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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树隆，中纪委的立案审查结论中有一句话，“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

7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原常委、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树隆站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袖线明显，前胸靠下位置，还有一条明显折痕。

另一侧，是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据检方指控，陈树隆任职期间，不仅直接或通过妻子、弟弟间接收受贿赂2.758亿元，还通过内幕信息买卖股票，同时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亲友，非法获利共计1.6亿元。因其滥用职权等问题，还给国家带来了超过29亿元的经济损失。

2014年10月23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谈及反腐问题时，曾痛心疾首指出，“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陈树隆显然就属于这样的腐败分子。回顾十八大以来反腐历程，这样的国家公职人员不止他一人。据公开资料统计，贪腐金额超过亿元且进入司法程序的公职人员，共计29位，包括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等人。

中共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不但向这些巨贪施以重拳打击，同时还向公众披露其贪腐细节，不断强化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态度。

重压之下，反腐局势果然出现了新的变化。

“技术化手段”

巡视发现的问题再次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十丈，道高百丈。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陈树隆曾长期履职芜湖。据媒体报道，刚到芜湖时，陈树隆在干部大会上就声明，“谁也不要琢磨给我送钱。我在资本市场，点一下鼠标就几千万。想要钱，就不来当这个官了。”

他这话说得倒也不假。1990年代，陈树隆曾担任安徽省证券公司总经理，对股市、金融非常了解，一度有“股神”称号。不过，他也并非不爱钱，主政芜湖期间，正是他贪腐的重要时期。

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巡视办、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披露，为了调查陈树隆，中纪委巡视组决定采取“下沉一级”的方法，不止调查他在安徽省任职期间的情况，同时也到他长期担任“一把手”的芜湖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陈树隆的许多违纪违法行为，正是发生在担任地级市一把手期间，‘下沉一级’的方法，抓准了问题的突破口”。

在这个专题片中，办案人员披露了陈树隆诸多贪腐细节。“他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的特点十分明显。”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在节目中解释道。比如，他会指示一些企业老板，将给自己的钱换成港币，在香港炒股。陈树隆的弟弟、侄女帮他操盘，他则隐身幕后，通过一些内幕信息指挥下单。

“当时香港股市行情比较好，另外香港也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陈树隆回忆道。

“（跟以前贪腐官员相比），现在贪官技术化手段非常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道，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很多高官，学历高，经验很丰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知识很完备，因此，他们的贪腐手段比较高明，“他贪污500万、1000万，通过技术手段，一个手指头点一点就转移到国外去了。”

“腐败与反腐败犹如‘魔道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分析道，“随着反腐败水平的提升，腐败的方法和手段也在升级。”相应的，这也要求反腐手段要进一步提升。

原广东省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的贪腐过程，也很隐秘。很多贿款都来自广东创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鸿明，但他从未亲自经手从黄鸿明那儿获得的钱款。这些钱以汇款、现金的形式，流入当地女商人许秋琳控制的公司内。许再用这笔钱还高利贷，搞投资，项目中所有股份归属陈弘平。向办案人员供述钱款来往性质时，陈弘平一度还想把这些钱当成借款而非贿款。

经审理查明，陈弘平最终受贿近1.4亿人民币，相当于2013年揭阳公共财政总收入的1%。2017年6月7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弘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零容忍、全覆盖

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时，要直指问题，一五一十把问题抖搂出来，根本不要搞任何遮掩，责成其认真整改。这样巡视才能有权威、有威力，才能有这么多举报信息。

——2014年6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15年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曾参与一场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内部研讨。当时他还在中纪委任职。据李永忠回忆，在这场会上，他提出一个观点，“腐败正由我们的基层向中层滋生，由中层向高层蔓延”。

当时，有领导反驳，认为他太偏激，把贪腐问题看得太严重。李永忠说，等到周永康、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等官员因涉嫌贪腐相继落马，而且涉案金额都超亿元，“这位领导找我说，你十多年前的观点是对的”。

据公开报道，所有贪腐金额过亿的落马官员均为男性，多数出生于普通家庭，如今年龄在60岁上下，仕途之路也多从基层做起，通常在一地任职多年，形成较为固定的生活、工作圈。

贪腐1.163亿元的王天朝最早只是普通医生，2004年成为云南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任期十年。新疆公安厅原副厅长谢晖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师，后来在新疆主政劳教、监狱系统多达17年，期间为221人在职务提拔、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以此贪污受贿，最终查明金额1.26亿元。而受贿1.25亿的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最早是煤矿技术人员出身。

他们的贪腐周期，一般也长达十几年。这批“亿元贪官”中，持续最久的是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王保安。2017年5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法院认定，其在1994—2016年22年间，在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秘书、财政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局长等多个职务上，为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彩票销售、贷款申请、项目审批等事项提供帮助，受贿1.53亿余元。

“十八大之后，我们领导人反腐决心是很大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任建明说，但在之前，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反腐，经常半途而废，这使得一些应该早发现、早处理的问题官员，一直拖到现在。“比如说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调查的事实证明，他从1986年开始就有腐败，那时他还是一个很小的铁路系统干部，一直到2011年才被查，25年，你想，他会变成一个多大的腐败分子。”

“所以我们看到十八大后，中央反腐零容忍、全覆盖，一下子就暴露出这么多令人震惊的贪腐案件。”任建明说。

据统计，对这些“亿元贪官”的立案审查，集中于2014—2016年，判决时间分布在2016—2017年。案件审判两年左右。耗时最短的，是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王保安贪腐案，仅9个月；最长的均在四年以上，包括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

而他们贪腐时间密集发生在2000—2014年。在学术论文《<人民日报>报道高官贪腐案的角色演变》中，作者周呈思通过对《人民日报》报道分析也发现，2002年到2012年，土地、交通、金融等各要素市场的审批及监管部门出现大量腐败行为。

比如杨崇勇，在担任河北省副省长期间，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公司设立审批等事项提供帮助，以此敛财。

“这是现阶段腐败的一些特点，往往集中在跟资金和权力密集交叉的领域。”竹立家分析道，再加上这些领域在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漏洞，比如国企改组等问题上，让一些官员有了可乘之机。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东城区监委成立一周年之际，东城区纪委区监委首次举办开放日活动，40余名监察对象代表、人大等监督部门代表、媒体记者代表，参观区纪委区监委办公区域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视觉中国图）腐败利益链

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针对落马高官贪腐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做过一项研究，名为《腐败利益链的成员与阻断——十八大后落马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他的研究对象是自十八大召开至2015年12月期间落马的97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不包括军队系统的高官），其中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原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等数位亿元贪官。

在这97名涉嫌贪腐的高官中，涉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35人，涉嫌土地开发领域腐败的22人，涉嫌房地产领域腐败的16人，涉嫌买官卖官的44人。

何家弘研究发现，这些高官往往不是一个人腐败，在其背后常存在一群或者一串“共同利益”人，形成腐败的串案和窝案，甚至在某些地区或领域形成“塌方式”腐败，而隐藏在这些窝案和串案之下的，是或明或暗的腐败利益链。

“官商之间的利益链是最多见的腐败利益链”，何家弘的研究中写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商人提供机会，商人拿出部分获利回报官员。这是作为基本形式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亿元贪官”王天朝任职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期间，不断翻新院区旧址、扩大院区规模，并以此作为自己敛财的重要渠道。

为了获取分院职工住宅小区的开发项目，昆明仁贤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某送给王天朝一百套云南某小区房产，价值超过八千万元。一百套房产中，有别墅，也有普通住宅。

帮助医药企业销售药品、医疗设备等，也是王天朝涉嫌贪腐的罪证。据云南网报道，王天朝会在特定场合，通过暗示达成目的。比如，直接向医院科室相关负责人引荐医药厂商暗示他们向这些厂商采购药品和设备。任职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十年间，王天朝利用职务便利，官商勾结，收受贿赂1.163亿余元，是典型的“小官大贪”。

除了土地开发、工程建设领域，资源、能源领域的开发建设也潜藏着诸多官商勾结的贪腐行为。在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经济命脉的地区，一些政府官员在采矿权的审批、矿产的定价与收取、采矿权的招标投放等环节，与商人勾结，生成“塌方式腐败”。

山西吕梁地区，煤矿资源丰富，包括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在内，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多名高级别官员因涉嫌贪腐落马。

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可以形成腐败利益链。近年来，国家重点扶持的水利投资领域，也就不再是“清水衙门”。马超群是原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涉案金额过亿，被称为“亿元水官”。

“全家总动员”

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揭露山东省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两面人生”。据王敏回忆，自己违法乱纪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人圈、官员圈、亲友圈。地产商赵某结识王敏后，主动带他的妻子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在澳门赌博时，王敏妻子不用出钱还能“分红”。后来，这名地产商还在王敏默许下，为其女儿购买住房，提供工作——不用上班，只是领钱。

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经商等提供资源、便利，则属于家族利益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曾分析，一方面，高官掌握相关优惠政策或投资机会时，可让亲属成为直接受益人；另一方面，高官本身的人脉与影响力，也可以使其他官员与其亲属打交道时，获得关照。

29名“亿元贪官”中，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就是家族式腐败的典型。在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黄川谈及王保安案时说，“老二老三是做官的，老四是做老板的，王保安为他的二弟和三弟提拔使用打招呼，再用他手中的权力为四弟谋取巨额的利益。他这个家族式腐败特点很明显。”

每次王保安回乡，当地一些干部便会登门造访，拉近关系。在这种场合，王保安会把弟弟们引荐给其他人。

2015年5月25日，陕西咸阳，咸阳市检察院反贪局一间询问室。为防止意外发生，询问室设有专门安检设备，每个房间都安装有摄像头，墙角墙面都做了特殊的软包处理，墙上有医生的联系方式，检察人员甚至随时携带着紧急救生药物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鲁轶在《巡视利剑》中讲述，王保安四弟曾于2011年找到他，请求给某个项目贷款。鲁轶应允。王保安四弟因此得到28家农村信用社违规联合贷款数亿元，最后王保安四弟却拖欠贷款利息不 还。

最高法原副院长奚晓明从事民商事超过三十年，被视作民商法审判领域专家。但他以案谋私，曾受贿1.14亿余元。据《财新》报道，绝大多数款项经由奚晓明儿子奚嘉诚收受。在原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贪腐案中，97%的贿金是其子刘德成接受、保存，刘铁男亲自收受的只有104万元。

在何家弘看来，兄弟出马、夫妻联手、父子上阵，乃至全家总动员，已经成为腐败官员与亲属间的默契协作。

2017年9月22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展，一名公务人员从照片墙前走（@视觉中国图）

圈子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

“凡是权力、资金、资源、项目密集的区域，都可能是腐败的重灾区。在这里，腐败官员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取更多的利益。”李永忠分析，很多官员在贪污中，会和其他官员形成利益链，制造窝案，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牟利最大化，同时风险最小化。“大家利益均沾，具有团伙性质。团伙成了航空母舰，小帆船在海里一波就完蛋了。”

这也是十八大后，中纪委对落马官员通报中，常见“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这类表述的原因。“腐败团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说。在他看来，在貌似平和的官场内，拉帮结派的状况时有所见。

2018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接受本刊采访时，李永忠顺口说出了一句官场谚语，“进班子没进圈子，等于白进了班子。进圈子没有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

在国家能源局“腐败窝案”中，涉及魏鹏远、许永盛、王骏、郝卫平、梁波等数位官员。其中，魏鹏远作为国家能源局原副司长，曾受贿2.3亿元。除魏鹏远分管煤炭外，其余4人均长期主管电力工作。许永盛曾任能源局电力司司长，王骏、郝卫平和梁波则先后担任过电力处副处长、处长和电力司副司长之职，三人基本梯次接班。

“这种腐败，都是经过多年形成的。”任建明分析道，这些官员在长期贪腐过程中，形成了权力和利益的勾兑，他们认为，这样一来，风险就会降低，就能更安全，但他们没想到，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的反腐决心竟然如此之大。

任建明注意到，8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习近平发表讲话时，再次着重提到反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说，“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抓下去，不会变风转向。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投案自首”

“诛一恶则众恶惧。”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续强化不敢腐的氛围，使有问题的干部及早收手、收敛，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同时也要抓不能腐的制度建设。

——2014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受贿金额越来越高，贪腐案件案情越来越复杂，审判力度越来越大......这是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根据官方公开数据，总结的当下贪腐案件新特点。

29名“亿元贪官”中，张中生一人判处死刑；武长顺、魏鹏远、白恩培等七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苏荣、周永康、王保安等15人判处无期徒刑。3人处以有期徒刑和处罚罚金。最高期限者为新疆公安厅原副厅长谢晖，有期徒刑20 年。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张越被罚人民币500万，金额最多。另有3人还未走完审判流程。

“过去，我们判死缓，可能过两年给犯人减刑；判无期，也存在减刑可能。这实质是对犯人惩罚力度的缩水。”任建明说，2015年刑法第九次修订后，增加了终身监禁。“意思是，如果你被判终身监禁，还是要坐穿牢底。从这点看，我们惩罚腐败的力度，量刑上是加重了。”

在一篇发表于2017年7月，名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成效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广泛影响》的文章里，任建明总结了党和政府就反腐问题所做的努力。比如，中纪委的案件室由8个增加到12个；组建“国合局”，协调中央政府多部门、地方政府开展“猎狐”、“天网”等专项行动；推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从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上进行突破，提升纪检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巡视组组长和工作人员开展考核与问责；改善建立信访件处理流程，加快案件查办速度；进行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

与之相配合，在披露落马官员的贪腐信息上，纪检监察、司法部门也越来越公开。7月27日，陈树隆案审理当天，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开了陈树隆的涉案信息。而在此之前《永远在路上》、《巡视利剑》等电视专题片，也集中呈现了一批落马高官的贪腐细节。

在官场小说家许开祯看来，十八大后披露腐败官员信息方面变化明显，“一是敢于公布大数额的贪腐案。二是用词上明显跟以前不一样。比如作风败坏，对抗上级调查，对党不老实不忠诚这些词句，都折射出新的反腐内容。最近公布的几起腐败案，就信息披露讲，又比以前更紧，有些甚至只简单地提到涉嫌受贿。跟前一阶段的公布明显不同。”

“通过精细化、公开化，实际上向公众释放一个信息，赢得公众的支持。”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认为。同时，公开化反腐，还能够形成震慑作用，“过去是反腐了，但经常只有内部知道，现在通过这样的公开化，把示范效应展现出来了。对公众，其实也包括权力的行使者，本身就是一种警示警醒。”

“把落马的原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细节公之于众，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的执政自信”，新华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这也表明了共产党继续开展反腐斗争的决心，“惩治腐败绝不停手”。

今年七月，中央纪委官方通报内，针对中管干部审查调查的信息中，首次出现了“投案自首”提法。这名官员是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实际上，在艾文礼之前，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也已投案自首，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过去一些官员，想着说反腐可能就一阵风，缓一缓就算了，很多人就抱这种侥幸心理，”任建明分析，但这种持续不断的反腐高压，以及不断披露的涉案信息，令很多问题官员改变了看法，“侥幸过不去了，在持续的强大压力下面，就会陆陆续续出现一些自首的官员，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

亿元贪官谋财术

直接从企业收钱：

例：河南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煤炭经营、工程承揽、股份认购、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受贿金额，1.25亿余元。

通过亲属收受贿赂：

例：昆明市委原书记高劲松想贿赂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找到他的老婆张慧清，送了200万港元。当时在云南当地就流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张姐”，在云南没有“张姐”办不了的事。

为亲人项目提供便利：

例：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四弟找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鲁轶批贷款，鲁轶问王保安，王保安只说了句，你掂量着吧。他知道，“尽管我不会说出让他关照的话，但是我的影响力是在的。”

向商人“借钱”：

例：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经常以“朋友急需用钱”、“朋友做生意资金紧张”为名，找多名在其管辖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的商人“借钱”，少则一两百万元，多则五六百万元。

通过人事提拔，买官卖官：

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

挪用公款：

例：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担任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挪用公款4亿元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