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及近代北京和天津的俄罗斯图书馆
陈英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主要记述了与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历史紧密相关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以及北京和天津的俄罗斯侨民私人图书馆的历史及馆藏情况，分析了它们对中俄文化事业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侨民;北京图书馆;天津国书馆;图书馆事业中图分类号：G259.3 文献标识码：A
The Russian library in Beijing and Tianji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Morden
CHEN Yingshuang
(National Librar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history and collections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Library and the private libraries of Russian national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Russian nationals in China,analyzes their impacts on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China and Russia.
Keywords: Russian nationals;Beijing Library;Tianjin Library;Librarianship
1北京的俄罗斯图书馆
1.1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
自清代起，沙俄政府出于对华外交的需要，曾资助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传教士团建成了一座相当规模的教会图书馆，这就是北京最早的俄罗斯图书馆，它也是著名的中国东方学应用中心和俄罗斯侨民文化活动中心之一，该图书馆还拥有当时最大的印刷厂。
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记载，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是1795年正式成立的。1793年，第八届教会首领、大司祭格利勃夫斯基在分析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学习条件之后，临上任前，向俄罗斯东正教最高会议要求增加北京教会的图书资料，以便于喇嘛学生（俄国留学生）学习和教会开展研究。同年5月，俄罗斯东正教最高会议决定“向新一届教会（即格利勃夫斯基为首的教会）提供其所需要的全部书籍和刊物”。1795年，已在北京上任的格利勃夫斯基利用从俄罗斯国内带来的图书，加上他本人和教会其他成员的赠书，以及从天主教徒手中得到的书，为教会建起了一个小型图书部。这便是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的前身。1796年，格利勃夫斯基开始着手筹建正式的图书馆。在得到俄罗斯外交委员会的同意后，他便利用教会的经费购买图书以增加其馆藏。2 1818年，亚力山大一世亲自下令沙皇政府每年调配500银卢布，专门供北京东正教会购买满、汉文书籍。3 不仅如此，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也拨款给北京教会购书，每年拨款数目最多达250银卢布。4 这些措施无疑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842年，沙皇政府拨款13500银卢布，在北京东正教会所在地重建了一座新的图书馆。新馆的建立，标志着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在整体水平上向近代化迈进了一步，并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到1860年前后，该图书馆的藏书已有十几大类，涉及神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医药学（包括大量的满、汉、藏文医药典藉）、自然科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军事艺术学、天文学和数学、法学和政抬学、统计学和商学、经济学和农学、语言文学、地图集、论文集、个人文集、各种字典（含手稿）。图书馆内真正的文化财富是有关汉学、地理学和医药学方面的馆藏，它们都是当时非常稀有的图书，可以称为真正的“无价之宝”。5
1876年末，国务会议决定每年给传教士团调拨经费1560卢布，同时一次性拨出16500卢布的修缮费。传教士团利用这笔款项给其成员盖了新寓所、钟楼和图书馆。负责此项工程的是司祭弗拉维昂，他同时兼任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当时传教士团里并不专设图书管理员一职，多半由学员兼管。传教士团还聘用一些有文化的中国人到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制中文图书目录。6
当时的人是这样描述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的：图书馆是一个二层楼的建筑，牢固而美观。地下室用来存储文稿，一楼是办公室，二楼划分为四个区域，有一个大厅供读者使用，中间摆放着桌子，沿着墙壁排列着书柜。
1897年，沙皇政府又拨款为北京东正教会开办了印刷厂，专门印刷中、俄文书籍，这一举措促使北京东正教会图书馆的藏书又明显增加。到1900年前夕，该馆已形成东方文字（包括满、汉、藏文）、西文和俄文图书均非常丰富完整的馆藏，藏书总量达10000多册。遗憾的是，该图书馆并没有继续存留下来。190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被义和团用大火焚毁，除19世纪被运送到伊尔库茨克市的部分馆藏外，大量图书、手稿、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以及传教士团的档案均被付之一炬。尽管1914年修建了新馆舍，但馆藏始终未能达到1900年前的水平。1917年十月革命后，北京东正教会图书馆馆藏的大部分都转交给了苏俄驻华使馆，但部分珍贵图书仍逐年流失，其中一部分被使馆人员攫为已有，剩下的大部分被转到了前苏联外交部，再由那里分送给其他图书馆。作者简介：陈英爽，1973年9月生。硕士，馆员。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化。
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
当时的见证者这样描述该图书馆的布局：东方学相关图书被集中在专门的书柜里。有单独的书柜用来收藏历史专著、自然科普书籍、目录和各种词典，包括梵文词典。还有专门的书柜用于存放最新文献。楼层的另一半被划分成三个小厅。最东面摆放着划分成各类的图书，包括神学、教会历史、哲学、禁欲主义、圣徒传，隐士法拉利的著作等。长排书架上摆放着成摞的历史、宗教、地理、科学等各类杂志。书柜里则排列着欧洲语言的千余册图书。大厅中央被传教士团的档案所占据，所有传教士团的作品都集中于此。此外，这里还存放着许多圣物：老式福音书、十字架、法衣和其他圣遗物。”7
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仅仅存在了百余年，却保存了非常稀有和珍贵的图书，而当时俄罗斯境内的图书馆，尤其是修道院图书馆普遍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残酷破坏。因此，毋庸置疑，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是十分罕见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化图书馆，甚至早于俄罗斯本土内某些著名的大图书馆，它至今仍是十分珍贵的民族宗教书库。”8
1.2俄罗斯之家图书馆
俄罗斯之家图书馆（北京俱乐部）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非常受欢迎的图书馆，该馆除了收藏俄罗斯图书外，还收藏很多有关东方学的图书。至1941年，图书馆共计有3306种图书。该图书馆是当时俄罗斯侨民特别喜爱的文化中心。9
俄罗斯之家图书馆的图书按主题进行分类，然后按著者、书名字序排列，既包括文学、历史、政治、回忆录、宗教、哲学、法律、财政、经济、自然科学、地理、医学等学科的书籍，还包括期刊、文选、时评、教科书、教辅材料、青少年读物及其他文献，反映了该馆馆藏的极大丰富。10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巴列沃伊（1886-1971）
巴列沃伊（С.А.Полевой）图书馆在来自苏联的俄罗斯东方学专家和文学爱好者中是最受欢迎的，这家图书馆于1933年初在巴列沃伊的寓所开放。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巴列沃伊（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олевой，1886—1971）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他为中国这个美丽的图书馆带来了俄文、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图书。在这些藏书中不仅有关于东方学和语言学的书籍，而且还有古典著作。当年，在中国的跳蚤市场经常可以看见这位年轻教授的身影———在这里出售的物品中通常会淘到来自俄罗斯侨民的旧书。
巴列沃伊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苏联图书机构的代表人物。他的图书馆经营了数年，于日本侵占东北后关闭。令巴列沃伊一家非常痛心的是，日本人没收了大量的书籍和手稿，他们为了将这些书籍和手稿运出去，竟装了整整一个卡车。巴列沃伊家庭图书馆共藏有3301种图书，其中有很多是真正的珍本。其家庭由中国迁往美国后，该馆的遗存部分留给了中国艺术品收藏和鉴赏家弗格森（Ferguson John Calvin，1866-1945）。
1.4阿西波夫图书馆
1925年秋天，自1900年起就生活在北京的汉学家阿西波夫（Н.И.Осипов）逝世，他曾就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是巴尔切夫斯基奖学金获得者，阿西波夫也是《汉俄词典》的著者。在学院读书期间，阿西波夫就开始筹建自己的图书馆。学业结束后，阿西波夫开始在中国东方铁路北京分部作译员，作为一个单身汉，他把全部的积蓄都用来购买俄罗斯图书，在他的图书馆中还收藏有很多中国书籍。阿西波夫去世后，将图书馆卖给了他在天津的同事巴尔比（Р.И.Барбье）。
2天津的俄罗斯图书馆
2.1斯塔尔采夫图书馆
天津的第一家俄罗斯图书馆属于该城市的第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居民阿列克赛·德米特里耶维奇·斯塔尔采夫（А.Д.Старцев，1838—1900），他是十二月党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都热夫（Н.А.Бестужев，1791-1855）的私生子。19世纪末期，斯塔尔采夫应他在中国结识的企业家朋友沙维列夫（М.Г.Шевелев）的邀请，从天津搬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1900年6月30日，斯塔尔采夫在布加津岛（Путятин，彼得大帝湾）自己的庄园中死于心脏衰竭。其死亡原因被认定为他与中国当局发生冲突，导致中国人用炮弹催毁了他在天津的近40套房产。实际上，斯塔尔采夫的朋友认为导致其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个人极其珍贵的图书馆遭到了破坏。巴黎卢浮宫曾愿意花300万法郎买下他的图书馆，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而这位企业家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建成一个丰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文物书籍图书馆。
幸运的是，这座耗费百万金卢布建造的独特的图书馆幸存了下来，并被迁移到布加津岛。内战中，这家天津的第一座俄罗斯图书馆的部分馆藏被收入了哈巴罗夫斯克远东科学图书馆。
天津的谢列伯列尼科夫图书馆（1925-1927年）
2.2谢列伯列尼科夫图书馆
20世纪上半期，天津的俄侨组织在当地开设了俄罗斯俱乐部。该俱乐部于1918年正式开展工作。这一年在天津还召开了俄罗斯公民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基于侨民的文化启蒙、政治和社会利益，团结居住在天津的俄国公民”。公民会议购买了位于俄租界的一栋楼房，楼下用于开会，楼上则开设了一个图书馆。俱乐部的图书馆原为东正教教会使用，后来改为“我们的知识”公共图书馆。该图书馆的图书主要由公民会议的成员捐赠。五年后由于经济原因公民会议停办，图书馆被转移给俄罗斯租让的企业管理。1924年，随着租让企业的倒闭，图书馆又转由中国政府管理。此时的图书馆约有3000册图书，主要为俄罗斯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
该图书馆曾经的负责人谢列伯列尼科夫（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得知图书馆将被中国政府接管的消息后，在谢列伯列尼科夫位于卡金斯（Козинс-род）的寓所内，召开了“俄罗斯侨民协会”（1928年6月在天津成立的俄国侨民独立组织）约十几位杰出代表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决定由天津俄罗斯图书馆协会的成员代表协会向当局递交请愿书，要求将图书馆移交给早前的俄罗斯俱乐部公共图书馆。请愿书最终被通过。为了接收该图书馆，“俄罗斯侨民协会”授权谢列伯列尼科夫和赤塔地方法院前成员乌申斯基（Г. А.Ушинский）对图书馆进行管理，后来全部工作都转交给了谢列伯列尼科夫。他根据清单盘点了所有图书，将它们扎成捆，然后用汽车将其运送至自己在迪金森（Дикинсон-род）的新寓所。随后谢列伯列尼科夫又将图书馆的书柜和一些家具也运到那里。后来，这部分馆藏被补充到了天津的俄罗斯东正教图书馆。
1925年1月，谢列伯列尼科夫一家在天津俄罗斯人居住区的商业中心迪金森（Дикинсон-род）购买了一处公寓，公寓的一楼有两个宽敞的房间，这里被布置成了书店图书馆。二楼也有两个类似的房间，有一个带浴室的厨房，还有两个小房间出租。谢列伯列尼科夫曾回忆道：“我和妻子现在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并且我们对于我们创建的企业的业绩非常满意：图书馆用户数量稳步增加，出售的图书数量也在增长。我们这家年轻的企业已经可以为三个贫苦的俄罗斯员工提供一些收益了。还有一点也令我们满意：新公寓位于英租界内———在这里我们感觉自己不仅仅生活在中国，而是生活在大英帝国的某个角落。我们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个人和住宅都不受侵犯。未经我们允许，任何警察不得进入公寓，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的企业在英租界内是无需纳税的。”
谢列伯列尼科夫夫妇对天津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谢列伯列尼科夫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初期共计有70种图书，后来用户的数量迅速增加，图书数量很快接近200种。......革命前出版的古俄罗斯图书，我是从一小拨俄罗斯难民那里购买的，有6-10种是从英国人手中购得，差不多都是小说。我在塔库（Таку-род）附近的中国代售店里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书，我大概每周去一次这样的商店。”11
俄罗斯天津人的读者口味多样。谢列伯列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从读者身份来看，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既有青年学生、商人、各类公司职员，也有前俄罗斯领事，甚至还有很多来自夜总会和酒吧的女郎、音乐人等等。他们会经常光顾图书馆。我妻子注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不大喜欢根据目录选书，通常会直接向她求助：‘请根据您的爱好帮我选本书！’我妻子似乎很擅长取悦读者，她能迅速掌握读者的阅读取向：对于大多数女士，首先为她们提供别布托夫、克雷让诺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小说，其次是经典图书，第三类是外国文学名著，第四类则是哲学和政治类书籍。”读者们都很喜欢这种服务方式，谢列伯列尼科夫夫妇图书馆读者的数量飞速增长。
1948年12月末，谢列伯列尼科夫一家开始变卖自己的财产。部分私人收藏出售给了“孔斯特（Кунст）”犹太俱乐部图书馆。次年他们将教科书捐给了学校和天津的其他俄罗斯图书馆。
二站结束后，俄罗斯俱乐部图书馆继续开放，变成了天津的苏联公民俱乐部协会。“孔斯特（Кунст）”俱乐部于1949年8月1日关闭，其全部财产转给了苏联公民俱乐部协会，包括图书。当时还进行了图书馆藏清点，所有反苏联的书籍都被没收和销毁。
2.3“我们的知识”公共图书馆
精心挑选的古典文学图书构成了开办于1939年2月的“我们的知识”公共图书馆的基础。正如图书馆曾经的管理者维克多·彼得罗维奇·卡姆金（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Камкин，1902-1974）所说：“为了完全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图书馆的精选图书达10000册”。“图书馆的馆长们极尽所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他们能够敏锐地关注到所有图书市场上的文学新品并且只要市面上出现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就立即销售与之相关的图书。因此‘我们的知识’公共图书馆一直不断更新最新文学图书的复本。当时在图书馆的编目中可以见到最受欢迎的侨民作家蒲宁 （Бунин）、 梅 列 日 科 夫 斯 基（Мережковской）、 阿 尔 达 诺 夫（Алданов）、明茨洛夫（Минцлов）、林尼科夫（Ренников）、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等人的新作。儿童部的图书也多种多样，总计有超过500册颇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儿童图书《亲切的话语》。参考部的藏书也很丰富，有《格拉那特（Гранат）百科辞典》《大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和埃夫隆（БрокгаузиЕфрон）百科词典》及其他各类参考书。”12
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们的知识”公共图书馆还对外公开借阅大量有关现代军事问题的书籍。此外，图书馆还设有文具用品商店，购买和出售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亚洲复兴”“侨民之声”“我们的报纸”“为了祖国”“哈尔滨时间”“信号”“国家”“话语”“我们的曙光”“上海曙光”“复兴”“亮剑”“今天”等。经常出售的杂志有“亚洲之光”“俄罗斯画报”“为你”“前沿”“现代女性”“国家”等。当然，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有些图书被从图书馆中剔除。
2.4“知识”图书馆
“知识”图书馆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它是天津的大型文化中心之一。这家书店兼图书馆的图书扉页上刻着圆形印戳：“知识·天津·图书馆。纸张和文具商店（俄文）”或者“知识（科学），流通图书馆和书店，中国天津维多利亚路279号（英文）。”
2.5其他私人图书馆
在天津还有其他几家私人图书馆。如在俄罗斯俱乐部图书馆开业后，北京商人列仁（Режин）于1921年在维多利亚大街附近英国租让的企业内创建的私人图书馆。除此之外，1923 年秋，伊万·因 诺肯季 耶维 奇（ИванИннокентьевич，1882-1953）和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 （АлександраНиколаевна，1883-1975）也开办了私人图书馆。
1930年，谢列伯列尼科夫的竞争对手———阿维尔斯基（К.А.Аверсти）书店和图书馆出现了，它们的主人是从哈尔滨搬到天津来的，先是出售图书，大多为古典文学书籍，后来又开办了图书馆。其优势在于，图书馆可以直接从欧洲购买图书，极大降低了成本。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维尔斯基关闭了他的企业。
3北京和天津的俄罗斯图书馆对中俄文化事业的影响
俄罗斯的北京人和天津人最终离开中国回到了祖国或者去往其他国家，这给两地的俄罗斯图书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显然，俄罗斯侨民们不可能将本国的书籍也一起带走，这是被苏联当局严格禁止的。而那些继续在异国他乡流亡的难民，也很少想过要对这些俄罗斯图书加以保护，因此当时大部分图书遭到损毁和遗失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是，无论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传教士团建立的图书馆，还是北京和天津的俄罗斯侨民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都为中俄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为例，尽管传教士团建立的图书馆基本上用于传教士团自身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但该图书馆存续期间，却培育出了一大批出色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使北京东正教会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的主要基地。由于经该图书馆将大批中国书籍运往俄罗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快了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传教士团向大学教研室方面的过渡，促进了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发展。13
那些在北京和天津找到安身之所的俄罗斯侨民们，在异国他乡继承、保存和弘扬俄罗斯文化精神和传统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活动为中俄文化的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而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的侨民在与中国各阶层民众进行多方面的接触与交往的同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俄罗斯侨民独特的文化。在这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俄罗斯侨民在北京和天津建立的图书馆无遗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尼·阿多拉茨基，东正教会在华200年（俄文版卷2），1887年，喀山.
2伊·卡尔马诺夫斯卡娅，北京东正教会的文化财富，《远东问题》杂志（俄文版），1990（5）.
3阿·莫扎罗夫斯基. 彼德·卡缅斯羞修士大司祭（俄文版），1912年，北京.
4维诺格拉多夫·阿.中文图书馆与帝俄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的学术著作（俄文版），1889年，圣·彼德堡.
5阿·莫扎罗夫斯基. 彼德·卡缅斯羞修士大司祭（俄文版），1912年，北京.
6粟周熊.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图书馆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Z2），北京.
7ВырыпаевВ.Книгохранилищебывш.РусскоймиссиивПекине// Museum of Russian Culture.ХранилищаПамятниковКультурыиИсторииЗарубежнойРуси:сборник/памятиП.Ф.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Изд.Ред.коллегиимузеяРус.культуры, 1955. -С. 63.
8 [Колобов М.] Бэй-Гуань: (Рос.духов.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 [М.Колобов]. - Тяньцзинь : Тип. "Идеалпресс", 1939. -С. 103.
9 Пекин // Российскийантикоммунизм в СеверномКитае. 1937 - 1942 гг. / Зав. изд. М. Ц.Спургот. - Тяньцзинь : Изд.Центр.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ком.Рос.эмиграции в Сев. Китае, тип. "Нашезнание", 1943. -С. 56.
10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资料汇编第十四辑，1990（2）：122.
11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И. 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дневники //Арх. Гуверовского ин-та в США.КоллекцияSere-brennikov I.I. -Б.л.
12В. С. [В. Сапелкин].Библиотекаикнижныймагазин"Наше знание" // На пути кРодине. -Тяньцзинь, 1939. - N 1. -Б.с.
13米镇波.清代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的若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