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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近年来，学界对它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文章主要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历史地位、政治建设、财政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入手，下面将对多年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

关键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历史地位 政治建设 财政经济文化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就陆续派兵对各革命根据地实施反革命“围剿”，到1932年的夏天，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未能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只能放弃苏区，转移到鄂川边。1933年1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红三军根据大村会议的基本精神，由川东入黔，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了著名的枫香溪会议。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省应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后，11月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5年2月，敌军以比我军多10倍的兵力始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在敌我力量悬殊这么大的情况下，根据遵义会议的精神，建立湘鄂川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多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最终扩大和巩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直到1936年中共完全退出根据地，前后共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历史地位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关于其创建的背景和历史作用，主要都是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大背景下，在革命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结合湘鄂川黔当地的自然条件来论述的。多数学者从1933年1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及红三军入黔后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出发，来论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的背景条件及创建过程等。目前学者主要从以前几点多了作出了论述：(1)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丧失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被迫入黔；（2）湘鄂川黔边地区的有利地形，武陵山脉恒贯其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所必需的一些客观条件在这里都已具备；（3）湘鄂川黔是土家、苗族、白、汉等多民族聚居区，多年来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1934—1936）、《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鄂西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红色黔东》、《武陵红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任弼时传》、《贺龙传》、等著作。硕士论文有：申艳华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党建思想研究》、周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都从红军如黔前的形势加以分析，在从几次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和决议等，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的背景、条件、过程等详加论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方面。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创建、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目前关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并不深入，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大多数学者对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仅限于其存在的区域内发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和决议和周边地区进行研究，很少从整体上论述，研究的范围和视野难免有狭隘和不足。唐振南的《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根本任务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郑立的《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主要从简述了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根本任务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红六军团是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第二，红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为红一方面军通道转兵创造了条件；第三，红二、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第四，红二、六军团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顺利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唐承德的《关于黔东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杨军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在分析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条件和其特点的基础上论述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意义：第一，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红三军自1932年退出湘鄂西根据地以来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点、立足点；第二，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丁条件，还“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第三，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第四，锻炼了黔东人民,播下了车命火种。聂祖海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主要从红军在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作了说明：第一、根据地创建时期———支持红三军，共建黔东苏区；第二、创建和保卫根据地时期———开展各种支前活动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第三、红军离开根据地以后———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冒险珍藏红军遗物,做红军传人。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政治建设方面

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重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且被敌人围困的战争环境中创建和发展起来，与党的正确领导、注重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是密不可分的。申艳华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党建思想研究》一文作了专门的研究，主要从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坚持党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保障党内民主和统一；坚持党员的教育和培训等作了论述。候先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反贪污腐败斗争》分析了贪污腐败的成因、特点及在湘鄂川黔省委的领导下的反贪腐斗争。石维海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行政法初探》文章从行政法的概念出发，结合地方特点，总结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政法内容的四个特点：第一、行政法规范带有明显的革命战争时代的特点；第二、行政法规范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第三、命委员会组织法体现了一切权力归工农和政权建设应当保持精简、廉洁的原则；第四、行政法中带有某些刑法规范。更多研究成果及观点分散于其他研究著作之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鄂西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红色黔东》、《武陵红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等著作都是从几次重要会议及重要决议文件等，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的步骤、建设情况、政治体系等清晰地展现出来。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也是党不断壮大自己，瓦解敌军的有力的武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针对各级党组织，群众组织，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区分别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有地域特点的一系列体系，相关研究成果有周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田茂德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政治思想工作初探》。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化建设方面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对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促进、恢复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收集了大批粮食，筹得了革命战争经费，为保障革命战争供给，支援“反围剿”斗争,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跃飞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

主要论述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基本内容：第一、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第二、开展土地革命，发挥工农业生产；第三、保护工商业，稳定物价；第四、建立财政机构，开展财政工作。蒋小梅、龙先琼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则从分别介绍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立前后经济的发展状况，从对比中阐述了根据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政策，搞活苏区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介绍了在湘鄂川黔地区中共的土地政策、阶级路线及采取的一些措施等等。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另外还有其他各方面的研究，如民族工作，印刷传播活动研究，扩红运动等，研究成果较少。罗维庆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民族工作》对当时的领导机构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民族工作的内容概括为大体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宣传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政权；第二、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民间会社组织,尊重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建立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积极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加入工农红军；第四、培养少数民族千部，根据地民族工作的早期实践，消除了民族隔阂,团结了各民族群众，为中共后来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唐莉敏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印刷传播活动探析》一文介绍了从该时期印刷传播的基本情况出发，介绍了印刷传播的主要内容及印刷传播的意义。易骏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的历史考察及启示》从扩红运动的背景出发，论述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扩红运动的发展历程和扩红运动的路径。

目前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是专著却很少，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尚需要研究，如少数名族政策，土改政策具体政策，红色文化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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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郑立：《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15]唐莉敏：《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印刷传播活动探析》，河湘论坛 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