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饼铺
奶奶家楼旁边有一个顶很高的像仓库一样的房子，虽然空旷，但窗户少，终年黑洞洞的，据说以前是食堂，自我记事起，已经改作换面条、打烧饼的铺子了，但大人们还是叫食堂。
那是一座砖房，里面为长方形，靠东边是换面条的——现在没再见过换面条的了，就是拿面粉换面条，以物易物，不使钱。家里这天吃面，奶奶就给我一个不锈钢的小盆子，往里面舀几瓢面，我就出门了。下楼，楼下是一条挺宽敞的水泥地，边上是一人多高的砖头围墙，围墙里面是汽修厂，汽修厂大约是废弃了，终年都没什么声音。围墙下树了一溜竹篱笆，爬着暗绿色叶片厚实肥大的木耳菜。这菜吃起来黏黏糊糊的，我不喜欢，但是会结紫色的浆果一样的软豆子，一捏一股水，很紫，倒有点意思，于是我经常摘一把。
往食堂去的时候是不摘的，我端着面，走到楼头往右一拐即是。走进食堂眼前忽然就暗了，得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换面条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高、非常厚的面缸，一个中年妇人拿过我的小盆子，在一架秤上称了重量，便把面倒进面缸，于是腾起一阵小小的白色烟雾。面条有很多种，粗的细的、圆的扁的，我家吃韭菜叶那么宽的居多。妇人从案子上捞起一把面条，在手上团一下，两手抓住用力一拽，这团面条就落进了我带来的盆里。
换面条的地方永远飘着面粉和生面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乌黑的地面上总是浮着一层薄薄的面粉。换面条的时间，靠西边的烧饼铺尚未营业，因此食堂很安静。
我更喜欢晚饭前去买烧饼，因为打烧饼是很好看的。
买烧饼时通常暮色已经上来，食堂开了昏黄的灯，此外就是烧饼炉子里不时映出的红色火光，食堂里给人一种影影绰绰的感觉。烧饼炉子很特别，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有半人多高，是泥塑的炉膛，很深，揉好的烧饼要贴在炉壁上；上半部分由熟铁制成，一张圆形的鏊子盖住炉膛，鏊子用三条粗粗的铁锁链吊着，握住铁链可将鏊子推开或者关上，从炉膛里起出来的烧饼还要放在鏊子上烙一会儿才行。
打烧饼的是两口子，男的微胖，很敦实，负责做烧饼以及把烧饼放进炉膛内；女的看上去很年轻，皮肤细白，头发剪得很短，永远乱糟糟的，她管烧火，有时也给鏊子上的烧饼翻面。
烧饼铺的桌案很大，一半地方都放着揉好的发面。打烧饼的用一小片薄铁皮切下一块剂子，在抹过油的白铁案子上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掂起一个小巧的擀面杖，把面团擀成牛舌形状。案子上有个大海碗，里面放着油、面粉和椒盐拌成的油酥，打烧饼的伸手一蘸，顺势抹在“牛舌”上，“舌头”的一头用左手卷起，另一头用右手掌搓成很细的长面条，左手轻推面卷，长面条就绕在面卷上了。然后立起来压平，擀成小圆饼，左手一托，右手握住锁链推开鏊子，映出红色的炉光，“啪”的一声，烧饼就贴在炉膛上了。鏊子再盖上。
过不多大会儿，就得用一个火钳把烧饼从炉膛里夹出来，在鏊子上烤熟，这就做好了。
“要几个？”打烧饼的抬头问。
“一块钱的。”我说，把钱投进一个盒子里，把我家盛烧饼的竹筐递过去。我记事的时候烧饼是一块钱五个，后来涨价，变成四个，再后来两个。大人们偶尔还会感慨一下烧饼做得越来越小。
不过，那时候刚出炉的烧饼很大很厚，热腾腾的，喷香，用油纸包着，落在竹筐里时，烧饼发出沉闷的声音，竹筐变得沉甸甸的，油纸沙沙响。
一旦买烧饼，那多半是家里买了卤的猪头肉或是大肠之类，要把烧饼掰开夹着吃。那时候发面用老面头，而不是酵母，故而揉面时需要放碱中和。手揉容易揉不开，有时烧饼掰开，能看到里面豆子大小深黄色的一块，那就是碱，不能入口，要小心抠去。童年时我挑食，一向不爱吃肉，尤其是猪肉，但是烧饼夹猪大肠，却至少能吃半个。
晚饭这样简单地吃，多半是在夏天，天气太热，大人不愿意做饭，于是只熬一锅绿豆汤，以烧饼猪头肉对付过去就得了。这样的晚饭可以不必上桌吃，不用立奶奶那些“腰挺直、脚放正、不准说话”的饭桌规矩，我妈在厨房里帮我夹好猪大肠，我随便站着、走着，看着动画片《猫和老鼠》就吃了，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轻松，甚至有点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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