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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京仔，1932年生，祖籍山东，现任日本新潟华侨华人总会会长，著名肾透析专家，爱国侨领。

8月25日，国务院侨办宣布，将邀请5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侨胞代表出席我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出席招待会。日本新潟华侨华人总会会长惠京仔是其中之一。

8月28日，《环球人物》记者致电惠京仔，问到她的感受时，这位83岁的老太太回答得铿锵有力：“光荣，还是光荣！中国举行抗战胜利大阅兵，向世界各国展示维护人类和平的信心与决心，证明中国不仅是亚洲大国，还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我为能在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而自豪。这是中国民众实现‘中国梦’的坚实一步。身为海外华侨华人，我亲身经历了祖国半个多世纪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昌盛的过程，有屈辱有骄傲，更能体会到这种变化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海外游子意味着什么。我聆听到了祖国强盛的钟声，我觉得海外华侨华人还能为祖国做更多事！”

华侨们称她“惠会长”

说起惠京仔，旅日华侨华人都会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这是一位在日本侨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华侨女性，多年来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做出了突出贡献。1990年，她应邀参加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受到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9年，她应邀回国出席国庆50周年庆典，并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

作为受人尊重的侨领，惠京仔不顾高龄，四处奔走，联合新潟当地新老华侨，于2010年12月成立了新潟华侨华人总会，将华侨华人拧成了一股绳。作为全日本知名的泌尿科专家，她创建了日本第一所人工肾透析专门医院。但与“惠院长”比起来，旅日华侨华人更喜欢叫她“惠会长”。

2011年11月29日，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为惠京仔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式宴会，庆祝她的生日。华侨华人为惠京仔送上了温馨的生日祝福。新潟华侨华人总会一位理事为她撰写了一副庆贺对联——“仁者维祺征大爱，文明道德享高寿”，尽显来贺者对寿星的赞美之情。

受尽屈辱的“敌国之女”

爱国情怀是有传承的。惠京仔的父亲惠葆祯是山东邹平人。1925年，18岁的惠葆祯东渡日本，先后在大阪及东京等地的中国餐馆当学徒，后来认识了一位山东籍姑娘，并相爱结婚。婚后，惠葆祯带着妻子迁居新潟，在那里开设了中华料理店“保盛轩”。1932年，女儿惠京仔就诞生在这里。

3岁时的一幕，深深印刻在了惠京仔的脑海里。1935年4月，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即将访问日本。为了防止华侨华人抗议，日本宪警开始采取大规模的“清扫行动”。一天凌晨3点多，日本“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突然闯入了惠京仔一家居住的小楼，邻居老乡王立业、王立臣被“特高”从被窝里一把拉出来带走。这可是平时都不与人红脸的本分人啊！

惠葆祯死死抱住惊叫的女儿，感觉到了无力与愤怒。第二天早上，新潟港的汽笛声格外刺耳。惠京仔在父亲怀中，又眼睁睁看着平时疼爱自己的王立业被“强制送还”（遣送）中国，她哭着大叫“不要走不要走”。那一幕让惠京仔痛至如今。

惠京仔回忆起苦难童年时说：“我是在歧视中长大的。每当我流下委屈的泪水时，父亲也很伤心。他说你一定要记住，祖国不强大，海外游子永远无法抬起头。”

作为华侨子女，惠京仔不能像日本孩子那样出门去玩耍。学龄前的她，几乎没有机会学日语，只能躲在家里讲山东话。进入小学后，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一些日本民众也被卷入了战争的狂热浪潮之中。

惠京仔一出门，日本小孩就会拿石头向她身上狂扔，并骂她“支那人的小崽子！”后来，头破血流的惠京仔愤怒了。她拿出在家里准备的竹棍，不顾一切地反抗。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对华侨的迫害也越来越残酷。在学校，惠京仔是“敌国之女”，处处受到刁难。面对恶劣环境，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学习，她的成绩总是第一名。但是，学校和老师总是把她排在最后一名。有一次，市里举行书法展览，日本孩子都有一个月的时间练习，但只给惠京仔一天的时间。然而让学校恼怒的是，日本孩子的书法都没选上，只有惠京仔的作品被选上了。回家的路上，几名教师拦住她拳打脚踢，叫她“支那人”，还恶毒地咒骂她。这居然是为人师表的人！

更恐怖的场面还等着惠京仔。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这一天，是惠京仔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全校师生拿着“太阳旗”，排成队伍，唱着胜利的军歌在大街上游行。惠京仔作为战败国的“小崽子”，被软禁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准备作为日本孩子昂扬斗志的“特殊道具”。

在众多同学面前，日本教师们强迫惠京仔两手伏地跪下，一把揪住她的脖领儿，强迫她说：“我的国家战败了，日本的先生们，实在对不起，请原谅我们，求你们了！”

日本教师们还抓着惠京仔的小脑袋，不断用力往地上撞。以前，不论有什么样的屈辱，惠京仔都能咬紧牙关，不流一滴眼泪。可这次，过分的屈辱和愤怒，让她怎么也忍不住泪水，大声地哭起来。

1945年春，日本在战场上接连失败，旅日华侨华人的遭遇也变得更糟糕。惠京仔成绩优异，但新潟市立女子高中断然拒绝了这个“敌国之女”的入学申请。心急如焚的父亲含着眼泪拼命四处求人，终于引起了一个有地位的日本人的同情，帮助惠京仔得到考试资格。即使如此，校长在入学面试中还对她进行刁难。最后，惠京仔冲破重重障碍，终于争到了继续学习的权利。

1957年，惠京仔进入国立新潟大学医院的人工肾脏研究所，白天在这里搞研究，晚上再去别处打工挣钱。经过艰苦努力，她以优秀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研究人工肾脏的学者。

惠京仔主攻的是人工肾透析医疗，就是用人工肾过滤透析肾功能丧失者的血液，把患者体内积存的毒素排除掉，挽救其生命。这是战后新发展起来的一个医学领域。当时，日本还没有一家医院敢采用人工肾透析装置。惠京仔克服种种困难，于1975年在新潟市建成了日本第一家专门进行人工肾透析的医院。

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爱国和思乡之情，她把这所医院命名为“山东医院”，自任院长。以后该医院又逐渐扩建，设备日臻完善，建院至今已挽救数以千计的患者生命，被日本政府指定为专门研究人工肾透析的医院。惠京仔也成为全世界造诣最高的人工肾透析专家之一。

独生子保留着中国国籍

身居海外，惠京仔忘不了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液，祖国在她心中有千斤重。

1975年，惠京仔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激动不已。她通过中华医学会结识了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的专家，从此有了为祖国作贡献的途径。

从那以后，惠京仔每年至少回国一次进行学术交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向北京友谊医院赠送了6台昂贵的人工肾透析装置以及其他设备，帮助建起了中国第一个人工肾透析医疗中心。这些年来，她免费帮助中国培训医师和技术人员，每月邮寄透析室所需的消耗材料及世界人工肾医学新发展资料。据统计，仅她捐赠的设备价值已达数百万元人民币。

1980年，惠京仔帮助哈尔滨第一医院建立了人工肾透析室，并安排医务人员赴日本培训。她还帮助山东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建立人工肾透析室和培训人员。她动情地说：“我是13亿公民的一分子，有义务与祖国的医务工作者一起为祖国医学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2002年，惠京仔出版《祖国之钟》一书，记述了她心向祖国、艰苦创业的奋斗史。

惠京仔的独生儿子叫惠以盛，是日本横滨北仓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他，如今依然保留着中国国籍，并为此而骄傲。他说：“妈妈是我的骄傲。外公、外婆和妈妈在日本生活的经历，是我成长的食粮，使我知道作为一个华侨应该怎样生活，使我懂得祖国在我心中的位置。今后，我要像妈妈一样，做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为祖国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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