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的成功并不因为他只会借鉴
图片来源：http://www.1daba.com/n/2214roc620160503c6n447437605.html关于我：向死而生年轻的时候，我的思维方式与计算机算法的清晰逻辑如出一辙，也令我与人工智能产生共鸣。
当时，我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友情、工作和家庭时间）都转化成算法的变量，输入我的“人生算法”，求取结果。这套算法是为实现自身职业规划而开发的，目标是使工作时间、社会名声和职业地位呈现最优的形态。
而我的家庭生活只能以函数优化的方式“被处理”：尽可能少花时间并且实现预期结果。
每项职业成就都为我内心的火苗添加了更多燃料，它们推动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我甚至向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
中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贫困后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开始复兴，我鼓励同学们抓住时机，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我很享受成为成千上万名学生的人生导师，我相信转型做“导师”能够证明自己的无私，更好地表现乐于助人的殷切期望。
离开谷歌、建立创新工场后，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指导年轻人。我利用粉丝众多的新浪微博直接与同学们互动，向他们提出指导，并撰写一些公开信。尽管我仍是知名风险投资基金的创始人，但同学们都称我为“开复老师”，这个称呼饱含敬意也让人感觉亲切。
从科学家做到工程师，又从高管做到导师，这个过程中我力图将我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大化。我告诉自己，我的算法已经接近完美了。
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2 0 1 3年9月，以一种晴天霹雳的方式急转直下。我被诊断为第四期淋巴癌。我的“生活算法”和个人成就构建的世界瞬间崩塌。它们既救不了我，也不能给我安慰，或者告诉我存在的意义。
当我走出医生办公室离开医院的时候，双手紧握住扫描图，贴着胸口，好像为了不让路人看到我身体里正在生长的可怕东西。
我决定马上回家写遗嘱。
我的遗嘱只有一页：把所有财产给我的妻子。但律师坚持让我写四份，以应对多种意外情况。假如妻子先去世呢？那就给我两个女儿。如果其中一个女儿去世呢？如果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呢……
这是一组荒谬的假设，强迫某人在自己死亡的问题上纠结，但法律不会考虑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不过这些假设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财务和资产管理不重要，我身边的人才重要。这么多年来，我忽视了陪伴在身边最亲近的人，忽视了与他们分享爱的过程。
面对死亡，最艰难的是面对无法重来的人生。
治疗护士兼作家邦妮•韦尔记录了许多病人在弥留之际最常见的遗憾。面对生命的终点，这些病人清晰地回顾了他们曾经以专注于工作而忽略了生活。
他们谈到，由于没有过上无愧于心的生活而感受到痛苦，后悔于专注工作，意识不到生活的意义是身边的人赋予的。没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会后悔没有工作得更努力一些，许多人后悔的都是没用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爱的人。
“归根结底还是爱与感情”，韦尔这样写道，“生命的最后几周就只剩下爱和感情了。”生命中特殊时刻会带来顿悟，但真的参透还需要时间。
在佛光山，一天早课后，我有幸与星云大师一起共进早餐。星云大师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开复，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条件反射般地说出数十年来我给自己和他人的答案：最大化我的影响力，让世界因我而不同。
我回答的是我的真实想法，致力于追求自身影响力这个信念像肿瘤一样长在我身上，顽强、固执，并且快速扩张。我曾广泛阅读哲学和宗教书籍，但数十年来，我从未批判性地检查或怀疑过内心深处激励我的这个核心信念。
他问我：最大化影响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通常都是在给追求名利一个浅薄的伪装。如果你真正审视自己，你能说自己确实不是受名利驱使吗？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
我脑海中飞快地闪过各种反驳的语句，我想寻找客观的、无懈可击的逻辑为自己的行为正名。我内心一直试图用自己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力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想以此来抵消与家庭、朋友分享爱这方面的缺失。
我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粉丝，我不知疲倦地最大化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我努力工作，向众多陌生人提供的帮助，难道不能弥补在与亲人分享爱方面的不足吗？等式的两端不能配平吗？
但是，星云法师对我这套“人生算法”取得的成果不感兴趣。他耐心地剖开我层层的借口和伪装，把我内心的最后一根支柱取走。他不断把我们的对话焦点转移至内心，让我不要畏缩，坦诚面对自己。
确诊后的几周，我经常夜不能寐，一遍遍地回顾我的人生，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盲目。
生病以来，家人给予我的关爱不断地提醒着我这一点，同时这份感情也是治疗期间支撑我的力量源泉。这些领悟也令我重新审视人和机器、人类心灵与人工思维之间的关系。
我回想生病的经历，从PET开始、到诊断、感受自身的痛苦以及随后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恢复，通过这些我逐渐意识到，治愈我的药物包括两个部分：科技和情感。
这两点都将成为人工智能未来的支柱。我坚信的未来是由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加上人类爱的能力构筑的。如果我们能够创造这种协同作用，我们就能在发扬最根本的人性的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无比强大的力量创造一个繁荣的世界。
中国互联网最有价值的产品是精于执行的企业家
我认为，要在21世纪建立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大量的数据、执着的企业家、优秀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和有力的政策环境。
在关于未来的竞争中，中美两国显示出了无可取代的优势。美国研究人员引领人工智能的发现，中国工程师们则成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军人物。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带来史上最迅猛、最波澜壮阔的技术革命。
因为中国创业公司的竞技场选拔出了世界上最精明强悍的企业家，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数据生态环境，再加上涌现出的人工智能专家和政策支持。
中国互联网最有价值的产品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精于执行的企业家。多年来，中国文化催生的产品被硅谷精英人士嘲笑，被视为廉价仿制品，损害了原创者的尊严。真正的创新人士对这些产品和公司不屑一顾。
但是，局外人看不到中国市场的风起云涌，中国模仿年代最宝贵的结晶不是产品，而是创业者。
谷歌、亚马逊、爱彼迎、领英、优步……一个又一个美国巨头都想赢得中国市场，却纷纷铩羽而归，西方分析师很快便把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政府的管控。和硅谷竞争确实产生了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巨头，但真正造就了一代创业斗士的是中国市场难以想象的残酷竞争。
击败对手，或被对手击败。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无数同类公司生死决斗的罗马竞技场。想要在中国的互联网竞技场上生存下来，需要持续不懈地迭代产品、管控成本、完美执行、正面公关，从而获得高估值，来募集庞大资金，进而设法建立坚实的护城河阻挡其他竞争者。
这一系列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世界上最强韧的创业者。所谓的“千团大战”就是这种现象最好的例子。
Groupon在2008年创立后不久就成为美国创业界的宠儿。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买家购买的产品达到一定数量时，优惠券才有效。买家获得了折扣，而卖家的销量也得到了保证。
于是，大批寻找下一个风口的中国创业者快速涌进了团购市场，根据Groupon的“每日特惠”（Deal of the Day）模式，创办了不同的团购平台。
到了Groupon上市的2011年（Groupon上市是自2004年谷歌挂牌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IPO），中国已有超过5000家团购公司。
在外行看来这像是个笑话——这5000多家同类型的公司，大部分是雄心勃勃却又懵懂无知的创业者，抱着侥幸的心态，走向“死亡游戏”。但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角斗场的中心，存在一个叫王兴的人。
美团建立时团购大战刚开始升温，竞争者在一年时间内为线下广告砸的钱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公司必须通过融资获得一大笔钱，并把这笔钱花在广告和补贴上以赢得用户。
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融更多的钱，进而重复这个循环。热情的投资人在数千家几乎完全相同的公司上投入了大笔资本，中国的城市居民用低到不可思议的优惠价格，成群结队地在餐馆内用餐。这几乎是中国的创投界在招待全中国人吃晚餐。
如果只靠补贴，用户只会不断在各平台之间跳来跳去，寻找最划算的一家。王兴选择了让竞争者们去砸钱补贴交易市场，他默默等待收割其他竞争者的成果。
他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开始迭代产品。美团不打线下广告，而把资源放在了调整与改进产品上，降低获客及留客成本，同时优化复杂的后端系统——这个系统能处理来自数百万个顾客的付款，并转付给数万个商家。
陷入战争的创业公司几乎从未赚到过钱，反而是能把单用户亏损额降到最低的公司，会比资金更充沛的竞争者撑得更久。一旦恶战结束，价格回升，这种铁血的效率将变成盈利的一大驱动力。
随着“千团大战”的推进，竞争者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谋求生存。王兴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领导起义军建立明朝时的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对王兴来说，风投资金是他的粮，优异产品是他的墙，数千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是他未来的王座。
到了2013年，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中国“团购大战”尘埃落定。绝大多数竞争者因为承受不住其他公司的商业进攻，或因本身的错误经营管理而阵亡，最终屹立不倒的是三位斗士：美团、大众点评、糯米网。
王兴不停地扩展美团的业务线，持续改造自己的核心产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一波波风潮——高涨的电影票房、爆炸的外卖生意、庞大的观光旅游潮、兴旺的从线上到线下（O2O）的服务业，王兴对美团也在随时进行调整，并最终成功转型。
他对新市场的胃口永不满足，美团持续迭代新产品，是市场导向的精益创业公司典范。2015年10月，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合并后的公司继续由王兴掌舵。到了2017年，这个合并后的巨头月度活跃用户达2.8亿，每天处理2000多万笔订单。
如今没几个人还记得美团是以团购网站起家的，他们眼中的美团是蜕变后的巨头：一个庞大的消费服务王国，从餐饮服务到购买电影票、从酒店预订到美容美发，一应俱全。
美团在2018年6月22日正式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据媒体报道，预期估值将达到600亿美元，超越了Airbnb和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美国企业界对中国创业者掀起的全球浪潮尚未做好准备。王兴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克隆家”（“T h e Cloner”）。因为他分别在2005年、2007年和2010年把美国当年度最热的创业公司“带回”中国（校内网、饭否网与美团）。
但他们从根本上误解了“克隆家”的成功秘诀：王兴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只会借鉴，而是因为他是从血与火的竞争中熬炼出来的冠军角斗士。
早期的借鉴行为并没有演变成其创造者永远摆脱不掉的反创新心态，反而成了迈向更原创、更加本地化的科技产品的必经之路。
在发展过程中，创业者不断调整商业模式，最终优化为最适合本地市场的形态。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历练，使王兴成为世界级的创业者。
王兴的故事并不仅是“借鉴致富”，他的创业故事背后是中国互联网科技生态系统的进化史，这个生态系统最大的资产就是一批勇敢坚毅、百折不挠的创业者。
他们先是在本土节节击退硅谷巨头，学会了如何在全球最残酷的创业环境中生存下来，然后利用中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为现在由消费带动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
我们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有多远
历史进入2018年，在北京和华盛顿，在中关村和硅谷，在瑞士达沃斯和加拿大温哥华TED的现场，关于人工智能，所有人关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威胁和挑战？中国会不会超越美国，领跑人工智能？
在我看来，两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人工智能时代不存在三国演义，中美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双雄，两国应该一起面对并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如今许多人将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与人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东西混为一谈。科幻电影中展现的通常是“广义的人工智能”。这种人工智能算法具备与人类相似（甚至更强大）的能力，如在推理、概念学习、常识、规划、跨领域思维、创造力，甚至自我意识和情绪等方面。
但是，现有技术仍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狭义的人工智能”。即在特定领域获取大量信息的技术（如还贷记录），并使用它来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决定（如是否向个人提供贷款）以实现特定目标（如将出借人利润最大化）。
过去很多艰难的事实性判断，无需程序计算，通过大数据就可得出。在特定任务中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胜过人类。
这已经非常具有实用性，因为狭义的人工智能快速、准确、全天候工作、可应用于许多任务且经济效益显著。据普华永道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全球GDP的贡献将达16万亿美元。
我们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有多远？我们目前对此知之甚少，甚至无法估计。还有许多重大突破尚未实现，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实现一项重大突破的时间间隔是60年。
基于当前技术的发展程度与合理推测，我认为在15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具备取代40-50%岗位的技术能力。
主要集中在以下工作和任务场景：重复性劳动，特别是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地方完成的工作（如洗碗、装配线检查、缝纫）；有固定台本和对白内容的各种互动（如客户服务、电话营销）；相对简单的数据分类，或思考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识别的工作（如文件归档、作业打分、名片筛选）；在某公司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工作（如银行理财产品的电话推销员、某部门的会计）；不需与人进行大量面对面交流的工作（如分拣、装配、数据输入）。
虽然有媒体报道，声称巨额投资将用于开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如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放射科医师），但这类人工智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普及。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备取代上述工作的技术能力。一些已经得到应用，还有许多正在试验，实际应用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你应当避开人工智能能够完成的工作、了解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情。同时你也应该把这看作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多样化、不再那么单调。
多久之后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工作？我个人认为，15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具备取代40-50%岗位的技术能力。但由于企业决策、工会影响和政府政策，实际过程中实现取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从短期来看，会有很多人进入人工智能行业，这反而会增加就业人数，但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岗位的大规模取代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在未来几年所取代的工作岗位数量还不及其创造的岗位，但这只是短期现象，而且是一次性现象。
作为个体，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具有战略性思维，并以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工作为目标。我们应该致力于终身学习，更新我们的技能，了解新趋势，并寻找新机遇。我们应该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各种创造力，不仅仅是科学和工程，还有艺术、建筑、音乐、诗歌、表演、讲故事等。
我们应该接受传统工作岗位正在流失的现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