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市长”这一概念兴起于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以自由开放的夜生活闻名的城市。21世纪初,性产业、赌博及大麻在荷兰合法化,由此,游客数量年年增多。与之相随的,是游客、居民、商户和政府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夜不归宿的醉酒者在街上忘乎所以地大喊大叫、随地大小便,引发争执,附近居民的睡眠受到严重影响。第二天,人们会看到,大街上遍布随手丢弃的酒瓶、污秽物,整个城市狼藉不堪;大麻的味道弥漫在城市上空,难以散去。对此,市民们的抗议声越来越大。
然而,政府通常只放眼于白天事务的管理,对城市夜晚的状况并不了解。“夜晚和白天不一样,当问题发生时,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禁止,而不是将人们集合起来,共同商讨出让城市更好的解决方案。”阿姆斯特丹的首任夜间市长米瑞克·米兰表示,“一些亚文化活动被简单划定为非法,年轻人被赶出城市,或者只能被迫转成地下运营。”
完全禁止夜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夜间经济为城市运行加注了巨大的动力。据《卫报》报道,阿姆斯特丹的舞厅年产值为6亿欧元,同时创造约一万三千个工作机会。此外,丰富的夜生活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设计师、音乐家、舞蹈家、作家等创意人才能有更多创作空间。
由此,“夜间市长”的需求便孕育而生,其职责要求很简单:调解夜间活动者和普通市民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
米瑞克·米兰从2012年开始担任阿姆斯特丹的“夜间市长”。他受雇于阿姆斯特丹夜间市长基金会,该组织的运作资金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夜间营业商家。夜间市长由公众和专家投票产生,虽称为“市长”,但并无行政权力。
除了调解矛盾,建立移动的投诉网点等项目,米瑞克·米兰另一项为人称道的成就是设立24小时营业区,即授予阿姆斯特丹人口稀疏区域的商店24小时营业许可,商家可自行决定营业时间。这一举措一方面在空间上疏散了每晚聚集于市中心的人群,另一方面,这在时间上分散了人流。此前,由于夜间场所统一打烊,常有大批人群在街上逗留吵闹,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设立“夜间市长”的效果显著,两年内,阿姆斯特丹的滋扰行为减少了30 %,醉酒引发的意外事件也减少了25 %。由此想要追随荷兰脚步的城市越来越多。2016年,“夜间市长”峰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管理城市夜生活,以及夜间管理模式的“本土化”。
伦敦的“本土化”是设立“夜皇”一职。据报道,伦敦以往夜间经济带动的经济产值每年高达660亿镑。但近几年由于房租和税费的上涨等多重因素,伦敦的夜间音乐表演场次减少将近一半,文化创意产业的生长土壤流失,产值明显萎缩。伦敦设立的“夜皇”虽然职责与“夜间市长”类似,但实质上由伦敦市长指派任命,在市政厅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大多数时间都在和副市长们探讨相关政策。
纽约则是北美地区首个成立“夜生活办公室”的城市。为减少政治干预,借鉴荷兰和英国经验,纽约的夜生活办公室由艺术家,城市规划专家,夜生活工作者等12位成员组成,其中4位由市长任命,8位由城市委员会选举而出。
各大城市对“夜间市长”具体职责的规定虽各不相同,但目的类似:无论是生活在黑夜还是白天的人,他们的诉求都会被听到、被重视,并获得同等的尊重。
完成两个任期后,米兰于今年2月卸任阿姆斯特丹夜间市长一职。三个月后,他出现在了温哥华,向政治家、城市规划师们解释夜生活对于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为了吸引更多人主动加入到夜生活的管理中来,米兰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通过对话,你也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只有充分交流,才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夜晚的阿姆斯特丹(IC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