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越云：我第一次见她就是专辑制作的前半年左右，在她家，印象中是夏天，我们都瘫到她家的沙发上和地板上。那时候她只讲这张唱片里头的故事，不会谈到其他的。但是她有说她很少有客人来家里，她的客人只有我跟齐豫，她不太喜欢别人突如其来地来找她，她比较希望有隐私。她的家里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她的书，她的人、照片和收藏的东西，都一样的，没什么落差。她讲话的声音是很轻也挺快的，即便是聊天，讲话也很像说故事一样。所以我在她讲话的时候都不敢插嘴，生怕错过重要的东西。
齐豫：在公司，我被赋予这张专辑制作人的工作。我唱了《橄榄树》6年，都没有和她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对她还是很敬重的、很紧张的。因为我们说服了她重新写作，就必须要常常去她家讨论又写出了什么东西来。她对每一个环节自己都会有想法，浓缩她某个时期，然后每次写好了她就会用她那有戏剧性的声音朗读给我们听。词都是用稿纸写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她最早拿来的词都是像《红楼梦》那种古典文学的意象，就像《晓梦蝴蝶》，那些她可能收回了。她的父亲是浙江定海人，在那边和台南有收集她的东西的展览馆，我都去过了，目前还没有找到。演唱会前我们就在想，如果有这个词作的手稿是很棒的。
三联生活周刊：她家是什么样子，大概记得吗？
潘越云：她家是一个中古屋像公寓式的，没有很高，她好像住在顶楼，是要爬楼梯上去的。
她家外面有一个露天的小阳台，种了一些花，摆了一些古色古香的饰品。其实屋子没有非常大，但是很干净，一尘不染的。厨房本身应该是放碗的地方，她全部摆上很多书，她强迫自己每天要有8个小时的阅读。
齐豫：是台北的早期建筑物，巷弄里的房屋，没有很宽的马路。她很喜欢席地而坐，地上有很大的牛车轮，我们坐在日式的桌子边。那个房子最后卖给我们的朋友了。三毛曾在文化大学里兼课，教写作还有古典文学。《红楼梦》《水浒传》她都特别喜欢。我从大学开始读她的书，那时候有点像书迷一样的，看到撒哈拉就觉得，哇！很棒！但是那时也会忽略她文字上的能力。因为这次做“回声”演唱会，重读她的书，也看到她的文学技巧，不似今天的大众文学。听说她在撒哈拉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她写文章回来投稿就会有稿费，所以看过报纸副刊登出的小说、散文后，她会知道大众喜欢看什么，例如有趣的游记，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说她是流浪的文学。我觉得很多人接触的只是她比较大众的一面，我看了她和那些作家的研读和通信，才了解到三毛也是有很严肃的一面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做《回声》专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至今难忘的事情？
潘越云：欢乐声很多，毕竟当时我们都年轻，又跟三毛一起工作，跟现在的我们不一样。
齐豫：对，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很少可以跟着词作人一起工作到最后，甚至要进去录口白（旁白），三毛其实也很兴奋。她最早是希望拿来给不同的歌手唱的，那时候“滚石”有很多的歌手，她都想好了，一张专辑可以有10个歌手至少三五个一起来表现她的东西。最后是被我和王新莲说服的。当时也有一种初生之犊的胆子，有一种书迷的心态，硬是把她给掰成了一个我们想要的样子。
她很尊重音乐的制作，在音乐方面没有特别多的意见，只是在词作上她是比较清楚固执的。她做完以后很久都没有听，直到把整张专辑听了一遍，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文字，从平面变成一个立体的感觉，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就像她后来写剧本一样，她大概也是很喜欢尝试不同的艺术形态。
三联生活周刊：《回声》是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创作，却在专辑中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
齐豫：主要是因为它的概念性，所以我们几乎没有给自己设限，当时没有想做成很流行的专辑，或者以音乐风格来定位的音乐，因为它是以词作者、作家定位的。比如我们看到那个词，就想象这应该是民谣，看到《沙漠》就是我唱，我唱的找什么人写，阿潘唱的找什么人写，写歌的时候也没给他们任何的限定，以至于它的风格是多变的，可是也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就像《今世》交给李泰祥老师，因为你知道交给他，他必然会写成那样子的曲子，交给李宗盛就会出现我们想要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后来都挺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回声》的重返舞台有什么契机？
齐豫：其实是随缘的状态。刚开始只是很多人有兴趣做齐豫、阿潘的演唱会。后来是一个朋友，他是三毛的书迷，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就种下了一个种子。那时候刚好也有人来找我拍三毛的纪录片，一个西班牙公司访问我；关锦鹏也要拍她的自传电影，又有三毛的书重新出版，她的第一本西班牙文的《撒哈拉的故事》也在2016年发行；我还看到有的公司专门做了三毛的旅游线路。很多的事情一直发生，就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让我觉得三毛姐姐好像真的回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看三毛的书和之前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潘越云：我年轻的时候看的第一本书就是《撒哈拉的故事》，当时我觉得三毛的装扮、她的衣着，让我很有认同感。因为这个演唱会，我开始重新看她的书，就放在床头，有些故事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才明白那种感觉。
齐豫：以前看三毛，我也想去撒哈拉、西班牙，去流浪，就像阿潘说的真的把自己往上贴，但现在看她的文字很有张力。读很短的一篇文字，那种转折、那种情绪就会跟着她一起走，你就可以有一趟旅程。
然后我又看了她写我们做《回声》的那些文章，我以前没看过，阿潘有看。当时我们说服她去写，她还是有一点点抗拒的，至少是有一点点受伤。因为她开玩笑说自己被退稿，她说相信我和王新莲两个小妹妹的音乐专业性，没有想到她们对文字的敏感度也不可以忽视。所以其实后来我有一点点反省，我可能当初太年轻没有考虑那么多，特别是对于一个前辈。虽然我们战战兢兢讲话很小心，但是我们好像对想要的东西要非拿到不可，也没顾忌你怎么能去改人家的词。我们在一个很天真的状况下进入了她的生活，要求她不得不再回顾那段痛苦的时间，她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消化重新揭开之后，她才能写出那些词，也许她不想再继续了，但是我们在那样的状况之下还在要求，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点不体贴的。所以我这次写《不曾告别》，就有点像要跟三毛道歉的感觉。也谢谢她，她一直在漂泊但告诉我们要坚定地守候。她在一个毫无一物的沙漠里却有这么多的丰收。借着那天晚上星星四面八方我们要一起谢谢她和她的天堂撒哈拉。
想跟年轻人说，三毛的书真的很好读，拿起来绝对不会觉得枯燥或累赘。现在大家好像从手机就能了解世界，出国也很方便，可是她的那种生活态度，敢爱敢恨的勇敢还是很可贵的。也是对世界观的启发，不要把自己关在小世界里，阅读的习惯也很重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总是坐在那里打电动。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三毛活到今天，你们觉得她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潘越云：我觉得应该离不了她的写作。齐豫：三毛的一生，她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包袱，但如果她能活到今天，表示她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就像阿潘说的，她一定会继续她的写作。我觉得她的个性应该不容易改变，她的坚持、她的勇敢，她就是用很强烈的方式表现她的爱的，她会用更好的方式教育我们如何再去爱，应该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她应该很能适应现在这个时代，能够到处旅行去到不同的地方和各个民族的人打成一片。她在某个部分也很实际，她不是力挽狂澜的那种，也不至于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抵抗所有，她会用她自己的力量去影响旁边的人，我相信文字的力量还是很厉害的。现在的电子书可能也会有她的作品。她不是随波逐流，她是顺着潮流，她的反叛不是这种反叛，她的内心是有要坚持的，可是客观环境她还是可以体会的。
至于她的离开，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谜，我也不是特别想去探究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跟她的身体是有关系的，甚至到现在我也不相信她是真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即便她是一个这么开朗的人做了这件事，也是在一个不可抗外力的影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