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客”从何方来 要到何处去
客家土楼
粤北客家山区客家民系的形成
20世纪以前，关于汉族差异性的研究非常少。30年代，广东学者罗香林意识到，汉族这类庞大的民族会因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为了描述这些亚文化群体，罗香林首创了“民系”这个词，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支。
中国南方汉语方言众多，因此汉族民系的划分常常又以方言为主要标准，比如说粤语的广府民系，说吴语的江浙民系，以客家方言为母语的客家人当然也就属于客家民系。
客家话，又被称为“涯话”“新民话”。无论是“客家”还是“新民”，这个族群都被强调了“客人”的属性。的确，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他们不断迁徙，不断南下的历史。
九州初肇，中土发祥———这无疑是客家人的根系所在，也是大迁徙最早的起点。客家先民从北到南迁徙过程中，历尽苦难，饱受沧桑，陆续进入了江西赣江流域、闽西南和粤东北等地区。加之先民们南下路上就衍生出了极为强烈的文化心理认同，在两宋期间，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山区少数民族特征的汉族民系。
客家人是汉族中稍后形成的民系，要晚于南方其他民系如广府人和闽人。但是正因为客家人对文化的恪守，对文化记忆的定格，在经过千年的漂泊、万般的磨难后，才能从混沌中走出，在南越大地上崛起。
客家先民的五次大迁徙
第一次迁徙：可追溯到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北方少数民族混乱中原，士民为避战乱，纷纷携家南迁。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北方人南渡称“永嘉南渡”。
东晋南朝为了安置从北方迁来的士民，在南方设立了侨州郡县。这些人主要迁至江淮地区，离中原尚近，亦有一部分进入江西赣江流域。
北方中原汉人就成了“侨客”。先到为主，后到为客，千古皆然。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客家民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肇因。
除此之外，大量北方士民南渡对社会经济发生了重要影响。为之后江南一带以及整个南方的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迁徙：受到唐末黄巢起义（875-884年）和藩镇割据的影响，起义军的征战波及南方各省，使得客家先民的住地成为战祸要冲，不得以再次南迁。赣南山区住进大批客民，少数更是达到广东粤东北地区，多数则留在福建东南部的汀州等地。
第三次迁徙：宋朝，由于契丹、女真入击中原引起北宋王朝帝都向江南搬迁，大批中原汉人随之南迁时赣南山区已住进大批客民，闽西南、粤东北一带山区也进入大批客民。
与此同时，流入福建汀州者的数量最多。北宋末至南宋迁入该地区的北方移民，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次迁徙：元朝，少数民族实行高压统治，客家人聚居区人口大减，经济、文化也受到摧残，后来经过明朝的休养生息，粤闽赣交界地区的客家聚居区经济复苏，人口繁衍了。
然而这时的人地矛盾逐渐突出，令一部分从粤闽赣边客家大本营迁往广东其他地区和桂、湘、川、台等地，形成了客家人分布在南方许多地区的格局。后来也有一部分梅州客民回迁赣南，使当地产生新客老客之分。
清朝，随着满洲部族入主中原，抗清无力的民众再次分头迁徙。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后来应“移湖广，填四川”的号召，大量移民入川。
第五次迁徙：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算是一场世界范围的迁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客家人洪秀全在广西发动的太平天国失败后，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客家人怕受到株连，加之受两广地区土客械斗的影响，再次被迫迁移。
清朝收复台湾之后，客家人便有一部分迁去台湾生存；战乱年代还有部分客家人渡海前往香港澳门，甚至选择漂流至南洋等海外地区谋生。
客家的文化特性
客家先民虽辗转多处，但是客家民系的历史文化和族群意识却逐渐鲜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系元素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客家方言。据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客家方言最迟在南宋时已形成。
尽管和其他少数民族长期交融，间接导致了客家话的多样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夹杂了畲、瑶、黎等少数民族的方言成分，但是从整体上看仍保持着客家话的主体性。
这也是因为客家人具有独特的汉民系稳定群体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受岭南山脉的阻隔，所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渗透较少，才有可能保存一种较古的方音，形成客家话的特色，并且世代相传至今。
有后人一再强调，客家人是当年的“衣冠士族”。因为衣冠南渡基本上都是一个家族、庄园为主体来进行的。大规模的迁徙能够完成，没有相应的凝聚力甚至是经济实力是难以完成的。这些客家先民“以郡望自矜”的贵族心理，他们文化意识主导恰恰是儒家的理念，具有重名节、重孝悌、重文教、重信义的道德价值观念。
恶劣独特的山区居住环境更造就了客家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特性。为了保障村落安全，除了习武之外，客家人还会修筑半军事式的围村，据山险以守。
从客居，到客户，到客人，甚至反客为主，成了客家。虽历经千年，但是客家人在语言文化上依旧保留中原汉族的气质，并且稳定地流传至今。
□10月12日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