽东说我们要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所以人们都认为两人关系密切。这话原本不错，不过，由于性格关系，两人之间也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任教授。9月8日，开学的第二天，闻一多初次与朱自清见面，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同事论学。朱自清长闻一多1岁，1925年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他经俞平伯、胡适推荐，到校任教授，1932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

在北平和昆明，两人的交往主要在教学和工作方面，由于闻一多性格耿直，有时爱自做主张，不免引起朱自清的不快。1939年5月初，在聘请中文系教授一事上，闻一多觉得拟聘对象有些保守，主张系里不妨保留几个空额。朱自清不反对这种做法，但觉得自己是系主任，应该事前和自己交换意见。朱自清5月4日的日记记录了这段：“我坦率地要求他若有什么主张，首先应与我商量，他对我表示抱歉并赞赏我的意见。”不过，这件事仍然让朱自清心里放不下，这个月19日，他和罗常培、杨振声商谈大一国文事时，还说到此事，日记中甚至说让自己觉得学术地位“低得可怜”。

1940年秋，因朱自清休假，闻一多代理中文系主任。

他们二人关系真正密切起来，是在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时候。1941年7月，清华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最先恢复的是中国文学部，部主任依例由中文系主任担任，这副担子自然落在闻一多身上。

中国文学部的地点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17号，这是所刚刚盖好的小院，上下两层楼，闻一多全家住在院落右侧厢房，没有家眷的清华同仁浦江清、许维遹等住在厢房左侧。清华中文系搬到昆明的图书集中在二楼正中的大房间，季镇淮、施子愉、王瑶等研究生为了写论文，也曾在这里住过。朱自清的家眷远在成都，所以他后来也搬了进来。司家营17号可以说是清华中文系共同的“家”。

在司家营17号，闻一多写了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说起这篇文章就不能不说到朱自清。1943年8月，朱自清从成都休假归来，带了一本诗集，因闻一多正在与西南联大新聘的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合作编译《中国诗选》，朱自清便把诗集给闻一多看。闻一多一看，心里一惊，诗集里的《自由，向我们来了》 《五个在商议》 《给饲养员》 《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 《人民底舞》让他眼睛一亮。闻一多过去很少读这类诗歌，甚至认为这类诗算不得是诗，但细细看下去，那些充满活力的街头诗句句有强烈的生命。

于是，开学后的第一堂“唐诗”课上，闻一多没有讲唐诗，反倒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他说：“抗战6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我想诸位不要有成见，成见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诸位想想我以前写的是什么诗，要有成见就应该是我。”末了，闻一多强调：“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

闻一多讲课本来就颇精彩，这堂课更是这样，一位同学曾写了篇文章记录感想，张贴在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第三期上，1943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以《听鼓的诗人和擂鼓的诗人》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文中说：闻一多穿着蓝色的旧长袍，手里轻轻拍着田间的诗的抄本。他精湛独特的见解，清脆爽朗的国语，触动了听课的学生。过路的人也被这洪亮的声音吸引住，窗外的旁听者越挤越多，大家感到闻一多的长髯像过了强电流的铁丝一样弹动着，眼睛也像出现了“放电现象”。

那天课后，大家怂恿闻一多把课上讲的内容写下来，恰《生活导报》准备出版周年纪念刊，编辑傅欣来约稿，闻一多爽快地答应下来，这就是《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很长时间以来，闻一多总是被人认为是新月派文人，正是这篇文章，不仅开始改变了人们的印象，也是闻一多思想转变开端的标志。人们不该忘记，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与朱自清分不开的。

王瑶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1953年由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认为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建立。他指导的研究生中，出了好几位学术领域的公认大家，如温儒敏、钱理群、陈平原、郭小聪等。人们都知道，王瑶是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指导的研究生，但真正把王瑶引进西南联大的，是闻一多。

王瑶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因抗战爆发，中断了一个时期学业，1943年到昆明复学。毕业后，他在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和毕业生创办的五华中学任教。清华文科研究所恢复后，力量还比较弱，闻一多很是着急。起初，他想到自己在北平指导的学生孙作云，但几次托人探询却不知其去处。他还想到刘绶松，但刘绶松因一时筹措不到路费也没能前来。在这种情况下，闻一多决定动员王瑶回来做研究生。

1986年10月7日，王瑶曾在家里向笔者说起此事经过。1943年5月的一天，闻一多请王瑶到文林街一家茶馆喝茶，问他为什么不读研究生。王瑶老老实实地对闻一多说：读研究生是当学生，只有贷金，而且数量很少，难以维持生活。闻一多听了，认为有道理，想了想，说可以让他当半时助教，就是一边当助教，一边读研究生，这样也有工资。这种安排，解除了王瑶的后顾之忧。

闻一多的思想变化开始于1943年下半年，王瑶正是这个时候考入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所以亲眼看到了闻一多的迅猛转变。1944年10月，他给北平时期的清华大学同学赵俪生写了封信，用很大篇幅描述转变中的闻一多。信中写道：“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因之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但闻先生老当益壮，视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昆明宪政促进会闻先生推动甚力，双十节召开纪念会时，闻先生朗读宣言……态度激昂，群众甚为感动，末决议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当场……略有骚动，复归镇静……在联大上课时，旁听者常满坑满谷，青年人对之甚为钦敬。”

1945年8月11日，传来日本乞降消息，昆明城中群情沸腾，各报竞出号外，夜里还自发举行了群众游行。闻一多那时虽已搬进昆明城里，但正利用暑假去司家营办事，12日清晨，王瑶带着报纸赶往司家营，到时已经中午了。闻一多一听，就喜欢得跳了起来，马上到镇上小理发馆，把留了8年的长髯剃掉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独裁政策，挑动内战，杀害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不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正如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评价：“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闻一多的生命被定格在47岁，他的精神，必将长存于人们心间，照亮前路……

王瑶（1914—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