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电视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对应于一种对儿童的特殊性的认识，这种特殊性可以将儿童与成人做基本的区分。少儿动画是成年人为儿童创作的动画，主要表征成人对儿童的看法。因此，成人对儿童的观点，创作者对“儿童共同体”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其创作姿态。近年来，被学界热议的“儿童动画片成人化”、“重教轻乐”等问题，就从根本上反映了成年人对“儿童特殊性”认识不清的问题。

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动画片“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寓教于乐”为创作导向①，作品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并开创了闻名于世的“中国动画学派”，是国产动画发展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该时期动画片的民族符号、艺术形式等外在审美特征，却少有人从儿童观的视角探知其中所蕴涵的“儿童动画性”。一个世纪以来，学术领域虽有延绵不断地对该时期动画片“重教轻乐”的批评之声，却也仅流于表面，未将其放在“十七年”时期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造成对该时期动画片的片面解读。本文以建国“十七年”时期的国产动画片为研究对象，结合其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儿童观问题，并与当前国产电视动画片中存在的相似的问题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审视，进而尝试用当代先进的儿童观进行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以期为新时代少儿电视动画片的创作提供参考借鉴。

一、“十七年”动画电影中的儿童形象

从题材上来看，“十七年”动画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批判旧社会、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表现内容的“红色题材动画”，如《小花猫》《小铁柱》《上山砍柴》等；另一类是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表现内容，以训诫儿童的不良行为为目的的“训育题材动画”，如《小猫钓鱼》《我知道》《等明天》等。红色动画片里的“小英雄”，训育动画片里的“小榜样”，代表了该时期人们对儿童的想象和期望，传达了创作者对儿童这一共同体的整体观念和认识。

1.红色动画里的“小英雄”

红色题材动画片里的儿童，几乎个个都是无所畏惧的“小战士”“小英雄”。其中，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建国后中国第一部动画片《谢谢小花猫》（1950），塑造了一个腰扎武装带，举手投足间透着英气的少年武工队员形象；动画片《小铁柱》（1951）中，善良热心、机智勇敢的小铁柱成为无产阶级正义力量的化身，自私懒惰的猴子则是反动派的代表，狼和豹子寓意“吃人”的资产阶级。最终，反动派“猴子”被资产阶级“豹子”吃掉，豹子则落得被小铁柱和小动物们联合起来消灭的下场，隐喻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消亡；此外，《小小英雄》（1953）里团结集体力量打败恶狼的小阿芒，《红色信号》（1959）里抗战特务的大林和小胖，《砍柴姑娘》（1959）里智斗恶狼的小女孩青儿等，都是“十七年”红色题材动画片里的经典儿童形象。

2.动画里的“小榜样”

“十七年”时期的训育类动画片以表现儿童的学习、游戏、比赛、家庭等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该类动画片往往塑造一个“十全十美”的“小榜样”作为“坏孩子”的学习对象，这使该时期的儿童形象呈现出单一、片面甚至非黑即白的特点。例如，《小猫钓鱼》（1952）中，猫姐姐做事认真、听话懂事，钓鱼、洗鱼、晒鱼样样精通，言行举止像个“小大人”；年龄较小的猫弟弟则淘气、贪玩、做事三心二意，因此受到猫姐姐的责怪，成了大人眼中不听话的“坏孩子”；《我知道》（1956）讲述了一只喜欢自作主张、爱夸口的小白兔，因不听大人劝告而险些被狼吃掉，最后改“邪”归“正”的故事；此外，《等明天》（1962）里有言无信、有文无行的小猴，《差不多》（1964）里一知半解、急于求成的小林都是该时期动画片里成长型“坏孩子”的代表；《冰上遇险》（1964）里舍利取义的小红鸭，《草原英雄小姐妹》（1964）里大公无私的龙梅和玉荣，《路边新事》（1964）里路不拾遗的小良，《小哥俩》（1965）里做好事不留名的哥哥等，都是该时期动画片中榜样型“好孩子”的代表。

动画片《小猫钓鱼》二、“十七年”动画电影中的儿童观问题分析

当代儿童观要求人们尊重儿童，从儿童本位出发了解儿童、认识儿童。当代儿童教育观认为，教育要在遵循儿童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儿童与外界建立联结，为儿童能在未来社会中更好地行动提供条件。“十七年”时期的动画片以培养儿童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要目的，符合教育在当时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最终目标。但是，创作者在借由动画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因忽视了儿童群体的特殊性，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导致该时期的动画片呈现出成人化的特点，反映出诸多儿童观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道德标准”与“政治觉悟”统一下的单一性格

道德包含不同的层次，有阶级道德、普世道德之分。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可能没有很强的阶级意识，但不能不涉及人际关系。因此，能被不同群体认同的关乎品质的培养及人性基础的普世道德教育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内容。②然而，“十七年”动画片中的道德教育往往落在阶级政治教育方面，普世的人性特点因此被赋予了阶级性，使得道德标准和政治觉悟被统一了起来。在这种统一中，人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不见了，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受到压抑，使人变成了一种完全按外在意志的驱使而行动的力量。

比如，该时期的动画片《木头姑娘》（1958）传达了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资产阶级官老爷，还是艺术家、雕刻家、画家，都比不上无产阶级牧民家的孩子聪明。该片混淆了不同的道德范畴，将善良、宽厚、聪明、勇敢等人性品质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模糊了。类似的动画片还有《三毛流浪记》（1958）、《济公斗蟋蟀》（1958）、《丝腰带》（1962）、《木头姑娘》（1958）等。

此外，该时期动画片里的儿童形象往往被贴上“好”与“坏”的标签。类似于“好孩子”、“坏孩子”、“坏东西”这样的称呼在“十七年”动画片里经常出现。比如，《小朋友们》（1958）里不懂得回报的小狗被大伙责骂为“坏东西”、“没有良心的东西”。

2.“成人”与“儿童”之“教”与“受”关系的不平等

杜威认为，教育活动可从经验取材，经验是最具启发的兴趣资源。“十七年”时期的动画片多取材自儿童的现实生活，创造与儿童现实经验相关的动画内容，从而建立起儿童与动画片之间的情感联结，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值得当今动画创作者学习借鉴。但是，该时期的训育类动画传达出了强烈的“长者权威”意识：儿童似乎唯有按大人的要求去做，才能成长为社会公认的“好孩子”。此外，该时期的动画创作者视儿童为矮小的成人，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儿童，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儿童教育需遵循儿童的自然天性”的科学教育理念，也从根本上反映了成年人与儿童之间关系不平等的问题。

以《采蘑菇》（1953）为例，当长耳朵为了一只蘑菇和好朋友短尾巴打起来时，遭到了小松鼠们的围观和嘲笑，这令长耳朵羞愧而停止了打架行为。教育学观点认为，由经验过程的直接感受带来的心灵感悟是孩子的心智得到滋养的唯一途径。两只小兔子在打架过程中的切身感受以及由打架行为带来的不愉快，让两只小兔认识到了打架行为的不恰当、不合适，从而停止了打架，而松鼠爷爷则在小兔子完成了由打架行为带来的经验成长的过程之后，以作为长者的权威身份出现，告诫小兔子：“你们听着，好朋友打架就更不应该了”，由此才结束了该情节的演绎。随后，故事讲述了两只小白兔由分道扬镳到认错和好的过程：当暴风雨袭来时，长耳朵担心起短尾巴的安危来，他忆起松鼠爷爷的话，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寻找短尾巴。动画片以长耳朵回忆的方式将松鼠爷爷的训诫化作长耳朵成长的直接原因，淡化了长耳朵在自我成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塑造了一个“听话”的乖孩子形象。而事实上，帮助长耳朵成长起来的正是他自己。“一方面，不可能存在纯粹外在的指导。环境顶多只能提供刺激，从而引起回应。这些回应来自个体早已具有的各种趋向”③；另一方面，“由他人的习俗和规定所支持的控制很可能是短视的。这种控制或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可能以受控制者随后的行动失去平衡为代价。”④简言之，动画中以说教者身份出现的成人形象不能对儿童观众的成长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十七年”动画片在表现儿童成长主题方面，有意将儿童的成长归功于大人的说教，把服从权威与自我认知等同了起来，淡化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反映出该时期动画片中成人与儿童关系的不平等。

三、“十七年”动画电影对当下少儿电视动画创作的启示

1.让“儿童”成为“儿童”

“十七年”时期的动画片创作者将动画中的儿童角色塑造成“小英雄”、“小大人”形象，将成人的期望以动画片的形式传达给儿童，使儿童从中受训，成长为大人所期望的样子。对于不符合大人期望的动画角色，在剧中往往遭到批评或受到责罚，最终被改造成听话的乖孩子形象。动画片的“隐含作者”成年人在片中扮演了“施教者”的角色，儿童成为被动的“受教者”，这使该时期的动画片呈现出训育化的特点。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该时期动画片中的儿童形象有着“小大人”般的行为，但创作者在处理儿童角色的情绪、情感方面，依然保留了儿童之“真”、“稚”、“趣”的性情。如《找小哥哥》《野外的遭遇》《三毛流浪记》《聪明的鸭子》对儿童角色的心理特征、情绪、情感变化进行了细腻描绘，散发着童稚童真童趣，正是这种“真稚趣”柔和了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使儿童的笨拙与成人化的要求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感。

当前的少儿电视动画创作需学习“十七年”动画片对童真童趣的生动处理，同时也应杜绝将儿童视为矮小的成人，以成人的标准要求儿童，以成人的姿态训育儿童，以成人的视角评判儿童。儿童电视从业者需以儿童为本位，在动画片中展现儿童的童真童趣，在尊重儿童、视儿童为独立个体的前提下，与儿童进行平等对话。

2.立足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帮助儿童健康成长

“十七年”动画片多取材自儿童的现实生活，帮助儿童解决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好朋友》围绕儿童最熟悉的“友谊”展开，培育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小燕子》帮助儿童解决“挑食”的问题；《我知道》意在帮助孩子改掉“自以为是”的坏毛病等。当代儿童教育观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凭空而起，却应就地取材”、“教育活动可从经验取材，经验是最具启发性及兴趣的资源”，毋庸置疑，“十七年”动画片做到了这点。

但是，“十七年”动画片也因掺杂了过多的政治解读，把成人社会的阶级道德教育灌输到了儿童的人格培育当中，使动画片从整体上呈现出政治化、成人化的特点。当代少儿电视动画应发扬“十七年”动画作品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帮助儿童解决生活中问题的优点，同时避免将成人社会的意识形态过多地融入到儿童动画作品当中。创作者应多与儿童相处，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关心儿童的烦恼，并将这些问题反映在儿童动画作品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儿童解决问题，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3.成人创作者与儿童观众进行平等对话

“十七年”动画片在具体的叙事方面呈现出成人创作者对儿童观众进行规训的特点。动画片的“隐含作者”成年人在动画创作过程中扮演了“施教者”的身份，“隐含读者”儿童被视为无知的“受教者”。成人创作者与儿童观众之间关系的不平等，通过动画片中“成人角色”与“儿童角色”之间的对话方式、内容以及人物关系体现了出来。

事实上，儿童既是自我学习的主体，又是自我教育的主体，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大人除了能够提供给儿童成长必要的养料之外，不能强加给他们什么。正如杜威所说，教育不是一项告诉与被告诉的简单事务，而是一个主动性、建设性的过程，教育者的工作是帮助儿童由内往外引出其潜能，而非强塞给他们什么。因此，创作者应了解儿童的自我学习和兴趣成长规律，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与儿童进行平等对话。将这种平等的观念融入在动画创作当中，帮助儿童更好地获取知识和道理。

当代中国电视动画的发展依托于全球互联网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网络自由环境，但依然未能摆脱中国动画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如“暴力过度”、“儿童动画成人化”、“重教轻乐”、“有教无乐”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成人创作者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认识不清，成人创作者所持有的儿童观念不当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并用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探索更适合于当代儿童成长与发展的新的电视动画创作理念，更好地为新一代儿童的成长服务。

本文系北京市科委科普项目“儿童安全教育科普系列微视频”的成果，项目编号：Z171100003317179

注释：

①宫承波：《中国动画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②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35页。

③乔·安·博伊兹顿著，刘放桐、俞吾金、孔慧译：《杜威全集第9卷》：民主主义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④李丹、陈秀娣：儿童生命认知和生命体验的发展特点，《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责编：张金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