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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后的棒棒》海报服役二十年的正团级军官何苦，正在办转业待安置手续。填写完各项表格的第二天，他走进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自力巷53号。这天起，他成了一名棒棒。山城重庆“出门就爬坡，下船就上坎”的地理环境，导致交通运输不便，孕育出棒棒这个特殊行业。他们用一根竹棒和两根尼龙绳，肩挑背扛，游走于大街小巷，从事搬运工作。

何苦拜了一位棒棒师父，名叫老黄，65岁，棒龄22年。老黄帮何苦在自力巷53号找到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15平米左右，布料胡乱地遮着窗户，墙壁上糊着广告纸，被前任主人睡得发黑的凉席无法罩住整张床。二房东大石说：“这是53号最豪华的房间。”

做棒棒的第一天，何苦和老黄接了五个活，总共赚了67块钱。老黄说，最近很多天没有赚超过30块了，是何苦带来了好 运。

何苦之所以成为棒棒，是因为他想拍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他从婚庆公司找了一位摄影师，用摄影机记录他和其他棒棒的生活。拍摄从2014年1月一直持续到次年 初。

2016年，这部名为《最后的棒棒》的纪录片在网络播出。豆瓣上，8600多人给它打出了9.7分。8月17日，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截至记者发稿，电影累计票房74万元，排片率没有超过0.2%。豆瓣评分一路从首映日的7.1分逐渐下落到6.4分。

有网友说：“不知导演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令这次的剪辑浓缩，变成了一次灾难。”

脱下军装做棒棒

何苦第一次见到老黄时，老黄正站在自力巷外的五一路口，杵着一根棒棒看别人打扑克。那天的重庆阴雨不断，棒棒们都没活可干。

见到老黄之前，何苦已经在人民公园转悠了几天，见棒棒就搭讪，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但没人理他，即便他打出请喝茶、给50元的条件，大家还是觉得他是骗子。

老黄个儿不高，背微驼，看着面善。何苦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何苦脱下干净的冲锋衣，卸下最外面的一层，只穿着里面黑色的绒内胆，朝老黄走去。

此时的何苦已经下定决心。他不想以拍摄者的身份做这部纪录片了，他要自己当棒棒。“我拜了老黄为师，然后走进自力巷。我告诉他们是拍我，他们也就没有那么抵触了。”何苦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棒棒流动性强，长时间跟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何苦只好加入棒棒圈，融入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住在53号的人们，对何苦要做棒棒这个事，还是将信将疑。除了老黄，这里还住着爱看《刘三姐》的老甘，喜欢打牌的何南，他们分别有着30年和17年的棒龄，目前转行给大排档打杂。二房东大石也是棒棒出身，他来重庆时儿子1岁，现在孙子5岁，如今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偶尔兼职棒棒。

听说何苦要做棒棒，老战友蹇忠没当真，认为他“开玩笑的”。蹇忠很纳闷：“一个正团级干部刚刚下来干啥不行，干那么一个行业？”

何苦在1993年12月入伍。先做侦察兵，后当报道员，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做过记者。2013年底有了转业的想法，但却陷入迷茫，反复自问：“脱下军装你干什么？”

直到某天，他在重庆与一位棒棒擦肩而过。老师傅粗重的喘气声引起何苦的注意。“他的背影特别佝偻，我就跟着他走了很远。”何苦突然发觉曾经那么有力气的山城棒棒军老了。随后的日子，他时常在街上观察棒棒。他们曾是重庆的名片，如今大多和那位佝偻老人一样。“这是一个后继无人的行业，它注定要消失。”何苦找到了接下来的方向。2015年1月，正式退役后去拍了棒棒，记录下“那些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还在坚守的一群老人”。

何苦借了一台闲置摄影机，三角架一摇嘎吱响，又从婚庆公司找来摄影师。边做棒棒，边拍起了片子。前半年，除却自己和摄影师的生活开支，何苦存了3000多块钱。后来，他转做包工头，带一些棒棒在工地干活。他拿赚来的钱付清了摄影师的工资，手里还剩5万多，这些钱用来做纪录片的后期。

后来，何苦以2.6万元的价格，将《最后的棒棒》卖给爱奇艺。2016年，纪录片上线，豆瓣评分好于99%的纪录片。

何苦（左）和老黄（右）背着棒棒游走在重庆街头

蛮牛与野棒棒

去年9月，曾在博纳、嘉禾等做了12年影院经营管理的樊晓波，看完了13集纪录片，“被震撼了”。他给何苦发微博私信，提议剪出一部电影版在院线上映。十一假期时，樊晓波人已到重庆，坐在蹇忠的对面，商量拍摄电影版的事。那时，蹇忠转业后加入了何苦的团队，而樊晓波成为电影版的发行总监。

电影版很快启动了。何苦团队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加入棒棒师傅们目前生活的新素材，二是将400分钟的网络版和新素材剪为100分钟。前者不是难事，一年的同甘共苦，何苦和老黄他们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聚集在解放碑附近的棒棒们，授予何苦“蛮牛”的外号。这意味着何苦成为了“自己人”。

这位勤恳、忠诚、不大懂得变通的“蛮牛”，却选择以“改变”作为电影版的主题。他觉得，无论是城市还是棒棒行业，都处于变革中。

改变是从自力巷开始的。这条小巷距离繁华商圈直线距离不到300米，因历来住着自力更生的小商小贩和手艺人而得名。2014年，这里成为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的攻坚目标之一。住在这里的棒棒们，眼看着周边的高楼一点点往云层里蹿。它们代表着渝中半岛的新高度。“从自力巷踏入解放碑，感觉一步迈入这座城市的70年。”

2013年底，自力巷开始拆迁，小商铺逐一离开。附近的棒棒渐渐从有固定雇主的“家棒棒”沦为“野棒棒”，被卷入城市的变迁中。

但老黄还没有感受到变化。他坚守在五一路口，甚至因为何苦要求去人更多的朝天门接活而大吵一架。曾经一同做棒棒的老曾头，守着解放碑的一个粮店送了二十几年大米，终于在60岁时开了一家米店，老曾头“时常感叹自己懂事太晚”。老黄很羡慕老曾头。“但是他并没有其他思考。”何苦在片中独白道。

老黄坚持做棒棒，是为了帮女儿还20万房款。2013年初，女儿和女婿在重庆永川区临江镇上买了一套140平米的二手房。但大多数日子里，房子空空荡荡。女儿在永川的电子厂上班，女婿在西藏日喀则修铁路，亲家母在川西的工地做饭，外孙子被送到江津农村的外婆家里。当初，老黄支持女儿在镇上买房，是为了让外孙子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如今为了房子，孩子反倒成了半山腰里的留守儿童。

再见，棒棒

何苦觉得，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老黄像是静止的老 者。

直到这一天。2014年8月6日清晨，老黄和何苦从附近公厕回来时，亲眼目睹了53号瞬间变成一片废墟。拆迁通知在几个月前就贴在门口，前一天也有工作人员上门通知。“都怪我们太拖沓了，多住一晚是一晚。”何苦说道。

老黄的家一夜之间消失，仅有的2300元存款也掩埋在废墟中。身无分文的老黄和何苦流落街头，靠大石接济的100块钱度日。期间，老黄的高血压犯了，没钱，又怕出事，就在医院里坐了一晚。

“好人没有好报。”镜头里的老黄抹着泪说道，“我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我一直都是抱着这个态度生 活。”

老黄守着废墟坐了几天。终于在一个夜晚，趁巡逻人员不在，和棒棒老杭伺机“闯入”，找到了那个装2300元现金的编织袋。数钱时，老黄手抖，接连数了两三遍都没数清楚。“或许在今天这座城市里，能够支撑老黄的只有肩上这根棒棒了。”何苦感叹。

其实，老黄也尝试过“改变”。他和另一个棒棒老杭接过几次装修除渣业务。按照规定，装修垃圾必须运到市郊指定的垃圾场处理。老黄和老杭则趁着深夜把装修垃圾搬进自力巷，只要避开拆迁办的巡夜人员，不费什么功夫，就能赚上数百元除渣报酬。老黄以前不敢这么做，后来业务差，病加重，不得不想点“歪门邪道”。他安慰自己，在一个拆得乱七八糟的老巷子扔点垃圾，算不上违背道德良心。直到一次搬运垃圾碰了钉子，他觉得这是恶有恶报。

老杭的故事更具荒诞感。他的腿部得了怪病，依然干着棒棒的营生。老杭这辈子被骗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别人给了他一张百元假钞，他找了对方80元零钱。老杭一直想把假钞花出去。直到给一位女雇主找钱时，趁她打电话，他将假钞掉包，却被识破。面对数落，老杭手足无措，把钱戳到镜头旁边的何苦面前，问他真假。何苦很尴尬，没说 话。老杭的腿部得了怪病，依然干着棒棒的营生一位豆瓣网友写道：“像老黄这样的‘棒棒’永远只能是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再见，棒棒。”

用肩膀挑起一个城市

也不是所有人都静止不前。

《最后的棒棒》中，外号“毛土豪”的棒棒只做了两年，就拿赚来的积蓄进入家装行业，拜师学手艺。如今手里有了存款，也买了房。弹幕中有人写道：“这就是聪明人。”

电影后段，何苦给做防水工程的老板杜天刚打工。杜天刚在90年代做过两年棒棒，给别人扛水泥。后来进入防水行业，一步步从临时工变成技术工，如今开了公司，成了防水技术专家。

“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功，有的人几十年如一日还是做一个棒棒，这就是变革所带来的力量。”樊晓波说。

何苦形容，上世纪80年代，街头的棒棒比行人还多，“一根简陋的棒棒有可能成为融入城市的跳板”。如今城市加速发展，山城棒棒军却老了。2015年，重庆师范大学师生做的一份调研显示，棒棒军的平均年龄达到52.25岁，60岁及以上的棒棒比例超过20%。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副教授秦洁，多年关注棒棒群体。她在接受界面的采访时曾说：“从趋势来看，棒棒军肯定会消亡。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群体未来怎么办，他们是回去还是留下。”

老黄回到女儿身边养老，房款已经还清；老甘回到老家四川邻水，自己耕田，不愿意进养老院；老杭回到老家带孙子；早在重庆安家的大石一家住进新房，女儿大学毕业。

秦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尽管生活在都市这个空间里，但并不是都市的主人。所幸的是，对于棒棒而言，乡土世界依然是他们遭遇身份尴尬、应对结构性社会不平等待遇的归属所在。”

电影结尾，何苦独白道：“解放碑的棒棒又老了一岁，又少了很多。或许再过几年，他们就要成为山城的记忆。曾经，他们用厚实的肩膀把一个城市挑进了新的时代。而今，他们的背影正在远去。离开是自然，也是时代的选择。”

“这是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我们对这些人可以有同情，可以有关注，但是我觉得用不着悲伤，因为每个群体都是这样。”影评人陈令孤对本刊说，“一个行业消失了，又有新的行业代替它。”陈令孤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关照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小人物的身上，可能会遭遇到很大的事情，有自己的传奇性。这种反差能带出时代的变迁感。”《冈仁波齐》《二十二》以及最近刚上映的纪录片《大三儿》都对准了小人物。

然而《最后的棒棒》上映后，并没获得前几部那样的成 功。

“他不太适合当导演”

电影版的豆瓣评分为6.4分，仅好于1%的纪录片。

“导演在一部伪装成纪录片语言的体系里，表演同情、贩卖苦难。”媒体人阿郎看后，给出了这样的点评。很多网友列出“煽情刻意”“旁白做作”“结构混乱”等问题。

为何素材几乎一样，口碑却天差地别？

影评人陈令孤向本刊分析，网络版内容含量大，情绪被稀释了，电影版需要浓缩，很多镜头剪出来像MV，破坏了纪录片的质感。“网络版展现的影像和人物有一种粗糙的质感。这种粗糙让影片显得真实和朴实，观众就是被生活本身的底色感动了，所以评价很高。”陈令孤说，“现在要变成电影版，他要把里面最精致的内容剪出来。剪出来的精华部分可能非常光鲜，但显得有些突兀，反而变味道了。”

剪辑过程中，樊晓波曾与何苦起了争论。“我觉得纪录片中不应该有配乐，不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品牌露出。”樊晓波说。何苦则认为“音乐总比噪音要好一点点”，以及“这就是一个被广告包围的城市”，“我为什么要刻意回避这些？”

樊晓波让步了，但他要求删掉一些煽情片段，因为“过度的煽情会引起年轻观众的反感”。但何苦还是坚持保留。比如和老黄流落街头时，何苦双眼泛红，镜头适时地推进为大特写。

果然，这些都成为不少影评人和观众批评的焦点。

何苦用“尖锐的批评”形容这些看法，他担忧“这种评价接下来就会影响到我的排片”，甚至觉得“我的一番苦心，没有任何人明白”。

“生活本身就有很多荒诞的东西，你只要把它拍出来就很有味道。非要把镜头逼近，拍人物的眼睛、神情，就显得特别‘积极’。”陈令孤说。

老战友蹇忠则半真半假地开玩笑：“他不太适合当导 演。”

解放碑的棒棒又老了一岁，又少了很多。或许再过几年，他们就要成为山城的记忆。曾经，他们用厚实的肩膀把一个城市挑进了新的时代。而今，他们的背影正在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