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
宋版书为何价值连城明嘉靖年间，进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里藏有宋刻版《后汉记》一书，书中还有陆游、谢叠山等前朝名士的亲笔题签，这一消息对于一个痴迷宋版书的藏书家而言，无异于找到一个地下宝藏，内心十分激动，便托人去向主人商谈转让价格。书的主人放出话来，书价免谈，除非用一位美婢来换。看来书的主人对朱大韶爱书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没想到，朱大韶爱宋版书更胜过爱美人，得知书的主人提出的条件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心爱的美婢来换取这部书。
而跟在朱大韶身边多年的这位美婢受其熏陶，颇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决定后非常伤心，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无端割爱出深闺，
尤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
春风吹尽道旁枝。
意思就是你现在用我去换书，无端舍弃我，比古人换马还决绝，以后咱们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别后悔，就像春风吹过路旁的树枝，我们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仅是书痴，也是情种，读到诗后方才后悔不迭，从此对她日思夜想，竟然忧郁成疾，很快就死了。
与朱大韶以美婢换得宋版书类似的趣谈还有很多。
清代藏书家、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嗜书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陆状元通鉴》，多次求购未成。然而，天缘凑泊，机遇垂青，后来查家要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马思赞闻讯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亩换取了这部书。
为什么宋版书价值连城，值得用良田美女来换？我们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宋版书的评价。
第一，宋版书富有美学品位。宋版书的版式风格美观大方活泼多样。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在收藏界，素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塘学者高濂指出宋版书的优点是：“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
第二，宋版书的用纸与装帧富有特色。宋人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这种纸纹理坚致有韧性，印出来的书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第三，宋版书的刻书选用字体非常讲究。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今人称用料、印刷、装帧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书却还有书法美学的内涵在，这一点是后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为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撰序时，明确地阐述了他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
也许人们觉得宋版书价值连城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阅读价值，宋版书的可贵就在于其刻书的质量，否则不会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目录学家治学的重要依据。
工匠精神推动宋代科技文化繁荣“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这句话揭示了宋人对书的重视。宋代的出版业非常繁荣，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种。学术界称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总之各有特点。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即开始刻印历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历时12年，刻书1076部。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印刷经验，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书数量之多，效率之高，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绍兴二年（1132年），湖州（吴兴）王永从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5480卷，用时仅一年，参加刻经的工匠多达260余人。有宋一代刻书总量11000多部，几乎达到了西汉至五代的一半。
数量和效率并没有影响刻书的质量，这不得不归功于其工匠精神。
从上面提到的宋版书三大价值中就可以看出来，宋代刻书工匠不仅富有创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细刻。可以说这些工匠，都是善于一种或几种书法的巧匠，其审美水平绝不亚于今天的文人。从笔画到插图，从版式到字号，从校对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这其间工匠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尽在字里行间。可以说，蕴含在宋版书里的工匠精神，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这里面包含着书法美学、雕刻工艺学、排版学、校对学等多门学问。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时人对印书的标准、等级有着清醒的认识，易成者难工。
宋版书只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个缩影，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宋版书本身也是宋代科技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产物。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昇发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声，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毕昇原不过是宋初一个杭州书肆的刻工。庆历年间，他根据实践经验，发明了在胶泥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可以一字多用，反复使用，不仅省时省力，还节约材料。这一发明，改变了历史。这一发明，看似简单，却并非一日之功。试想，一个工匠如果没有工匠精神，勇于探索创新、反复试验，怎么可能有此收获？
指南针的发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战国时期的司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爪法和碗唇法。他还经过精密的实验，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飞跃，“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马克思语）。这一发现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磁化技术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并且导致指向器形制新的演变。
作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的沈括，其背后科技成就的取得也离不开工匠精神。《武经总要》记载：“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就是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术，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伟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医学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针灸。王维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这一医学史上重大创举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成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
愈是重大的科技创新愈是需要工匠精神，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是建筑技术的总结。建筑学家喻皓不仅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经》，还亲自设计、主持建造了13层高360尺的开封开宝寺木塔。天文学家苏颂编著的《新仪象法要》，代表了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他与韩公廉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这些都凝结着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锐意进取、潜心专注的工匠精神。
洪迈《夷坚志》记载了许多宋代市井百工，如医工、园艺工、陶工、铸造工、雕塑工等，他们中大多有巧夺天工的神奇技艺，如宣和初京师大兴园圃，一个从四川来的叫刘幻的园艺工，凭着高超的嫁接术和独特的工艺，于正月间，形成奇花竞开的局面，“枝萼晶莹，品色迥绝。酴醿一本五色，芍药牡丹，变态百种，一丛数品花，一花数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莲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绚，不可胜述”。或者有着严谨求精的科学态度，如弋阳人易生，好观星象，庆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饶城，与同行徐谦讨论历法。二人都发现近旬日月的推演计算有差误，为了进一步核实具体的误差，二人不惧寒露、勤勉执着地观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规律。或者热爱生活、敢于科学幻想，如有人想发明保温瓶，有人想进行器官移植。连绘画都不例外，陈聪景认为，两宋花鸟画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鸟画家有着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为支撑，也是他们崇尚修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结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载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工匠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即早辰桥、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随手即就”。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考证：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三千余人。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编》。
北宋吕正臣，“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李昭玘《乐静集》）。这说明吕氏的成功得益于他重视招募高级工匠。宋代发达的矿冶炼钢、营造技术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撑。数量众多的能工巧匠，不仅能使社会上科技氛围更浓郁，还激发了工艺竞争和经验总结。印刷术又促进了科技书籍的刊行、推广和普及，北宋刊刻发行的《算经十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宋代甚至还出现罕见的数量丰富的科技碑刻，不仅传播了科技知识，而且营造了浓厚的科技氛围。
宋代工匠之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虽然《考工典》说：“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墨子》也说过：“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末业”，是奇淫巧技，让人玩物丧志。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重视，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表现在人才政策上，开宝三年（970年）正月朝廷发布《举孝悌诏》，要求“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乡曲之誉、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举，但又规定“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后，制举录取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选拔趋于定制和稳定。
宋刻本《农书三卷》(河南省图书馆藏)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这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袭等传统。
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
宋代重视科技教育，设立算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要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以及工匠们的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然而当前社会上却普遍存在瞧不起职业教育、职业院校的现象。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成绩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学的人不得已才会进职业院校。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都没有自信，感觉低人一等。这样的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倡导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不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
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积累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北宋庆历年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在市场上以杀鸡为业的小工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宋徽宗年间，州县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到100文钱，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乐。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
这一传统延续到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工匠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
按照价值交换原则，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感受到劳动尊严，方能推动其科技文化自信，激发出其职业精神，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