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中低速增长的世界经济
2016年如若再有金融危机爆发，其传染性可能还会促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不断加大的地缘政治风险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更须重视。
■ 姚枝仲 张宇燕／文
大多数前沿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由于基础设施不足而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风险。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通讯和电力等。中国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2015年全长1776公里的中国兰新高铁不仅实现了新疆等西部地区与内地的快速客运连接，更使既有兰新铁路货运能力得到快速提升，进一步拓宽新疆、甘肃、青海三省区及中亚等地优势资源的运输通道，成为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引擎。图为兰新高铁动车组列车在新疆哈密特大桥上行驶。
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回顾
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总体态势下，各经济体增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5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增速回升至2.0%，但回升势头减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至4.0%，比2014年下降0.6个百分点。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有所上升。2015年美国、欧元区GDP增长2.6%、1.5%，比2014年提高0.2、0.6个百分点；日本GDP增长由负转正至0.6%，比2014年提高0.7个百分点；美欧日以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GDP增长2.2%，比2014年下降0.6个百分点。在其他发达经济体GDP增速显著下滑的情况下，美欧日三大经济体GDP增速的回升带动了发达经济体2015年总体GDP增长率的上升。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速下滑程度加大，俄罗斯、巴西等国陷入负增长。独联体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速下降幅度最大。独联体国家GDP增速下降3.7个百分点，2015年负增长2.7%。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负增长幅度分别达到3.8%，3.6%和9.0%。201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也陷入了整体负增长，GDP增长率约为-0.3%，比上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其中巴西GDP增长率从2014年0.1%下降到-3.0%。委内瑞拉GDP更是萎缩了10%。阿根廷处于停滞边缘。新兴和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2015年增长率约为6.5%，但相比上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15年印度GDP增长7.3%，与上年基本持平，越南GDP增长6.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东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也分别出现了0.3和1.2个百分点的GDP增速下滑。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增速提高，其GDP增长率从2014年的2.8%提高到2015年的3.0%。
全球经济增速的差异性在就业上也有所反映。2015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0%，比一年前下降了0.7个百分点。欧洲劳动力市场也在持续改善过程中，欧盟整体失业率2015年9月降到9.3%，比一年前下降了0.8个百分点。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既无明显改善，也无恶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巴西的失业率明显上升，从2014年10月的4.7%上升到2015年10月的7.9%。俄罗斯的失业率为5.5%，与上年相差不大。南非的失业率则仍然徘徊在25%左右的高位。
全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长率持续下降。2015年9月同比增长2.4%，比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2015年第三季度仅为0.3%，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同比增长率2015年10月为0.1%，日本的CPI于2015年9月陷入零增长。中国和南非的CPI增长率下降明显，2015年10月，中国CPI月度同比增长1.3%，比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南非增长4.7%，比上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印度的CPI从2014年12月开始趋于稳定。巴西、俄罗斯这两个GDP负增长的国家出现了高通胀且通胀率不断攀升的局面。2015年10月，巴西和俄罗斯CPI同比增长10%、15.6%，比上年同期上升3.4、7.3个百分点。
国际贸易步入负增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15年1—9月全球贸易额同比增长-11%。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日本在2015年1—9月的累计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6.0%和9.2%，欧盟和加拿大分别下降13.5%和13.2%。出口大国德国罕见地出现了11.9%的出口下降。2015年1—9月，中国的出口下降1.9%，俄罗斯下降31.8%。同期，印度、南非、巴西和阿根廷分别有16.6%、7.9%、16.8%和15.8%出口下降。全球贸易额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贸易价格下降引起的。贸易增长大幅度下降，提升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的风险。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所增长。2015年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异常活跃，达到441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半年增长136%。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是2015年跨国并购活动的主要主导者。美国和欧洲公司的跨国并购均有大幅度增长，发展中亚洲经济体的对外并购金额则下降了27%。2015年全球投资政策仍然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2015年新达成的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均有关于国际投资的内容。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国际投资规则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改革现有国际投资体系和建立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的呼声逐渐增多。
全球政府债务状况在2015年没有明显好转。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4年的104.6%轻微下降至2015年的104.5%。美国政府总债务/GDP并没有回落，日本和欧元区政府债务状况稍微有所改善。欧元区的部分重债国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希腊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4年的177.1%猛增至2015年的196.9%，同期，西班牙从97.7%上升到98.6%，意大利从132.1%上升到133.1%，法国从95.6%上升到97.1%。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政府总债务/GDP从2014年的41.9%上升到了2015年的44.6%。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4年的31.3%上升到了2015年的34.8%。发展中经济体总体的政府债务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其引发危机的债务阈值也相对低很多。
金融市场在2015年经历了剧烈震荡。全球各主要股票市场均在2015年经历了一个暴涨与暴跌的过程，尤以中国股市的波动最为剧烈。全球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在2015年发生了较大的波动。美元指数在2015年前三个月上涨9%，随后进入长达数月的震荡盘整期，但整体仍处于高位。欧元兑全球各主要国家汇率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其兑美元汇率在2015年一季度就下跌了11%。日元在5月底和6月初经历了5%左右的贬值，又在8月的全球股市暴跌过程中，发生了出乎意料的约为4%左右的升值，之后10月15日之后再一次贬值。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在2015年集体走低，拉美国家货币贬值程度最为严重，巴西雷亚尔累计跌幅约为31%，位居新兴市场货币贬值之首。2015年全球外汇市场中美元升值与其他货币集体贬值相随的特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和其他国家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市场反应。各国股市同步暴跌和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则主要源于跨国资本流动及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从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共下跌了39.0%，能源价格指数下跌了49.6%。各类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在2015年也大致保持了一致的震荡走低趋势。金属类大宗商品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下降25%，农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同期下跌18%。食品价格指数和饮料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15%和6%。预计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在低位继续震荡，且略有上扬。
2016年世界经济运行和趋势展望
综合研究后可以判断：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爆发各种类型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高于20%，但如果金融危机真的爆发并且具有较强传染性，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在此基础上下降1.0个百分点。至于石油价格走势，2016年在低位徘徊后略有上升的概率较高，支持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美国加息后对美元汇率预期的相对稳定化，以及低油价引起的供给自动调整。此外，需要引起重视的不确定性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达经济体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和可持续性令人忧虑。为应对金融危机，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从2007年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种以降低名义利率和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机初期对遏制衰退和促进复苏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基础却不甚牢固。在美国已经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且加息决策已箭在弦上之际，欧洲和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的需求管理政策之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对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产生忧虑，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它们长期过分依赖极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做法，将会引发一系列有害甚至断送经济复苏的后果。
第二，超低利率引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超低利率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远低于刺激资本市场的效果，从而使得在实体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泡沫会率先形成。2015年4月全球股票市值达到创纪录的76万亿美元，明显超过2007年64万亿美元的规模。2015年10月，美国建筑商协会的住房价格指数达到65，为十年来最高。如果不对泡沫进行管理，必将酿成一场新的金融危机，而如果迅速地抑制泡沫，又将担心其对尚未完全复苏的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美英等发达经济体的超低利率不仅构成股市的持续上涨抑或大起大落，而且成为不受或较少受到金融监管的影子银行业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也受到低利率的诱惑而大举借入美元债，为货币错配进而引发危机埋下了伏笔。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一些本该倒闭的企业得以勉强维持，同时本该进行的结构改革与调整一再推迟。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各央行的利率操作空间将十分狭小。
第三，全球超高债务水平对金融稳定带来威胁。低利率和高负债是一个自我强化并最终会崩溃的组合。债务水平高企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否则债务人将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借款成本降低，从而又加速债务累积。低利率还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这一方面提升了进一步负债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泡沫的形成和积累。然而，一旦利率、负债水平和资产价格组合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加息，或杠杆控制和流动性不足，或资产价格下跌，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金融市场大崩溃。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利率、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损害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果，而且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的趋势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美联储加息的时间、速率和力度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构成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然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所显示的信号是相互矛盾的。2015年10月失业率已经低至5.0%，经济增速也基本令人满意，因而加息的条件看上去已经成熟。但是作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到2015年第三季度，其同比增长仅0.3%，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个百分点。这表明美国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余地仍然较大，加息造成通货紧缩的风险非常显著，尤其是加息的时间点和力度的选择不当可能给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伤害。其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美元升值虽然会增加欧洲日本的出口，有利于其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导致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会抵消欧日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其二，美元汇率如果出现大幅度震荡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和部分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三，加息遏制了美国的复苏势头，并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
第五，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叠加的局面。结构性放缓是指潜在增长率偏离历史平均水平的变化，即潜在增长率下降，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中长期因素；周期性放缓是指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短期因素。未来几年，导致新兴经济体增速下降的中长期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安排、基础设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等四个方面。新兴经济体中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的短期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因过度担心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而引发的经济低迷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金融过度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金融动荡风险。
第六，区域贸易谈判进展的全球影响存在争议。2015年10月12日，美国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该协议将建立一个出口占全球23%、进口占全球28%的巨型自由贸易区。该协议的达成是区域贸易谈判的一个重大进展，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TPP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性的、高水平和高标准的区域一体化安排。但是，对TPP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存在一些争议。首先，TPP不能短时间内生效。TPP协议需要经过12国中至少6个国家的议会批准，且批准协议国家的GDP之和要大于12国GDP的85%，才能生效。美国一国的GDP大约占12国的60%，故关键在于美国国会是否批准该协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预计，美国国会最早审议TPP的时间是2016年2月，TPP最早生效时间是2017年。其次，TPP是各成员国利益交换与妥协的结果，比如某些产品规定了25—30年的降税过渡期。第三，TPP在进行贸易创造的同时，也将转移贸易，尤其是将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排除在外，很可能产生较大的贸易转移，从而在总体上降低TPP成员的福利和全球福利。
第七，竞争性汇率政策成为隐忧。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面临潜在增长率下降和总需求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教育水平增长放慢、创新体制不健全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长期因素引起的，改善这些长期因素需要较长的时间，短时期内无法通过改善长期因素来提高经济增长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应对经济下行的首选。其中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中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受到各国财政能力的制约，很大一部分国家或经济体转而采取比较严格的财政纪律，刺激经济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然而，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的效果不明显，反而更容易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为此，寻求其他宏观经济管理工具来防止经济下滑和刺激经济将逐渐成为部分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为了促进出口和总需求，货币贬值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备选工具。一国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很有可能引发以邻为壑的货币竞争，从而带来全球外汇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
第八，许多经济体内外政策和结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掣肘的程度。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但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所谓“民主国家”，内外政策的高度政治化更多是在发挥负面作用，阻碍必要的改革，固化或偏袒既得利益集团。国际经济政策历来具有政治化的特点。当前国际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能引起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竞争性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二是无法推动国际贸易多边谈判，无法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有效改革，难以形成有效地解决重债国债务问题以及全球债务水平高企问题的方案，三是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协定在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形成新的壁垒。国内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具有政治化的倾向。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受到较大的制约。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但财政政策则受到较大的各种利益制约；长期的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如促进竞争、推动创新和制度变革等结构改革措施将使一部分人受损而受到利益集团阻碍。政治考虑先于经济考虑，短期需要压倒长期目标，做正确的事让位于做于己有利的事，党派诉求高于国家诉求，本国利益超越全球利益。这些经济政策不断政治化的倾向迟滞了各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加大了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难度。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第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