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来自上海的消息,令国内音乐从业者精神一振: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在沪重启黑胶唱片生产线,并宣布启动“中国唱片黑胶复兴计划”。这意味着暌违22年后,中国再度拥有完全自主的黑胶唱片生产能力。
作为音乐载体,黑胶唱片一度主宰市场,但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CD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便取代了它,不久后出现的数字音乐令市场竞争再度升级。1996年,中唱将最后一条黑胶生产线出售给日本后,国内便再无完整的黑胶生产系统,黑胶产品黯然淡出大众舞台。
在数字音乐触手可得的今天,黑胶为何悄然回暖?
“换上黑胶,琴声完全变了”
2010年以后,全球黑胶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据国际唱片业协会数据,从2007年到2016年,全球黑胶产业营收增长近10倍。福布斯2017年调查数据则显示,2017年全球黑胶唱片产量预计达4000万张,新千年以来销售总额首次接近10亿美元。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数字音乐的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看似笨重、播放繁琐、花费更高的黑胶产品是如何获得复苏机会的?
中唱上海总经理章利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黑胶具有不可替代的特质:存在感、历史感、仪式感和模拟味。
“数字音乐没有实体,无法触摸,黑胶唱片拿在手上则有沉甸甸的分量感;此外,它的历史很长,在黄金年代里留下了大量艺术大师的作品,封面设计非常追求艺术性,好多还是大师作品,不管是拿在手上还是播放,感觉都像在触摸历史。”章利民解释道。
黑胶唱片的鼎盛时期是上世纪中期,恰好是全世界古典音乐乐团演奏的鼎盛时期,指挥家卡拉扬、歌唱家帕瓦罗蒂、钢琴家鲁宾斯坦、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等大师都在这个时代风云际会,由黑胶留下了精彩录音——而这也是古典音乐类型成为黑胶发烧友心头所好的重要原因。
2017年,国内一家名为黑胶实验室的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黑胶消费者的分析报告,其结论佐证了章利民的这一观点:近30%的黑胶爱好者认为它能带来实体满足感,“封面好看”能吸引近20%的爱好者。
1964年,中唱为庆祝国庆15周年制作了《北京的旋律》系列黑胶唱片,著名画家黄胄、叶浅予、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等为唱片封面作画,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字——这种艺术设计追求在其他音乐载体上极为少见。
黑胶播放过程的仪式感,则迎合了高压、快节奏生活下的都市人想要“慢下来”的心态。
听黑胶有一整套仪式:打开唱机,把唱片轻轻擦拭一遍,小心翼翼地放入唱机,然后将唱臂轻轻搭在盘面,调整唱头位置,调节声音,更讲究的甚至会戴上白手套;此外,它的AB面无法自动跳转,只能手动翻面、换碟,一首一首按顺序听。
“听黑胶一系列动作下来得十来分钟,让唱片和唱机处于最佳状态,这是一种仪式感。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你能够静下心、沉下心来慢慢欣赏,这是对艺术最好的尊重。”章利民说。
音乐家陈钢也是黑胶发烧友,他对此深有同感:“人们现在为什么开始听黑胶?因为快速前进过后,开始想要慢慢享受生活,把历史找回来。”
而在黑胶所有特质中,“模拟味”是最受推崇的品质,这源于它的底层技术代码。
数字录音需将音轨进行压缩和采样,转换为0和1之后再尽量还原,黑胶则采用无压缩的模拟信号。相比之下,数字音乐可以清澈明亮,几近完美,但给人冰冷感和距离感;黑胶则显得真实、温暖、浑然一体,更具韵味和情怀。
有一位黑胶爱好者在互联网上分享了听CD版和黑胶版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感觉:“换上黑胶,同样的演奏者,同样的琴声,完全变了:大提琴声温暖极了,敦厚、宽广、色彩斑斓,像是大雪的冬夜里,一团暖人的炉火,给夜行人无限的慰藉。”
长歌未艾,岁月方兴
国内音乐产业嗅到了这股复苏风潮。2015年,广东永通音像黑胶生产线投产,但只是恢复了其中的“压片”环节。此次中唱的生产线则包括黑胶刻纹、制版、压片全部环节,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独立的生产系统。
中唱此条黑胶生产线从德国定制,耗资1600万元,将带来最高200万张的年产量,不仅能满足自身的产品开发需求,还能为国内及亚洲市场提供加工服务。据了解,这样的完整生产线在全球范围内不超过十条,亚洲仅在日本另有一条;全球黑胶压制工厂也仅有60多家,且多集中在欧美地区。
此前20年,国内音乐人要完成完整的黑胶唱片制作,必须将母带送往海外加工,从下单到交货,周期长达3~6个月。珍贵的母带“流浪”海外数月,安全和版权保护方面令人忧心。而全球黑胶生产力饱和、沟通成本高、高额的关税及运输成本等因素,令国内黑胶产业处境尴尬,唱片售价也居高不下。
此番中唱在上海重启生产线,将在生产成本和时间成本上为国内乃至亚洲地区的唱片公司带来福利。
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是,中唱此前在海外加工的周璇《天涯歌女》黑胶唱片,国内售价为300元,自主生产之后,售价为200元,降幅达三分之一。
国内重启黑胶之举在上海由中唱完成,并非偶然。
“我们中唱人一直都有一个黑胶情结。1996年国内最后一条黑胶生产线是从中唱上海分公司退出的,现在由我们完成重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章利民说,“黑胶的复古味道和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气质有很强的关联度,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老歌、时代曲,最能勾起国人对黑胶的回忆和认同感。而我们这方面的资源是非常充沛的。”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伴着黑胶略带划痕的音质,周璇的一曲《月圆花好》出现在和老上海有关的不同影视作品中,堪称老上海经典之声。
上世纪20年代,第一张“中国制造”的唱片在上海诞生,中唱版库中则珍藏着中国唱片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1949年出版的第一张粗纹唱片《解放区的天》、1959年出版的第一张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鼎盛时期,中唱一年能出版几百个片号的黑胶唱片作品,单个片号的生产数量最高可达几十万张。
早在2010年,中唱便通过海外加工的方式进行老唱片黑胶复刻,投放国内市场,第一张试水唱片是1959年由俞丽拿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此后又陆续发行了80多个品种。几年的投石问路之后,中唱对黑胶唱片信心倍增。
“黑胶的最低加工量一般是500张,周璇的《天涯歌女》我们不断加印,重刻了很多次,累计销量近3万张。”章利民说。
2016年,中唱开始实质性推动黑胶项目,今年5月正式重启,为了契合此番重启之举,生产线开工第一张纪念碟名为《启航Set Sail》。封面则印着这样一句话:“百年再回首,无限风云,几番起落;廿载重赴约,长歌未艾,岁月方兴。”
“如果需要,我就回来”
虽然全球的黑胶产业都曾因受到CD和数字音乐的冲击而一度低迷,但似乎只有在中国大陆,黑胶才出现整整20年的文化断层。
对此,章利民的解释是,大陆当年的音乐资源过于集中。
成立于1949年5月的中唱,在成立之初接管了旧中国百代唱片、胜利唱片、大中华唱片等国内众多唱片公司,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它是中国大陆音乐出版发行的唯一机构,曾被称为“共和国音像业长子”。
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的国内音乐版权,均为中唱独有。
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唱的行业垄断地位,1979年由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投资开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在广州成立,随后出现了众多市场化的唱片公司。但仅仅十几年后,CD和数字音乐先后出现,发展的迅猛之势令传统唱片业措手不及。
彼时的中唱以黑胶和磁带生产为主,庞大的设备、生产规模和新的市场大势产生了严重冲突,原有的商业模式被迫变革。中唱将产业重心逐步转向CD,黑胶停产。
“当时,整个市场的黑胶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唱,当我们停产黑胶时,加上太平洋影音此前早已停产,整个市场基本没有了。”章利民感慨,“和我们不一样,国外有很多独立音乐机构,规模不大,有自己的内容积累,一家停了,还有别家在做——鸡蛋不在一个篮子里。”
完整的黑胶生产线在全球屈指可数,缺少合格的技术人员也是重要原因。黑胶唱片制作并非机器流水线式的工程,它其实是一门很考验功夫的“手艺活”,人的经验判断占了很大比重。幸运的是,中唱当年的一批技术老骨干还在,他们成为这条新生产线的守护者。
1979年,中唱引进黑胶生产线时,曾派了几名技术骨干专程去瑞典学习,包括制版工程师裘洲龙、被称为“最后一代刻纹师”的邵善均、压片工程师王龙海等。他们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入职中唱,见证了中唱黑胶产业的黄金年代,如今都已年过花甲。中唱黑胶生产线制版工程师裘洲龙在工作裘洲龙当年钻研技术,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编写的《唱片金属模板的电铸原理和工艺》一度成为唱片厂的教材。黑胶受冲击后,他于1995年离开中唱,远赴新加坡做CD,但一直念念不忘老东家,“当时签了三年的停薪留职合同,每年回上海我都去公司报到,问他们情况怎么样,如果需要我,我就回来。”
老一代中唱人如今重新集结,披挂上阵,为新的黑胶生产线运行把关,并亲手带起了一批徒弟:“他们比我们厉害,很有热情、很有积极性,后继有人。”
“路人转粉”?
迎回生产线后,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重新打开黑胶市场。章利民坦言:“现在做黑胶确实蛮辛苦的。”
他说,黑胶产品现有的稳定消费群体基本都在40岁以上,但产业的未来一定是在年轻人身上,必须培养年轻的消费群。
对于黑胶回归的势头,业界和民间也有不同的声音。
北京鼓楼大街有一家名为FLOSO的黑胶小店,每月定期举办黑胶市集,店长刘伟向《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黑胶总归只是一种音乐载体,虽然有它的特点,但真正能给人带来享受的还是音乐本身。你听摇滚和听古典感受不一样,这是音乐本身带来的差别。”
还有一种观点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黑胶,只是跟风,为了显得自己时髦,并非真正热爱这种音乐产品,有的人即便买了也闲置在家。
但章利民认为这是“路人转粉”的必经阶段,“不可能以前没接触过,一开始就完全喜欢。需要慢慢引导,形成整个市场的文化和氛围。”
而如果将视角放大到整个音乐产业,黑胶所占比例还微乎其微。即便在黑胶发展较好的2015年,其贡献的营收占比也不到3%。“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很大的国家,即使把小众市场做好,也是很了不起的。”章利民说。
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韩斌认为:“此番恢复黑胶生产,接续自己的历史,起码为中国保留了这颗‘种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