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决策探索

今年，不少一度以“模式新、负重轻”所向披靡的互联网宠儿纷纷面临危机：在20多座城市，共享单车成规模遭废弃；外卖平台外送员撞到甚至撞伤路人事件时有发生，其所助长的餐饮方式被认为正在以“垃圾围城”等方式毁掉“下一代”；滴滴顺风车因用户屡遭生命安全风险在全国范围内下线整改。

这些互联网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新问题，当下社会该如何看待与应对？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鲍勇剑对互联网创新创业企业有多年观察研究。

万变不离其宗：四个方面不能“轻”

问：滴滴顺风车全国下线前后，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此时此刻的滴滴才刚刚开始尝到“轻”的苦果。这里所说的“轻”，似乎不仅仅是指其企业内部运营具有 “轻资产”的特点。

鲍勇剑：不管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企业，都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任何活动、运作都无法脱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

近年来的互联网创业企业大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以下几个方面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和忽略的。

第一个不能“轻”的，是企业自身在专业分工上的特长。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借力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自己的专业（即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上，突破了很多传统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信息不对称、搜集信息成本太高等）。所以，未来，第一不能“轻”的，就是他们该发挥专长的地方，还是要继续发挥专长。

第二个不能“轻”的，是重视市场权力关系的前后变化，审慎考察自身经济活动是否真正有利于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生产力的提高。技术创新永远有两面性：一面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获得高额利润，这个是应该被允许和鼓励的。毕竟，正是因为创新者积极地在市场中寻找从未试验过的方式方法，才使社会经济活动可创造的总价值得以扩大。另外一面则是技术创新基于不断扩大的市场权力获得进一步的高额利润。这一点会暂时被允许，但需要有所节制。举例来说，如今一些网上企业会更多地把成本向上游和下游转移。它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作为唯一的购买中间商，变成了一家独大的购买方。由于掌控了大量需求，它转过身来，几乎成为供应商或下游眼中唯一的“买家”。如果不是通过它，上下游就无法接近这些消费者。这事实上也构成了一种需求上的垄断。那么，一旦这个“超级买家”只顾利用自己的市场权力来获益，就有问题了。无论哪家互联网企业，都要对此类问题非常小心。

第三个不能“轻”的，是价值的重新分配。当技术和商业模式创变发生后，随着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的不断发展，上中下游各合作者之间，需要一起商讨如何更公平地获得它们各自应得的价值和权力。以外卖为例。这一轮降价的原因是上游供应商通过平台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但随着这种商业模式趋于稳定，供应商若想求得更好的发展，势必需要留下更多的利润来改进生产和产品品质。这时，它就必须和平台就价值分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第四个不可“轻”的，就是最近大家普遍关注到的负面的外部性问题。负面的外部性问题，刚开始时大多不明显，也可以忍受。但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负面的外部性问题就无法忽视了。无论是因外卖兴盛而产生的饭盒污染问题，还是网约车新商业模式对既有的出租车业务模式、监管模式的冲击，都是企业必须审慎面对的。它们能否在整个商业价值链中获得一个稳定且合法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如何处理这些负面的外部性问题。

公共政策新课题：如何有条件地政策性垄断

问：现在公众最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生产关系重新调整、价值重新分配的过程中，促使创业企业“尽快”“及时”发现并纠正其在成长过程中的“不完美”。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及时反应和跟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鲍勇剑：数年前，在管理学界风靡一时的《怪诞经济学》曾揭示了互联网经济中存在的“明星体制”。

在互联网经济这个舞台上，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人们最终看到的永远只是少数几个顶层成功案例；所有参与者必须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但通过社会机制层层筛选者才能胜出；最终，人们会发现，这是一场以“人人以为能赢”始、却以“赢者通吃”为终的经济游戏。一方面，互联网经济的金字塔结构，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几个企业；但另一方面，由于幸存者较少，最终往往形成某种新的垄断和不公平。对于这一系列“怪诞”现象，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在市场尚未发展成熟稳定前，请暂时允许和接纳这种不公平和不完美，因为这是创新创业的伴生现象。但这种“政策性垄断”的获得必须是有条件的。对于受到“政策性垄断”庇护的优秀企业，它们必须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这种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是强迫的，而是对等的，是企业获得政策垂青后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因为人口稀少，市场规模只允许一家航空公司存在。这时，政府可以允许政策性垄断。但前提条件是，获得政策垄断地位的企业必须提供竞争环境下社会能获益的公共产品。这时，政府需要要求它在边远地区也安排航班，并适度控制票价。换言之，政府在予以政策性垄断的时候，同时也提出要求。这跟传统意义上的“放任”市场完全自由地充分展开竞争是不一样的。

共享单车的教训：不是所有竞争都值得鼓励

问：可不可以说，这种新的“经济明星竞逐方式”，也给公共政策制定者甄别所谓“新型市场竞争”的合法性提出了新挑战？

鲍勇剑：没错。就拿共享单车的案例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我们盲目允许它们进行充分竞争而造成浪费的现象。

所谓应该被鼓励的市场竞争，应该是在我不知道你的能力是什么、不知道你会做多好时给予的一种鼓励，以期受鼓励者通过竞争把自己优秀的属性、特质充分发挥出来。但在共享单车这件事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个行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方式并不复杂，公共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出于避免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等理由，对无谓的竞争予以限制。

问：您认为，共享单车目前出现的大规模资源浪费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鲍勇剑：是的。从企业方来说，最早的创业者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提供的是一个“半公共产品”。这时他们就应该游说政府说，我们需要在规定摆放区域、定期修理维护、和居委会联合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得到政策制定方的支持。而不是放任这些公共问题的滋长，等到问题不可收拾时，才花精力来处理。

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应该看到一些新生行业并不需要通过无限制的竞争来角逐出强者。当数个运营较稳定成熟的企业出现之后，应该设立准入制，抬高进入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和服务门槛。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就不能进入这个市场。否则，你的到来，只会使其他能够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准公共产品的企业无法正常地运行下去。

未来，对所有互联网企业来说，都应该看到自己的业务或多或少存在公共性。既然作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生产形式，就必须同时兼顾市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如果你对此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回应或者安排，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碰到问题。而且，涉及公共性的问题，通常不可能靠一个企业来解决，还需要它联合其他社会资源、利益相关方一起来努力。当一家企业试图大包大揽地来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时，它只会陷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痛点”即是机会：让市场和公共政策充分对话

问：在一些公众的眼中，所谓企业变“轻”以后产生的苦果才刚刚释放出来，因而会产生一种忧虑。

鲍勇剑：新现象、新事物如果能找到与其匹配的新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标准，是可以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的。

对于新型的互联网企业，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忧虑。“痛点”即是机会，我们大可在明确基本衡量标准的前提下，给它们自新、自省的机会。

问：您所说的“基本衡量标准”具体指什么？

鲍勇剑：第一，这一创新创业是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并使得供应量更加有效，还是仅仅在利用市场权力，为自己牟取高额利润？如果是后者，我们应该反对；如果是前者，我们应该鼓励。第二，它是不是做得越来越好？第三，它是不是及时看到业务背后存在的负面的外部性问题，并尽可能地去改善甚至消除？第四，它是不是有意识地尊重业务内在的公共产品属性，并愿意通过新的创造，使这些属性更好地发挥出来？如果创新创业企业能够做到上述这些，我们应该允许它们有一个不断自新、自省的成长过程。

当然，这也对公共政策创新力提出新的要求。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水平也要不断地提高，且愿意以共同发展制度的立场，去和市场上不断涌现出的“创变者”进行平等、充分的对话。在市场力量和公共政策力量之间，绝不是一种竞争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良性、积极的对话关系。诚如商业历史教授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总结道：美国社会20世纪初的商业大发展，得益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精英之间的专业化竞争。双方忠诚于各自信仰的社会发展理念，相激相荡，最终造就一个相互制衡的活跃制度。

要建立一个创新国家，市场创业和公共政策必须旗鼓相当。只有公共政策尊重企业方的自我利益，企业方才愿意真正去考虑，什么是自己可以协助促成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公共利益。这是双方都值得付出心力的工作。

问：在公共政策领导力创新领域，有没有什么颇具启示意义的案例可以推荐给大家？

鲍勇剑：对于公共政策创新领导力的角色和作用，丹麦政府有一个做法或可借鉴。

2002年，一位学者问丹麦商务部部长：政府号召企业创新，自己内部是怎样实践的？一席话触动商务部、劳工部和税务部共同设立跨部门横向创新的“思维试验室”，旨在探索公共政策与执行的新方法。

十多年来，他们发现，复杂的公共问题往往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社会现象，解决它们没有简单的方法，却可以顺势而为。于是，他们转变思维，认为政务创新要寻找更好的“处理过程”，而非更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思维实验室的发现颠覆了传统的政府权威概念。政务权威不再是维持正确，而是促生可以共同接受的政策形成与执行过程。通过亲身体验，民众开始信赖政务权威。妥协、共存、合作、渐进改良成为公共管理的主旋律。

实验室主任普仁曾告诉我，他们所试验的“政务创业”，会积极帮助公务员理解政务创业“允许失败”“鼓励尝试”。他们认为，失败并不会损害政府权威，反而会凸显已经验证过的公共服务值得信任。如今，该实验室已建立起专业信誉。它在政务创新过程中建立起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专业知识领域建立起的权威，都转化为社会利润，并促成自身多个阶段的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