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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性崇高与他律性崇高

作者:赵万斌 李岚
在中国现代谍战剧的人物塑造中,悲剧情景往往是从开端就开始植入。究其根本原因,是谍战人员本身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即:自律性。这种情报人员的自律性是在自我的生命或情感、欲望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畏艰险,仍坚持去做。特别在对外界的诱惑、约束以及来自生理和心理机能本能的自我控制的超越。从这点来说,情报人员在本我的意识指引下,完成超越自我生理本能极限的控制和约束,达到极尽完美的人格魅力,便形成了谍战剧这一剧种的天然悲剧情怀优势。

《悬崖》中主人公周乙身边有两个女人,一位是结发妻子孙悦剑,另一位就是假扮的妻子顾秋妍。在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下,周乙在不知不觉中跌入情感的旋窝之中。他不仅要时刻警觉敌人的怀疑和情报的获取,还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去奋斗。面对这样一种情形,周乙强烈的自律,克制自己不能假作真时真亦假。虽然他名义上有两个妻子,事实上却一个也无法亲近。在长期的合作斗争中,他与顾秋妍假扮夫妻朝夕相处多年,两人之间产生的是默契而博大的亲情。从情感上来说,周乙心中的确有两个妻子,无论真假,对于她们的爱,他都难以割舍。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那无比顽强的意志和自律,帮助他成为一个崇高和伟大的英雄。

人总是在某个时候、某个状态下,需求一个情感的寄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这都是作为人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我们爱,就大胆的去爱;要娶,就勇敢的去面对;要得到,就执着的去追求。但是,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时期,面对极其艰辛的大屠杀年代,周乙们不能选择,更不能放纵。他们只得强压自己的七情六欲,直至变形、消失、毁灭。也正是周乙们这种自律性,才产生了这段残缺的美,悲泣的情,博大的爱。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是其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悲剧实质就在于伦理道德实体中,而表现出来的是为人格的自我分裂与重组的和解。黑格尔的伦理实体分裂是其悲剧矛盾冲突产生的本质根源,也是悲剧矛盾冲突中两种片面伦理道德的实体交锋过程就表现为一种崇高伦理。

《暗算》之《捕风》篇中的主人公钱之江,同样潜伏也于军统内部,在自己的情报工作生涯中,隐忍和承受是他生命必须的一部分。在软禁期间,主人公钱之江不仅要承受着军统特务的怀疑,还要在怀疑中一次次经历心理与身体的煎熬与试探。每一次考验可以说都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心理煎熬。在不能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前提下,钱之江以自己的机智、智慧和勇气,躲过敌人一次次扔来的包裹。最后,在与外界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钱之江通过牺牲自我的方式,将情报安然送出,完成了一个革命者对信仰和意志的自律性崇高的人格升华。这就是博大的自律性带来的人格魅力的崇高。没有亲人的关怀,没有同僚的帮助,更没有党和其他人的监督。这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毅力来坚守,这种自律本身就是一种博大的崇高情怀。而这些都是一名情报人员才有的韧性和钢铁般的意志。这种崇高带来的一种心里暗示和默许,是意志和人格魅力的体现,更是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所在。

悲剧艺术创作的特征,恰恰就是在充满着玄机、无法自控的环境中,书写自己选择的悲剧人生,感染大众,这就是谍战剧的悲剧美学魅力所在。它不仅依托情报人员坚强般的意志去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还依托他们超出寻常人的自控能力。这就是自律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崇高,也是人性价值所在,这种人生价值观念,就是悲剧美学独特的艺术魅力的体现。悲剧中的决定因素是命运,而性格又决定着命运的走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岗位上,情报人员以严谨的自律性把握和创造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使其人生在不可逆的、注定为悲剧情节中,具有更为伟大的意义,也就使崇高有了它更加深远的内涵。

相对自律性而言,谍报战线上的情报人员的他律性就显得更加残酷和重要了。面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战争年代,他律性不仅要受到当时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限制,还要遵守我们党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特别作为一名特工人员的机密性。为此,谍战剧中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具备坚强的意志力,去执行铁的组织纪律。具体表现为:身份的高度隐蔽性、情报来源的绝对保密性、极强的组织纪律性、诱惑力的自我控制能力、情感的牺牲与隐藏、危急时刻的自我牺牲等等行为,这些受着外在力量的束缚。

他律性崇高,也体现在作为一名特工最为艰难的行为过程。对自己真实身份的保密,也包涵对直系亲属的保密。甚至亲眼目睹他们受难或受到生命的威胁时,还得表现出镇定自若。也就是说,情报人员的他律性,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情报人员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其本质表现为一种崇高性,也就诞生其他律性崇高。这就是道德情操领域所遵循的由自律产生他律性的自我约束。

《借枪》将浓重的笔墨放在塑造一个为生活奔波的特工身上,把几十年来神化的特工回归到了真实得近乎可笑的境地:男主角每天最最头疼的是钱,一出场就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样。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形象在影视作品中从未有过。他肩负的伟大使命无法和琐碎平庸的生活剥离开来,其所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地下党是如何工作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使得《借枪》透着浓厚的“草根性”和“真实性”,男主角熊阔海的塑造更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塑造了“史上最落魄、最差钱的潜伏者”。

他律性崇高的人物性格形态的打造,使中国的悲剧美学有了更为重要的理论佐证。在谍战剧中,他律性的承载加重也加强了悲剧色彩,这种不同于别的悲剧形态的形成,又增添了悲剧美学浓烈的艺术魅力。他律性的外在力量的增强,让谍战剧又增添了情节紧张的悬念感。

《敌营十八年》剧中主人江波有三段交织情感。原配妻子康瑛、假扮情侣滕玉莲、为掩护身份而结婚的国民党党员罗茂莉。在情节的设置上,充分展示对立双方的矛盾纠葛,情感纠葛。无疑三个女人都很爱江波,但三个人所处的位置和环境都各不相同,更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为他生下一个女孩的共产党员原配妻子康瑛,为工作顺利推进假扮情侣的地下工作者滕玉莲,与江波最后结婚国民党罗茂莉。情史一次次触动江波的灵魂。命运促使身为国民党排长的江波,奉命作为谈判代表,被五花大绑蒙眼上山。剧情的设置直接构成双方矛盾直接冲突:接他上山的,偏偏就是康瑛。命运设置偏偏就是如此的残酷。他们必定深爱过,康瑛的惊讶,气愤、痛苦与心疼都刻在脸上,而江波却被蒙上眼睛看不见。也许是夫妻之间的心有灵犀,在与康瑛擦身而过的瞬间,蒙着眼睛的江波真切地感觉到康瑛存在的气息。于是他大叫着:“绑得太紧!”江波的试探,接着那一声“那,也谢谢瑛姐”的笑语中带着的苦涩。康瑛沉重的心一样的在淌血。命运坎坷,情感交错,可谓牵肠挂肚,荡气回肠。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构成更为悲壮的刺激和震撼。

随着剧情的发展,他慢慢爱上了假扮情侣的滕玉莲。当他被调到97师后,下属告诉他夫人来了,他以为是玉莲来了,就让下属找来很多的马蹄莲花,可当他看到是康瑛到来时,无比的失落写在脸上。特别在康瑛换上国民党衣服时,江波脱口而出:“像滕玉莲!”江波的不由自主爆发出的情感是发自肺腑的,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但他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理性的处理好自己的情感世界。这需要极强的自制力和毅力的坚持,这让观众更多的对他和他身边三位女性的情感产生同情和惋惜,这深深刺痛了观众的神经。

一方面,通过自律性崇高与他律性崇高的渗透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谍战剧悲剧美学在自我的理论建构中,增添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谍战剧悲剧美学,在自律性崇高与他律性崇高中,兼融了悲剧艺术与悲剧美学的哲学观念。自律性崇高和他律性崇高,再次将谍战剧悲剧美学的理论符号,通过实践上升到新的高度。

《潜伏》最后一幕:抱着孩子的“翠平”,一个人站在山村的小山坡上,眺望着进山的唯一一条路口,镜头推上去,推成近景、特写,观众看清晰了“翠平”眼里含饱的泪花……切下一个场景:在台湾“余则成”的新家里,他再一次为了国家和民族,与暗恋他多年、又在他的引领和帮助下去了延安的“晚秋”结婚,再一次潜伏……当镜头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与上一场戏一样,从全景—推成中景—推成近景—最后到特写时,屏幕是他们二人的结婚照,定格剧终。与前面“翠平”含饱泪水的特写镜头,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看到这里,观众的泪水,随着剧终而涌出。这就是悲剧美学的力量。

一个民族需要文化的支撑,民族的精神世界需要影视剧的引领。今天,我们的文化一定要担负起“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仲呈祥语)的责任。”审美教育,在寓教于乐的形态中,达到和感受精神世界的提升,在不知不觉中,谍战剧的自律性崇高与他律性崇高在对信仰、理想、人生观、价值观、行为道德观念等的推行上起到了完成人生的一次升华作用。

本文为2018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立项编号:18SB0348;项目负责人:赵万斌;项目名称:中国谍战剧悲剧美学的艺术魅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责编:张金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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