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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距离故宫90周年院庆还有5个月的时间，一幅落满灰尘、多处破损的屏风被送到了故宫文物修复组。这样的屏风一共有32扇，是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时，他的16个儿子和32个孙子送给他的祝寿礼物。

这些屏风已经在故宫的地库里封存了300年，5个月后，它们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展出。这不是单一的修复部门所能完成的工作，需要木器组、漆器组、织物组、百宝镶嵌组等多个部门的通力协作。

因为这个契机，紫禁城深处不为人知、颇具神秘感的文物修复者的日常工作，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呈现在观众面前。

2016年1月，这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播出，短短1个月内，网络点击率超过70万次。在聚集着大量文艺青年的豆瓣网上，它的评分高达9.5，超过去年中国大陆最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因为它的热烈反响，两位导演之一的萧寒说，他们正考虑剪辑出一个单集的国际版。

穿越千年的匠人对话

热闹的庆典之外，故宫文物修复者的真实日常，是在房间里对着残破的文物独自埋头工作。

1977年，16岁的王津进入故宫工作，学习钟表修复。钟表修复技艺是故宫一直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时，钟表工匠们仍然留在故宫。

顺治、康熙、乾隆三个皇帝都酷爱收藏钟表，当年的传教士来华，往往会献上各国最新式的钟表珍品。“故宫的钟表，无论是藏品还是件数，可能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去大英博物馆看，小型的比较多，这么大型的基本没有。”王津说。

钟表修复难度很高。钟表多为孤品，顶多是一对，很难找到配件；复杂精密的系统需要反反复复调试；而比恢复报时功能更难的是恢复其演艺功能。“这个翅膀应该会动的。”温和内敛的王津稍稍皱起眉头。他眼前的这件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已经100多年没有修复过，如果要在院庆时与游客见面，那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太充足。

王津修复过最复杂的钟，可能是2010年修复成功的“老人变戏法钟”。那座古董钟由瑞士钟表大师造于1829年，传动装置多达7套。运转时，戏法老人手中的豆子、小球会变色；钟顶小鸟则会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为修好它，王津和专家、助手耗时一年。

纪录片的旁白说，文物修复，是与百年前的人进行对话的特殊职业和生命体验。

无论是一座停摆的钟表，一匹破损的唐三彩马，还是一幅残破不堪的字画，一尊颜色尽失的木雕，在数百上千年之后，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匠师，最大限度地让其复活，这是极为难得的缘分。

这些顶级的匠师过着一种极为朴素的日常生活，这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太接地气了”，网友们评价道。

导演叶君带着摄制组，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和这些师傅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上班我们上班，他们下班我们也下班，一起去吃饭，晚上去树林里割漆，他们出差我们也跟着去。”萧寒说。

和故宫有关的纪录片里，焦点多是故宫本身。记录这些故宫人的寻常生活，或许还是第一次。

早晨7点多，青铜器组的王有亮老师第一个到单位。他打开第一道大门—因为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这样的门一共有7道。开门之前，他们通常会吆喝几声，民间传说这是因为故宫闹鬼。

“其实是怕里头有动物，有时蹭地一下就窜出来。晚上故宫没人，会有猫、黄鼠狼什么的。”王有亮笑着解释。进了办公室，他先拿出些猫粮，撒在窗下的墙根，笑眯眯地看着两只花猫飞奔而来。

老中青三代文物修复者衣着朴素，性格平和。故宫不许私自烧开水，他们每天早晨拎着暖瓶，穿过几座宫殿去开水房打水。有人在院子里头逗猫养鸟，还种上茄子、西红柿，小心呵护，像在家里一样。杏树结果了，这是几百年前的明代人种下的，大伙儿找来毛巾被，或是修复文物用的、颇具韧性的大纸在下面兜着，说说笑笑地打杏分着吃。傍晚5点，他们从屋里走出准时下班，没有特殊情况不许加班—这也是工作规定，为的是慢工出细活。

修复寿康宫屏风

周一，故宫闭馆，没有游客的故宫显得格外空旷。陶瓷组的年轻女孩纪东歌骑着自行车，穿过空无一人的太和广场。第一个这样做的，是100年前的末代皇帝溥仪。

因为老师傅都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这些年，文物修复部门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来自中央美院、清华美院这种顶级艺术院校，有着很好的美术修养和动手能力。但在这里，他们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学起。

故宫的文物修复依然沿用古代的师徒制。1953年，故宫博物院搜罗各行各业顶级的手艺人，成立了文物修复厂。他们可能没有先进的现代工具，但身怀代代传承的绝技，而且兢兢业业。书画组的前辈冯忠莲曾在文革前后，耗费10年时间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

寿康宫里，穿着《丁丁历险记》T恤的高飞，爬上梯子，用刷子清理一个木柜的锁扣。他的师父王有亮已经轻易不再登高，而是站在下面认真端详，随时指导。几十年前，当王有亮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学徒时，他的师父也是这样站在地上看着他。

王有亮师徒修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为乾隆的生母所有。当看到锁扣逐渐显露出原本的皇家气派，王有亮露出喜色，对高飞说：“还是老祖宗能人多。当年要是不好好弄，皇上是要砍头的，现在院长不会砍我们的头。”

坐得住，有耐心，是对新来的年轻人最大的要求。“我第一天来上班时，进了大宫墙，感觉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安静得我都不敢说话。说实在的，这儿跟当代挺脱节的，每个人从学校毕业后不可能一下子适应，要有一个非常漫长的适应过程。所以有些孩子不适应，我也理解。”百宝镶嵌组的孔艳菊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她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很久，能力有口皆碑。

镶嵌室修复《番人进宝图》柜子

织物组里都是女孩子，年轻美丽的她们素面朝天。喷香水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其中的挥发物可能影响文物修复。

这里的工作之精细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组长陈扬正认真地清洗着一条宫灯穗。它已经糟朽，脆弱不堪，冲洗时，陈杨要先将水倒在刷子上缓冲，以免水的冲力将其破坏。这样的穗子，故宫有不计其数。

缂丝，不同于一般的织锦技术，是皇帝龙袍使用的工艺。它拥有雕刻般的立体感，也因此极度繁琐耗时，一天只能织出几寸来。

陈杨独自坐在梭机前，光脚踩着梭机，以确保脚感准确。“现代人已经不会选择这个了，你看我在这做活儿，她们都不过来看。她们感兴趣的是吃。”她笑着说，并没有多少责怪，“这个太费工费时费力了，有时看下来，我眼睛都花了。”

王津的徒弟亓昊楠学的是自动化专业，找工作时看着这里挺有趣的，就决定留下来，如今已经向老师学习了10年。他说师傅没有想象中的严苛，相反，对待自己像家人一样。

年轻人也有自己的优势。亓昊楠总能找到一些新的材料、技术，例如在清洗零件时，他尝试使用进口专业药液和清洗机，代替传统使用的煤油、手工清洗，效果好且不伤手。

为了同步记录修复陶瓷时的影像，窦一村用上了谷歌眼镜。漆器组的小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北京的郊区，和专业漆农一起在夜里摸黑上山割漆，守候一夜，收成只有8两。漆器修复工作的最大难点之一，就是要避免色差，确保颜色的稳定性，这种天然大漆虽然成本高，但在修复中使用最多。

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工作缓慢而悠长。例如，整座故宫一共有35万件瓷器，等待着纪东歌所在的陶瓷组去复原。

相比于在艺术院校读书时的创造性思维，文物修复是一种节制的艺术，要尽量保留其历史信息，不可以过多地干预。

孔艳菊说自己也经历过迷茫，但早已领会到这份工作的妙处：“其实蛮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古人是怎么雕刻、怎么构图、怎么做成的，以及干嘛用的，中间又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真正接触下来，你会发现非常精彩，非常美，而且，它们确实是有生命的。”

中国人的格物精神

这个片子让很多人想到了一个词：匠人精神。

“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中国人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毕业于中央美院木雕系的屈峰说。

摆在屈峰面前的，是一座辽金时期木雕菩萨像。尽管经历千年，铅华已逝，但她的面容依然栩栩如生，慈悲圆满。

“每个人对佛的理解，都不一样。这也跟人的性情有关，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愁眉苦脸的。怎么能刻出那种神秘的、纯净的微笑，那是最难的。”屈峰说。

王津有时会去钟表馆看看，看着陈列的静态钟表，温和如他，也会说，有点心疼，费那么大劲修的，动起来完全不一样。看到自己20岁时和老师傅一起修复的钟表，他感叹几十年太快，干不了多少精品，也是挺遗憾的。

屈峰说，很多人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才有价值，其实并不只是这么简单。“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这部纪录片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并引发他们对“匠人精神”的热烈讨论？萧寒的理解是：“匠人精神，首先是敬畏、热爱，中间可能会出现厌倦，但到最后就变成真正的融合了。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这太牛了，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做不到，三年跳两次槽，一年跳三次槽，这就是为什么年轻观众会一下被打动，说，原来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真的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

萧寒说，“耐下心来，不急不躁不赶地去做一件事，这样的气质现在太稀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