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弗拉迪金
这之后双方都出现皇位更替：1735年秋雍正帝逝世，25岁的弘历继位，是为执政长达63年、自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而沙皇的更换就频繁多了，安娜之后是伊凡六世，然后是伊丽莎白、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两位男沙皇比较悲催，在位极短，死于非命，基本是女主坐天下，所谓牝鸡司晨，让大清君臣不免有些蔑视。
在位前期，乾隆帝一反父皇的残忍忮刻，基本能虚怀若谷，改革力度很大，不仅对内大行宽仁之政，对外也颇能放下身段。俄国没有派使团致贺，来了一个商务代表兰格，觐见时行三鞠躬礼，乾隆帝不仅未加责备，待之还很亲切，召至宝座跟前亲切絮话，并赏赐御用食物（皇上吃过的剩菜）。这位兰格曾随伊兹马伊洛夫使华，也曾跟在后面当庭向康熙帝下跪，此后长期留于边界办理贸易事宜，自是懂得天朝礼节，却拒绝对新帝跪地叩首。乾隆帝也知其明知故犯，场面上宽宏大量，允许俄商队在京贸易，心中则难免不快。兰格还以为与中国皇帝混得不错，回国前提出当面辞行，哈，免了吧。
7年后，女沙皇伊丽莎白派出信使绍库罗夫，通报其继位之事，“希望维护已签订的各项条约和俄中两国间的和好关系”，并送来三名留学生。理藩院友好接待了这名信使，郑重告知皇上决定赠送俄国女皇一宗礼物，这位俄军少校以没得到女皇旨意婉拒。噫，这可是匪夷所思！为了不致使皇上恼怒，清朝官员花了一整天时间反复劝说，这小子就是不接受（原因在于他听神甫说这会被称为赏赐，对沙皇带有轻视意味）。乾隆帝本来是要派一个使团赴俄祝贺的，一气之下予以撤销。
此时京师已有了不少俄罗斯人，最先一拨是在黑龙江下游抓获的俘虏，接着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降人，被编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俄罗斯佐领，安置在东直门内胡家圈一带。清廷对他们很优待，分配妻子与住房，定期发放饷银粮炭与四季衣服，派给佣人，甚至还在附近建造了一座东正教堂（俗称“罗刹馆”）。当年在冰天雪地中奔窜搏命的罗刹，如今落入温柔富贵之乡，美酒佳人，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大多数已然乐不思蜀。
就在这时，两国缔约，老家来人了，被安置在罗刹馆居住。异国相见，自然有许多话语，可还真没听说俄罗斯佐领有什么勾结犯禁之事。早期的沙俄使者大多很乖觉，鞠躬不行就下跪磕头，三叩九拜也遵照如仪，使清朝君臣的虚荣心大为满足。康雍二帝虽明知来华俄人是要做生意赚钱的，对他们仍颇为友好。紫禁城东南城墙外、御河西侧的原会同馆改为俄罗斯馆，理藩院对他们妥善照顾，管吃管住，带来的货物常迅速销售一空，归国前还赠以各种礼物。于是，天子脚下出现了一些忙忙碌碌的俄商，肩扛卷成筒状的皮张与毛毯，被谑称“扛毯子的”。但没过多久，络绎不绝的俄国商队就把清廷搞得不胜其烦，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有本书写罗刹喜欢酗酒，有司特意选派功夫高强者跟随，见其闹事就从背后踹倒，而打着绑腿的“大鼻鞑子”很难爬起来。呵呵，瞧那时大清国民的优越感！
其实俄罗斯馆绝不仅仅是扛毯子的，还有沙俄官员、军人、宗教人士与学生——官派前来学习满文与汉语的留学生。雍正六年（1728）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中，专有一条写到沙俄可向中国派遣6名学生，自此来华俄国学生取得合法身份。他们被安排在俄罗斯馆居住，到国子监学习，不光俄国发放补助，清方每月也有3两银子的津贴，学制一般为10年，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基本上出于来华留学生。
本文要写的弗拉迪金，是随兰格商队于雍正十年（1732）春抵达北京的，一住就是15个年头。当时理藩院缺少外语人才，接俄国来函，常请其在华留学生翻译，弗拉迪金也曾担任译员。他渐渐成为一个中国通，还被聘为俄罗斯文馆教习，后来著有俄文版《简明满语语法》《满汉词典》等。但这位仁兄并非纯正的学者，在京读书时酗酒滋事，联合其他俄生向理藩院强硬借钱，向国内控告在华东正教大司祭，更为严重的是他的间谍行为。对每一个来华教士和学生，俄外务委员会都会提出搜集情报的要求，但真正照着做的并不甚多，弗拉迪金则时刻放在心上。他在1741年起受聘担任理藩院翻译，同时又任文馆教习，机会来了，当年即通过商队向国内提供密报。俄罗斯文馆〔康熙四十七（1708）年始建〕学生中有不少满蒙勋贵子弟，弗拉迪金利用当老师之便，有意结交，目的则是获取有价值的情报。1746年夏，商队总管列勃拉托夫斯基提出经黑龙江将军所属索伦地区回国，并带回两名留学生弗拉迪金和贝科夫，获得理藩院同意。大清理藩院貌似强硬，实则办事常缺根弦儿，极为简单粗疏。这个商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乃因二人提供了关于黑龙江的重要情报，在途中正好进行实地观察印证。
忽忽又是8年过去，轮到弗拉迪金带领商队来华洽办贸易了，他的进步并不算快，临时才由九等晋为八等文官。理藩院官员开始应该有些高兴，毕竟是熟人，是我天朝培养的学生哦，岂知所学所知全被用来争吵、对抗甚至敲诈——被偷走1匹马，就要求赔偿10匹。他的商队在北京待了约半年，带来的4名留学生被退回，10名宗教人员留下6名。同时带回三封理藩院致枢密院的信，其中有两封涉及他本人：其一说他在京期间表现恶劣，“在贸易方面既无经验又很愚蠢”，所以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赐，并要求以后不要派遣原留学生当商队总管；其二解释了退回留学生与传教团部分人员之事，并说皇上已传谕禁止弗拉迪金进入中国国境。
弗拉迪金是无权阅读这些密封的公函的，怕也意识到可能对己不利，回国后也呈上几份给枢密院的报告。他解释了退回人员的理由，强调清廷对俄特别傲慢，“内心对俄国不满和仇视”，“总是像对待真正的敌人那样尽量回避和提防俄国人”。他也说到一部分准噶尔人已加入清朝国籍，实在不新鲜，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不了解俄廷是否对弗拉迪金作出处分，大约不会，但他也自此离开两国交流的舞台，似乎成了一个还不错的汉学家。仕而不优则学，也是一条人生径路。
至于他原来提供的情报，只知道有一份从满洲某高官府上弄到的黑龙江地图，后文中我们还会谈到。
（待续）
1861年《伦敦新闻画报》插图：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