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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母亲进来了，男孩子忽然把手里的安全套和香蕉，狠狠地丢进垃圾桶里，回到了座位上。

孩子的母亲有些尴尬，又满是焦虑。她原打算晚点过来的，没想到会碰到这一幕。

另一个孩子的父亲冯国勋看到了，对她说，孩子的自尊心受伤了，他不想让母亲在旁边的。母亲更加紧张，不知所措。

这是位于和平里北街的一家宾馆，7月27日到29日三天，全国第十七期“猫头鹰”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在这里举行。35个11到17岁不等的孩子在这里，进行自己人生中第一场系统性的性教育。

虽然国务院和教育部都曾出台文件，推进中小学的性教育试点，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仍然很少能接触到这样的教育课程。他们的父母，不得不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参加这样的夏令营。

孩子们在会议室的前面听课，很多家长则坐在后面旁听。愿意让孩子参加这样的培训，这些家长已经算是中国最开明的父母了，但培训一开始，一些家长还是被吓到了。

尴尬

那位紧张的母亲，课后不得不向方刚求助。

方刚是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也是这场夏令营的组织者。这一堂课，他是要教孩子们如何使用安全套，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

那位母亲原本和孩子说好课后再来，她要参加家长的讨论。没想到，这堂课延长了，她走进教室时，孩子们还在动手操作阶段。看到孩子的反应，她担心孩子会因此受到伤害，母子间生出罅隙。

方刚则建议她，坦白说出实情和原委，直接和孩子沟通，这也是他进行性教育的原则之一。

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坦诚沟通性的话题并不容易，即便是对这些相对开明的家长来说。来自内蒙古的冯国勋，就有这种纠结。他注意到，11岁的孩子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他很喜欢玩儿，爬山、游泳、骑赛车，都喜欢，但最近，他发现孩子不愿出去，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问，孩子也不说。

冯国勋开始有些担心。孩子正站在青春期的门槛上，他和妻子觉得，是时候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前卫”，觉得应该提前介入，等孩子完全进入青春期，就晚了。但他又有任何家长都有的担心，一直不敢和孩子认真聊这个问题，“怕触及某根神经，不可收拾。实际上我们不专业，才产生这样的想法。”

带着孩子从甘肃赶到北京的谌明霞，比他们要更开通。孩子5岁时，在医院看到安全套售卖机，觉得好奇，她就开始给孩子解释相关知识。进入青春期后，孩子偶尔问到一些和性相关的问题，她也会耐心解释。即便如此，她也很少主动谈及，而且，随着孩子的长大，她也意识到，零敲碎打的性教育已经不够了，他还是得接受更系统的知识培训，于是便带着孩子坐火车，从甘肃一座小城来到北京，参加方刚的培训课程。

几乎每一个在座的家长，都带着类似的困惑，他们意识到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不应错过性教育这一课，但他们又不知道这样的内容应该怎样讲，讲什么。甚至，一些父母抵达现场，听到方刚讲述的内容后，生出了新的忧虑——方刚是不是讲得太多了？孩子会不会因此更早进行性的尝试？

方刚失败

在性教育的问题上，方刚是个“失败者”。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长的这些疑虑。

2010年12月27日，北京朝阳区安慧里中心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揭幕——它被称为“全国首家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据校方说法，当时有90%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听到这样的课程。

这显然也符合政府的期望，2008年，教育部就把性教育列入了学生健康教育的框架中。2011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 2020 年）》明确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与安慧里中心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同年开展，还有根据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草案，在45所中小学推行的新一轮性教育试点。

那时，方刚是安慧里中心小学性健康教育基地的首席专家。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展板上，他向小学生们展示了什么是避孕套以及使用方法。有老师发现，一些孩子在课堂上自慰，为此恐慌不已。方刚跟他们说，告诉孩子，自慰没有害处，但它是私人的事，不要在公开场合。

“性教育课程就是要对正常性知识‘去敏化’。”方刚说。一直以来，这都是他进行性教育的原则之一，哪怕是遇到再大的阻力，都没有变过。

但有些家长显然不那么认为，方刚讲的内容越多，家长的担忧和不满越大。有些家长担心，万一孩子理解成只要使用避孕套，发生性关系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怎么办？孩子好奇心强，听完同性恋的课后，对同性恋产生兴趣自己去尝试怎么办？

不到两年，安慧里中心小学就取消了性教育系列课堂。

“这就是性教育的现状，挺失败的。”方刚无奈地说，只要有一个家长反对，校园性教育就全部停止。“最后，性教育课程就变成单纯地防性侵犯，甚至变成了不能谈恋爱、不能有性关系。”

“民众不了解性教育，有抵触情绪，所以学校就有压力。”中国著名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彭晓辉告诉本刊，虽然针对儿童性教育，国家纲要、教育部文件都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执行现状堪忧。“况且，性教育跟学生升学、老师绩效考核没关系，学生课业负担又重，学校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在方刚的学校性教育试点失败八年后，类似的争议，仍然在继续。

2017年3月，杭州萧山的一位妈妈听到女儿在家里端着一本书，大声读出了一句话：“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那本书是学校发给孩子的，名字叫《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她难以接受，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引起很大争议。

有匿名网友跟帖留言说，“这么赤裸裸的器官描述，对孩子来说，这不就是黄色漫画吗？”另一位叫“暖暖糖真甜”的网友建议：“应该用更卡通的化名来表示，这也太直白太直接了。”

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莉也注意到了这场风波，在她看来，给孩子进行性教育就应该这样，直接用性器官的学名。家长和孩子谈到这个问题，也不应该避讳性器官的称呼。她觉得这本书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建议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

实际上，《珍爱生命》属于漂流图书中的性教育读本，是学校为响应上级卫生、教育主管部门的号召，特意精选出来的一批儿童性教育读本。这批读本进入校园，正是为了达到对在校学生进行青春期健康教育的目的。

效果并不如愿。随后，杭州萧山区高桥小学回应，已将出现争议的性教育读本从漂流图书中收回。

2017年9月3日，方刚主讲的第13期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上，一个小学生成功将安全套套在黄瓜上，举起展示（摄影／刘东广）

认证

北京的这场夏令营课堂上，除了孩子和家长，旁边还坐了另外一群旁听者。

学校性教育失败后，方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针对成年人进行“性教育培训”上。这是方刚的一场新的性教育实验。他觉得，想要继续推行性教育，就得培养“传递正确的性价值观”的性教育讲师。

为此，他打算向全国商务人员职业技能考评委员会、专业人才储备工作委员会申请，希望能获得“性教育讲师”的培训资格，并且能够给通过培训的人颁发技能证。一开始，有过多次“失败”经历的他还很担心，培训比较敏感，申请可能会遇到波折，没想到，一切都很顺利，“性教育讲师”培训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

“我们做的是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是社会性教育，而不是学校性教育。但我希望在培训与考核中能做到专业，累积口碑后，让这个证书能成为行业权威。”方刚特别强调。不过，他也承认，“性教育讲师技能证”实则是由他发放，这个证与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证”性质并不相同。

目前，性教育讲师技能证的授课和考试，仍然由方刚一个人完成。学员们来参加的课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想要拿到讲师证书，他们不仅要参加方刚的培训，还需要进行笔试、讲座实践、教案设计等。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多经验，方刚还把学员请到自己夏令营的课堂上，让他们观摩自己如何给孩子们进行性教育。

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在方刚看来大致可分为两类：孩子家长和想要从事性教育行业的人，或者两者兼有之。前者苦于孩子的性教育问题，来向方刚“取经”；后者则是在看到性教育的商机后，对性教育课程产生了兴趣，前来培训获得技能证书。

截至 2018 年7月底，方刚的性教育培训课程累计学员 130 余人，但“拿证”的不多： 23人获得初级证书，37人获得中级证书，13人获得了高级证书。

1.2011年8月，一个男孩在老师的引导下触摸有着成人外形的娃娃“毛毛”（IC图）

2.2017年9月3日，方刚主讲的第13期青春期性教育夏令营上，家长们在旁听（摄影／刘东广） 冲突

正如方刚的性教育引起很多家长的反对一样，在学界，方刚的颁证行为也引发了极大争议。

“首先，能够颁发这个证书的应该是学术机构，而不是政府某一个部门。政府部门没有学术能力来认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认为，方刚此次申请性教育证书资格十分不妥当，一是该证的认证机构跟性学根本不搭界，二是方刚一个学者不能撑起一个专业的知识能力认证系统，“方刚的这套理论的内容在学术上是合格的，但我认为，它的内容不足以支撑资格认证的容量”。

对此，方刚解释道，自己“单枪匹马”也实属无奈之举：“最开始，我一度试图把业界做性教育的几个大人物都拉进来，一起培训、设置考题，甚至我们还讨论，能不能一人出一道题设置考卷，当时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后来发现这个设想没法操作。”

“性学大师”之间互相有冲突，方刚索性决定自己单干。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性教育证书，证书上印着“高级性教育讲师，增能赋权型”几个大字。方刚说，自己这是做了妥协，“我这个叫“增能赋权型”，他们如果做（性教育培训），可以再做别的类型认证。”

尽管如此，彭晓辉仍然认为方刚的做法是在找“旁门左道”，21天的课程培训并不能让培训者真正理解性教育的内涵，会扰乱社会性教育市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个专业人员要花多年培养，上那么几天的课就成了专业人员了？”

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性教育推进的艰难。虽然性教育是个重要议题，已经有了社会共识，但如何教育，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不同的性教育专家，有着不同的理论，甚至存在冲突。到现在，教育界也一直没有统一的性教育教材或官方认证的性教育课程。

这并不只是中国遭遇的难题。201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计划推出一套新的中小学性教育课程，结果引起了很多家长反对，上千名家长聚集到省议会门前抗议，认为课程内容过于露骨，家长们担心，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好奇心强，学校教授的一些性行为方式，会使他们企图尝试。

“全世界都一样。”方刚说，“性教育是两个最大争议的事情结合在一块了，一个是性，人类社会围绕性的争议（持续了千百年），一个是教育，怎么教育孩子，都是有价值观冲突的。”

早熟

夏令营的第一天，旁听的讲师和孩子的家长间，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3.2011年10月24日，上海首套中小学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投入使用，当天上午，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身体的红绿灯》（@视觉中国） 当时，有家长反对刚刚讲述的同性恋内容，一位讲师站起来反驳他。讲师的言辞比较激烈，“真把这个家长气得手都发抖”，方刚事后坦承，这也是一个教训，这些家长能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已经很不容易，不能带着伤害离开。

如何引导家长，是方刚进行培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希望先能引导家长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谈性色变，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去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学会尊重别人，尊重自己。”方刚强调，“我们性教育传递给孩子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而不是几个知识。”

7月30日，夏令营的最后一天。当天课程的主题是“恋爱”。学生规规矩矩地坐在前面，家长坐在教室后侧，整间教室只听得见方刚一个人的声音。但当方刚拿出几不同规格的安全套时，教室里出现了一波小小的骚动，孩子们开始窃笑，交头接耳。

“这是加大型，这是超薄型，这是最窄收腰型。哪位同学以前学过，或者在网上看过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安全套？”方刚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根香蕉，撕开包装，捏住安全套一端，小心翼翼地向孩子们示意正确的使用方法。

这群十几岁的孩子，拿着分发下来的香蕉和避孕套时笑作一团，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开始在香蕉上操作，显然，经过前两天的培训后，孩子们对性的话题已经坦然了很多，家长们也不那么吃惊了，冯国勋甚至还在台下哈哈大笑。

“还没开始上课时，家长都在说，你不要给他讲这一块，他还小”，方刚回忆道，但一上课，他们就会发现，原来孩子们什么都知道。“孩子们总会有远比他们父母知道的多的渠道，来获知性方面的信息，正确的引导非常重要。”

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家长也承认，孩子对性话题的掌握，确实出乎自己意料。很多家长此前从未和孩子讨论过性的相关话题，但孩子已经了解了“遗精”“月经”“性交”等事情。

“11岁的孩子知道‘性交’，这是我到这里之前不可想象的。”冯国勋说。

“不要小瞧你的孩子，这是我这三天来感受最深的”，谌明霞也觉得，现在孩子的早熟程度，比他们年轻时，“至少得早了十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青少年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5.9岁。

而在今年的夏令营上，有个16岁的女孩背着家长，在课间偷偷找到方刚询问：“真的要戴安全套吗？我同学都不戴，戴着不舒服。”

方刚摇摇头，耐心告诉她不戴安全套的危险。“我只能告诉她正确的做法，她究竟有没有性行为，是她的隐私，我不能问。”方刚说，听完自己解释后，女孩似乎有些不相信，下一堂课后又来确认了同一个问题，临走时表情依然狐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