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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少年小赵》《音乐人生》“声音”中的“个体”呈现

作者:陈凌
《少年小赵》(2015)是导演杜海滨以“小赵”(赵昶通)的个人生活轨迹为主要线索结构的纪录片。张经纬导演的香港纪录片《音乐人生》(2009)当年获得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两部片子记录的主角分别是小赵和黄家正,都是“90后”。小赵出生在山西平遥的小城里,黄家正生活在国际大都会香港。小赵努力“向外”生长,将爱国作为自己的“追求”,黄家正则执念于音乐,“向内”逼问自己“何为人的意义”。“向外”生长的小赵,在与社会价值冲突及融合中,慢慢确定自己的位置和与社会的关系。向内逼问自己的黄家正,则在与社会现实越来越远的过程中,逃回孤独自我的“虚无”。“纪录片的‘声音’能够提出主张,表达见解,甚至激发感情”①。两部作品通过纪录片独特的“声音”完成了对两个不同个体的现实叙述。

一、时间的“声音”:“少年”的“变”与“不变”

《少年小赵》全片由7个小节构成,分别是:可口可乐、自画像、大学、库依乡的雾、新房旧屋、愤青、爷爷。导演按照小赵的个人经历,以时间顺序来结构全片。《音乐人生》则不同,导演选择交叉叙事,将六年前、后的黄家正做对比,全片由6个小节构成:分别是:老师、兄弟、妹妹、朋友、学校、父亲。“时间”是两位导演表达的重要“声音”。两位导演以独特的“声音”—不同的“时间”叙述逻辑—展开两位少年的“问题”。经历成长之后,两个少年用自己的声音回答着成长问题。

1.时间的“变”:小赵和“问题”。在《少年小赵》的叙述中,导演问了小赵一个问题:“国家是什么?什么是爱国?”在第一小节中,小赵说:“祖国越来越强大了,以前家里看电视,要在大白杨树上架天线,现在看电视,只要躺在沙发上,用遥控器……”到第二小节,小赵说:“我是从平遥人民医院出生,……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吃住行都是国家给的……爱国是一个人的追求。”第三节中,小赵则说:“我妈说要有权,有了权就有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我变了,我特别喜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第六节,小赵在经历了家里房屋拆迁,在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与“政府”产生现实接触之后,他说:“高中时候,对国家的认识只是一个单纯的现象,真正的爱国……我们要是想把生活做的事情,放在思维意识的那个体系里是不可行的”。导演在时间的“声音”中发问,问题串联起来的时间脉络,成为少年和社会勾连的点,在与现实碰撞中,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发生了变化。小赵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思考他跟社会、跟国家、跟这个时代的关系。

2.时间的“不变”:黄家正和“问题”。张经纬对黄家正的设问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时以6年前、后回答交叉的方式完成叙述。黄家正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想要做一个‘人’,想做一个有意义的‘人’”,到第一节结束时,黄家正又说,“音乐是我追寻的……这甚至牵涉到人的存在……”,到第二节时,导演将6年前黄家正的回答置于此处,他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因为没有完美,所以没有美丽”。到第三节时,黄家正说:“我的facebook资料上写的‘宗教信仰’是‘追寻真理’……若想想乃是宿命注定成败”。第五节时,黄家正说“音乐是人生的大满足,钱是小的满足……”最后一节,导演频繁地交叉剪辑,比如小时候(12岁)他问,人为何会说话,会思想?6年后(17岁)他问:“为何人手指会动会弹琴?如果无神,音乐是否可以用科学解释?如果有神,世界为何有那么多不公平?”这时候再回切到6年前的他(12岁)追问:“为什么有人?我一直在追求答案……”所有答案串联了黄家正在“不变”中走向“落空”的过程。当音乐和金钱相遇,从未跟“真实”生活接触的黄家正,必然转向内部寻找“真理”,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情感趋向的“声音”:“原乡”与“父亲”

除了通过时间的“声音”叙述故事。纪录片还可以发出多种“声音”,在这两部纪录片中,导演还通过适当的情感激发,建构起具有张力的情感氛围。两部纪录片中,导演都注重运用情感趋向的“声音”来表现人物、表达情感和对少年成长的思考。杜海滨用了“原乡”情结,而张经纬用了“父亲”母题。独特的“声音”准确地捕捉到两个少年的真挚情感。

1.原乡:回不去的美好。《少年小赵》全片的大部分时间,小赵表现“积极”,直到从成都赶回老家,经历爷爷奶奶房子拆迁之后,情绪开始转向低落。那天下着小雨,拆迁工程队将挖掘机对爷爷奶奶房屋实施拆迁。小赵带着相机爬上楼顶,想以镜头记录的方式抗争,但没能阻止拆迁。当目睹爷爷被挖掘机惊吓,小赵在片中第一次落泪。返校之后他剃了光头,变成“愤青”。而影片第六节,就叫“愤青”。小赵是悲愤的,“愤怒”的是,他抗争没起作用,没有多要到一分拆迁款。“悲”的是,看着住过几十年的老房子一铲子就倒了。房子于他意味着家和记忆。这一次也是小赵最直接、最真实感受到,个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对他来说是复杂的:比如家里为了拆迁能多要钱,去“违规”占地;同时他又觉得“政府”不应该残忍地拆房子。这是他的矛盾之处。拆迁场景与爷爷奶奶因为拆迁伤心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的镜头,与小赵的落泪镜头形成复杂的情感氛围。

2.父亲:来自“爱”的伤害。《音乐人生》所呈现出来的黄家正跟父亲的情感关系也更立体。黄家正的整个“养成”过程,和他父亲有更直接关系。就像黄家正哥哥说的:“家正最像爸爸……”全片的叙事章节是围绕黄家正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展开的。每个章节就是一个人物关系,他和爸爸的关系是最后一节,取名为“父亲”。在这一节中导演问黄家正:“你们为什么搬家”?黄家正回答:“是我父母离婚,因为我父亲有第三者……违背良心还推卸责任就是不对……小时候他常逼着我比赛,他只想着赢,这影响我一生……”,但这还不足以表达黄家正对父亲的复杂情感。于是导演将6年前采访家正和父亲的场景与现在采访的镜头剪辑在一起。采访中黄家正哭了,也是全片唯一次黄家正落泪。他哭着问父亲:“为何手指会弹琴?为何我会说话?为何我会思想……当时的父亲没有给出答案。”镜头再次切回17岁的黄家正,孤独地坐在钢琴旁演奏。导演以情感的“声音”将黄家正对父亲的爱恨交织呈现出来。

三、“客观”的“声音”:“完美”落空

关于理想,两位导演都尽量以“客观”的“声音”去表现两个少年。在片中小赵问的是:“我们要是想把生活做的事情,放在思维意识的那个体系里是不可行的。”黄家正问的是:“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所以不美丽。”小赵意义上的“两个体系”和黄家正意义上“完美”和“美丽”,都是少年成长中面临的理想和现实的问题。

1.走向未来,还是走向现实?对于理想和现实,导演没有过度“美化”理想,也没有“丑化”现实。导演以尽量客观的“声音”呈现小赵的爱国理想:山西平遥这座古城里,一切都随着市场经济大环境慢慢变化。麒麟大酒店里的客人、已经被商业“符号化”的“毛主席”、大学里“内定”的学生干部、母亲所说的权利和钱的先后关系,还有被拆迁的他记忆里的“原乡”……所有的一切,最后以一个镜头结尾:小赵从桥洞的一头走向刺眼的“光明”的另一头,墙上醒目的标语写着“农村信用社愿为千家万户,架起致富桥梁”。对于这个镜头,导演曾解释说:“小赵最后走向了他曾经批判的那一面,甚至开启了大多数人的分裂和混沌能力……”当然这是导演事后的一个讨论,他并没有放在影片中去做任何“评价”。

2.“光明”的那一头住着一个“黄家正”。《少年小赵》中小赵在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走向“光明”。《音乐人生》中黄家正出身国际大都市的中产家庭,他在跟自己苦苦作战,他的完美彻底落空,遁入杜海滨导演所说的另一种状体—虚无。在一次音乐演奏比赛中,黄家正私自将比赛曲目的时间延长,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他不惜违反比赛的规则,比赛结果是他如愿夺得第一名。他所在的中学欢呼雀跃,人群中大喊着“拔萃、拔萃”,但黄家正却一个人背向庆贺的人群,越来越远,嘴角泛出一丝奇怪的微笑,他转身离开了他努力追求来的音乐“胜利”。音乐没有给他带来“完美”,反而让他更加孤独。借助音乐,他不断向内追问,而这个追问又是另一个原因导致:外部价值的单一化—他所否定的“弹一场几百万”的价值。这个价值也正是小赵在《少年小赵》开篇所不屑的价值。这样看,原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从人生意义的价值追寻上可作如此的联想:“黄家正”就是未来的“小赵”,从理想出发的小赵,正走向“完美”落空的黄家正。

四、结语:个体视角与环境“声音”交响中呈现的“真实个体”

关注个体命运、反应个体情感、以个体命运为主要线索的纪录片,常常采取个体视角。但是个体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立体的人,仅只是个体视角还不够。因为个体不是孤独的原子化个体,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去呈现,而不能将个体抽离于他所属的时间或空间。导演运用纪录片独特的“声音”,去多角度展示和叙述个体与其所侧身其中的社会的关系,这个纪录片独特的“声音”是导演选择的,但内容是属于个体的,内容是以客观化的环境“声音”呈现出来。《少年小赵》《音乐人生》通过个体视角与环境“声音”的辩证关系记录少年成长,再现了两个生长在不同社会环境和家庭中的真实而立体的个体。

注释:

①[美]比尔·尼克尔斯著,陈犀禾、刘宇清译:《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学2016级博士生、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传播系讲师/责编:王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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