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今日中国中文版

“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在国际战略环境中的定位与发展态势的总体判断。基于这一判断，中国确立了互利共赢式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在“十三五规划”之中，专门以“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这一显著章节来突出对外开放在中国总体发展进程中的显著意义。

2016年的全国“两会”已经落下帷幕，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出炉，中国全方位外交也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需要不断深化升级并得到切实有力的执行。作为其中的关键点，中国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断迎来重要挑战和考验，必须积极应对方能排忧解难，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深度融入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维护良好的战略环境。从战略全局看，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和影响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因素，对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开展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如何维护中美良性互动，在美国政府换届和亚太经贸与安全格局日新月异的当下具有格外突出的战略意义。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持续升级

本届中国政府就任以来，中国经济与外交始终面临着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之挑战。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2015年的全球经济增速更是创下了6年来的新低，一直以来支撑全球经济繁荣的世界贸易成为“拖后腿”的主要因素。加之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国际金融市场亦震动加剧。这些经济方面的表现传感到政治与安全领域，导致不同地区国家间矛盾的深化与冲突加剧，突出表现在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泛滥，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围绕领土方面的争端更趋激烈。

在重重困难和挑战之中，中国经济维持了中高速增长，并且在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诸多积极进展，正在逐步换挡形成新兴增长动能与传统增长动能转型的双引擎模式。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与国内的发展相配合，在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治理的重要峰会和地区性多边论坛的同时，倡议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的对外开放迎来了一波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签署与升级的高潮。

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例，根据王毅外长的介绍，迄今已经取得四个方面的显著进展：1、参与伙伴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目前已经有7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合作意愿，有3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共建协议。2、金融支撑基本到位。中国创立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首批投资项目已经启动；2016年初已经开业的“亚投行”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3、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成形。中巴和中蒙俄等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中老和中泰等泛亚铁路网与中欧、塞匈、雅万高铁等项目纷纷开工建设或已经贯通，均为宏大的交通网络建设添砖加瓦；4、产能合作全面推进。中国目前已经同近20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尤其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新模式更值得借鉴效仿，许多大项目已经落地生根。上述积极的进展，彰显出“一带一路”的光明前景和为沿线国家带来的蓬勃商机，也标志着中国向着国际公共品提供者的快速转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崛起新兴大国，中国在世界治理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国际社会更为关心的是，中国未来将采取怎样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方针，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对自身的清晰定位与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客观准确判断。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800美元，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已经跃居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另外中国的军事改革与现代化成效显著，国防实力的稳步提升保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有能力参与维护地区与世界局势稳定。

对于国际战略环境，“十三五规划”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上述认知既把握住了国际风云变化中的“常量”，又抓住了关键的”变量”；既强调了机遇，又突出了风险和挑战；既有对“势”的运筹帷幄，也有对“点”的重点关切。基于此，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做出了重要的判断：“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在国际战略环境中的定位与发展态势的总体判断。基于这一判断，中国确立了互利共赢式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在“十三五规划”之中，专门以“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这一显著章节来突出对外开放在中国总体发展进程中的显著意义。规划中强调了“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就外交领域而言，“十三五规划”着重强调了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就细节来看，其中既包括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营建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也包括推进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时还包括扩大对外援助并积极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此外还强调打击恐怖主义与维护网络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总之，“十三五规划”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描绘了一幅“大有可为”的光明图景。

在2016年的“两会”中，王毅外长对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做了一番精辟的总结：其目标是助力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选择是坚持自身的和平发展，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基本原则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要的路径是建立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倡导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价值取向是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弘扬正义，在国家关系中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总而言之，中国将会持续不断地积极努力，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合作共赢为国际和平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时不我待

在2016年的“两会”中，举行了多场涉及对外关系领域的新闻记者会。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在新闻发言人傅莹、王毅外长与李克强总理先后三场记者会上，在外交领域被提问最多的问题均与中国周边局势相关。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将“秉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地区内国家持久和平相处、联动融合发展。”中国周边大国林立，俄罗斯、日本以及常驻亚太的美国，都是中国需要保持良性战略互动的重要对象，而与中国陆地相邻或隔海相望的数十个邻国，则构成了维系周边战略环境稳定与促进地区繁荣的重要基础。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亟待化解两个难题：一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与冷战式的军事对峙；二是南海主权与相关海洋权益争端的频度、烈度、形式趋于升级。维护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推进地区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这一切都依赖于稳定的周边环境，关键在于为地区冲突热点降温。近年来，中国外交也将大量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朝核与南海问题的解决之中，然而受到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干扰，效果难言理想，甚至面临特定议题趋于失控的风险。

对此，李克强总理在会见记者时强调了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两个宏观思路：一来，维护地区的稳定，实现睦邻友好，关键在于靠地区内国家的共同努力；二来，域外的国家应该以建设性方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国家进行合作，共同管控好分歧。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友好的睦邻关系对于亚太区域乃至全世界的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共同利益。换言之，各方都应该为了这一共同利益而构筑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具体到朝核问题上，国际社会均期望联合国新近实施的决议可以扭转朝鲜拥核的进程和趋势，同时缓和朝方与美日韩一方的军事对峙。这就需要全面、忠实而完整地执行决议，而非对决议进行歪曲，甚至将主要责任抛给中国，将朝核问题当作中国外交作为与否的评判标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而明确的。中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同时中国要求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更不能伤害中国自身的战略安全利益。如傅莹发言人所言，冷战结束20余年后的今天，朝鲜战场依然仅仅依赖一张脆弱的的停战协定，怎能避免深度不信任的交战双方陷入紧张？如果东亚相关国家相互拆台怎能补强该地区最明显的安全短板？

解决朝核问题与半岛危机的关键，在于安全换安全，在于敌对双方逐步累积战略信任关系，在于用和平手段而非军事对峙的思路解决争端。所谓“制裁是必要手段，维稳是当务之急，谈判是根本之道。”这也是中国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的原因。如王毅外长所介绍：“无核化是国际社会的坚定目标，停和机制转换是朝方的合理关切，两者可以并行谈判、分步推进、统筹解决。这样既公平合理，又切实可行。”对于朝核问题与半岛危机，相信国际社会终将达成如下共识，即“无核才能和平，对话才是出路，合作才能共赢”。

具体到南海问题，这又是一个国际社会的话语霸权肆意妄为的典型案例。在信息化的时代，信息不足并非首要难题，而主要矛盾是信息不对称传播而造成的狭隘与偏激问题。中国政府在南海的所言所行，经过某些国际媒体与部分国家的“巧妙加工”，就变成了“强硬或好战”、“中国试图强占整个南海”、“中国违背国际法将威胁作为国际贸易主要航道的南海航行自由”……上述的歪曲，无视历史，无视事实，甚至无视某国自身曾经的政府立场与声明，更在对国际法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偏听偏信，以“我即法律”的思维公然违法。

南沙与西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从未提出过新的领土诉求。基于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与自卫权而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并不应该被贴上“军事化”的标签，尤其是面对域内外国家频繁的武力示威与挑衅，这种防卫措施更彰显其必要性。而且中国在这些岛礁上兴建的更多是民用设施，可以在建成后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在具备条件之后考虑邀请各方面记者前来参观访问。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中国没有必要如外界所言般地藏着掖着，如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反而是某些怀有不当目的者，试图以此来炒作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国际仲裁不能单边强行”，这些立场都是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就南海问题代表中国政府申明的庄严立场。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持续协商谈判，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后达成，并通过设立热线的方式建立海上风险管控预防措施，充分展示了中方的诚意。如果各方真心希望南海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就应该以合作的思维，推动争端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依赖于炫耀武力和强行单边提出国际仲裁来激化矛盾。

除了朝鲜半岛与南海问题这两个较为棘手的安全冲突热点外，中国还要在东北亚与东盟两个战略方向的多边合作方面继续争取突破，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夯实基础。一方面，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如今走到了一个拐点。2015年，已经停滞多年的三国领导人峰会终于在韩国首尔得以恢复，而2016年在日本预定举行的会议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然徘徊在低谷的中日关系能否复苏，其关键在于日本对华的认知和态度。如果日本执政者始终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敌对方，在历史认知和地缘政治上继续采取“双面人”的做法，则中日关系的裂痕将进一步加深，同样也会影响中日韩三方的自贸区建设，更制约亚太自贸区的发展。从中国的角度而言，需要通过持续向日方灌输正确的认知理念，通过各方的努力将日本拉回到正常的中日关系轨道和中日韩良性合作的框架中来。

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升级。中国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迄今已经25年，随着东盟共同体的建成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加之“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国家的落地生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正面临着全新的机遇。打造好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此，中国将东盟视为“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自贸合作、区域合作和海上合作的优先伙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倡导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于3月底进行首次领导人会议，成为新的亮点。澜湄合作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有益补充，还可以助力东盟的整体和均衡发展。

良性中美关系左右国际格局

在2016年“两会”的总理和外长记者会上，均有中外记者就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进行提问，这也显示出各界对于这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似乎在增加，而且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上当今的主导国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紧张度也在提升。这体现在中美之间在安全、贸易、人权等方面的摩擦点与摩擦量都在增加。而且，中美关系作为一种枢纽性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在多场记者会上都有俄罗斯的媒体就中俄关系是否会受到第三方影响而持续发展进行发问。

就在“两会”举行期间，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奥巴马主义》的长篇报道，其中　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重要的外交团队成员进行了深度专访。在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奥巴马的外交战略理念和对美国综合实力运用的策略，特别提出奥巴马只有在美国核心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才会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预，否则将更多地依赖于盟友分担维护共同利益的成本。这样的策略，既巩固了美国的盟友体系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有效地打击了部分盟友“搭便车”的做法。这样的战略思维应用于亚太地区，就促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旨。在被问及传统大国关系中，哪一个国家将在未来数十年对美国构成最显著的挑战时，奥巴马回应称中美关系最为关键。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的详细阐述。

奥巴马首先重申，如果美国能处理好中美关系并保持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则美国将拥有一个实力不断提升并且与美国分担维护国际秩序成本和责任的伙伴。接着，奥巴马强调了其反面，即如果美国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中国没能良性发展而诉诸民族主义作为其原则，抑或不愿承担与其国力相匹配的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再或者中国的世界视野局限于地区影响力，则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将会增加，而且美国应对其他即将到来的挑战也将面临更多困难。

尽管奥巴马政府的任期只剩下不足一年，但是作为美国的领导人，其战略思维对于后续的美国执政者以及整个美国的战略决策圈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奥巴马看来，中美维持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如美国预期般的崛起，既维持自身良性发展而不对外扩张或者使用激进手段，同时配合美国维护世界秩序，承担相应的负担和责任，这等于将中国的角色预设为美国一个跨地区性的、不达成相互间防卫承诺的重要盟友。否则，美国就势必与中国面临潜在冲突升级的风险。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经表示：“我不希望我的孙辈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之中。”显然，美国战略制定者眼中的中美潜在冲突的实质就是世界秩序主导权的争夺。

奥巴马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美国试图确认中国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利益，而美国在南海的作为，包括动员绝大部分亚洲国家以令中国惊讶的方式孤立中国，很好地强化了美国的同盟关系。这些言论，恰恰印证了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对中美摩擦根源的判断：“摩擦产生的根源还是美国总有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担心中国有一天会取代美国。”然而，实际上中国无意取代或者领导谁，美国应更多地学习体会中国五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不应该动辄套用美式思维来判断中国。

中国领导人则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两国关系的发展。李克强总理坚定地认为：“中美分歧点量会增加，但比例会减少。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趋势不会变。”中美2015年的双边贸易额已经接近56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本身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巨大的共同利益，而且远大于分歧。美国执政者的轮替，都不能影响中美关系持续发展的大势。至于如何使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应当遵循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中美维持良性合作，不仅有利于美国投入巨大的亚太战略获得丰硕的回报，更有利于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稳步推进，最终有利于亚太和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张旭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