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黄安、麻城两县逐渐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最初在那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是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与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的。我因家境贫困,不堪忍受为地主当长工的生活,于1924年到武汉谋生。我每天为人从长江挑水,过着艰难的生活。不久,我找到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安排在武汉中学当校工。从此,开始了自己半工半读的生活,并在董必武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年以后,我与一批武汉中学的同学被派回黄安搞农民运动,并与王秀松、余楚臣、王健等同志在家乡高桥区办了十几所平民学校,以此形式学习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和发动群众。董必武同志曾专程来高桥检查了我们的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
1926年,黄麻地区革命形势大发展,在共产党员吴焕先、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杜步蟾、王树声等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黄麻两县的农民先后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我们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数十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狠狠地打击了地主反动武装。尽管在当时,这两县的党组织对革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思想的认识还不大明确,但是我们的顽强奋战、革命热情却为以后的黄麻起义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和一块发动起义的革命基地。
1927年9月中旬,黄安县委派到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的郑位三等同志带回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了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宣讲了中共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我和戴克敏、田开寿、王秀松等同志一道参加了这个会。会后,我们开始整顿农民自卫军,使队伍更加精干,战斗力更强了。
9月,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百余名农民又一次向封建反动势力发起了进攻。举行了九月暴动。附近的土豪劣绅见状,个个惧怕,不敢躲在庄里,都逃之夭夭了。10月间,我们黄安农民自卫军,没收了10几家地主的财产,缴获10多支枪。之后,黄安县伪政府和豪绅地主,勾结敌三十军的一个团,进驻了黄安县城。敌人的反动气焰嚣张,四处联合反动地主武装,准备对黄麻地区的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妄图把农民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鄂东特委认为,只有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用革命的进攻来粉碎敌人的反革命的屠杀,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自己的武装,才能使革命得到胜利。因此,10月3日,黄安、麻城两县县委在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在黄麻两县进一步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讨论拟定了暴动计划,会议讨论结果,决定高举“九月暴动”武装斗争的旗帜,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七里坪文昌宫会议后,我们黄安的王秀松、余楚臣、李先念等同志以董必武同志的名义在当地出布告,发传单,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向贫苦农民宣传发动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经过20多天的工作,我们在黄安首先领导发动了高桥、桃花等区的武装斗争。农民自卫军扩大了400多人,农民自卫军个个英姿勃勃,斗志昂扬,作好了战斗准备,焦急地盼望武装起义的那一天。
11月13日,起义军2万余人集结于黄安七里坪,晚10时向黄安城出发。11月14日凌晨4时许,各路起义军队伍先后到达县城,总计3万余人,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我们黄安高桥区农民自卫军和群众攻打黄安县城的南门。
黄安县城城墙足有2丈多高,4个城门配有8门土炮,10架机枪。只要一到天黑,城门关闭得严严实实,隔断一切来往行人,胆小如鼠的卫兵抱着大枪,就像幽灵似地在城墙上边来回晃动。哨兵时而发出恐吓声,虚张声势,为其壮胆。我带领30人的突击队,趁夜色悄悄地摸到南门埋伏下来。
“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接着城周围一片呐喊声,火光四起,总攻开始了。
我们一跃而起:“冲啊!”高举手枪,冲到城下。突击队员们架设云梯时,城上的哨兵向我们射击。我们集中火力,压倒了敌人哨兵的火力,队员们迅速地爬上了城墙,哨兵看见城墙被攻占,被不绝于耳的喊杀声吓破了胆,跳下城墙逃命去了。我们打开了南城门,起义大军像决堤的洪水涌进城里,相继,其他3个城门被各路大军突破。城里的敌人没来得及抵抗,就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一仗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反动政府被摧毁,反动武装被消灭。起义军共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90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进步分子。
正是:小小黄安,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14日清晨,红日东升,金光万道。黄安县人民群众在战斗中迎来了第一个新生的黎明。城头红旗猎猎,城内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黄麻起义后的第4天,黄安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了。黄安为鄂东军的第一路,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戴克敏为党代表;麻城为第二路,由吴光浩任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刘文蔚为党代表。我被任命为第一路特务营长。
黄麻起义的消息,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麻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事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的民众造反。于是,武汉政府调遣十二军一个师前来镇压。
12月5日夜晚,敌军向黄安城发起攻击。我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群众守城,与敌激战4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来,终因寡不敌众,北门被敌突破。敌人突进城里,枪杀无辜的群众。我鄂东军死死地顶住敌人,掩护群众撤退。
我带领特务营紧紧跟随在总指挥潘忠汝的身边,挑起了掩护部队和群众突围的重担。我随潘忠汝六出六进,掩护撤退。当第七次冲进城时,城内除了一小部分地方外,大部都被敌控制,仍有一些部队和群众没能撤出来。潘忠汝带着一部分战士,在东门城楼上继续还击敌人。这时,他身上已多处负伤。忽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他“咚”地一下跌倒在地。顿时,血流如注。我见状,立即命令特务营的战士顶住敌人。我与吴世安等七八个同志,一起用布腰带将潘忠汝抬下城门。
“我不行了,才芳,快带队伍出城,保住我们的火种……”潘忠汝微微地说着便闭上了双眼。
见总指挥牺牲了,我满腔怒火油然而升,拾起潘忠汝的手枪,用两支枪一齐向冲过来的敌人射击。子弹打光了,拎起大刀片,一声吼叫,像一头猛狮冲入敌营,左右开弓,一路冲杀。敌人个个躲闪,生怕砍了自己的头和身子,我也不知砍倒了多少敌人,最后,带领三名战士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城。
参加这次起义的同志们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英勇杀敌。他们之中有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王建安、周纯全、秦基伟、徐深吉、吴先恩、吴世安等同志。
起义军失败了,总指挥和许多战友牺牲了,党组织解体了。我们痛彻肺腑。后来,我遇到了王健同志,搭伴一起去找副总指挥吴光浩,我们终于在木城寨找到了吴光浩。
12月下旬,县委和鄂东军的领导人在木城寨召开了会议,决定留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敌后打游击。会后,在黄安北乡闵家祠集合了72人。吴光浩作了动员,号召大家要立场坚定,革命斗志旺盛,坚持武装斗争。在吴光浩的带领下,我与70位战友其中包括陈再道等同志,迈着坚定的步伐向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转移。我们终于在木兰山扎下了根,后来我又返回黄麻打了3个月游击。
从黄安突围,经过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到返回黄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是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所经历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和锻炼。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后来,逐渐实现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豫南、皖南西的党组织亦先后在商城、六安、霍山地区领导了起义。大别山区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了。
回顾过去,回顾最初的革命史,回顾黄麻起义,更激励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英勇向前。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而献身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