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 盖棺难定的北洋怪杰
誉之者称其为卫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公忠体国的A面，也有结党营私的B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谤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
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
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
诸多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既是皖系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
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祺瑞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从两件事中可见一斑。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曾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但由于段祺瑞对徐树铮的信任，却致使二人生隙。段祺瑞想让徐树铮出任自己的秘书长，为此，他请张国淦出面向袁说项。张轻声对袁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秘书长。”话音刚落，已猜到段祺瑞想法的袁世凯脸色一沉，“他想用谁？用谁？”张说，想用徐树铮。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恨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末了，可能想到现在是他在求段，便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才，就叫他任陆军次长吧。
段祺瑞知道此事后，大为恼怒，脸色比袁世凯还难看，连手中的烟斗都扔到了地上，大声说，“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两边折衷的结果，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即副秘书长。
袁世凯龙骧虎步，是段的老上司，段祺瑞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由此可见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黎元洪任总统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段组阁的第一件事，仍是拟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坚决反对，未果后，黎只得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决不单独见徐树铮。这个条件，乃是他对徐树铮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
有一次，徐树铮拿了三个官员的任命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多嘴问了下这三个官员的出身，徐树铮十分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了，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
黎元洪贵为民国大总统，竟被国务院秘书长当面顶撞，气得脸色发青，却只敢对手下人发一通牢骚：“我本来不要做这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民国要人中，黎元洪因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泥菩萨后来也忍无可忍，并因利益互搏而演变成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府院之争的直接结果便是张勋复辟。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张勋儿戏般的复辟，实乃徐树铮所策划。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表示，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复辟，段祺瑞并无反对意见。但等到张勋复辟时，同样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下，段祺瑞于马厂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
仅仅两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戛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则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并东山再起。
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那是动乱纷飞的时代。阴谋与阳谋，杀气与才气，救国吊民与飞黄腾达，个人恩怨与圈子意气都那么神奇地交织和交融在一起——这便是民国的时代。孙中山眼中的班定远
黎元洪下台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组阁，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其职责为“规画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
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为蒙古国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策动下，外蒙独立。十月革命后，俄国无力东顾，遂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欲，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大蒙古国”。
徐树铮来到西北，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即对外蒙以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若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是由于日、俄盅惑所致。为此，他甫一进入库仑，即与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仑的一百余名士兵缴械。
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五万军队。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
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激赏。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作为军阀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的这通电文，甚至遭到了其部下的质疑。孙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山，两人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和灵魂，他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一个人想要被历史铭记，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但徐树铮的一生，也许就是他自己也无法做出一个中肯的评价。
冯玉祥枪下的不归人
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政府”执政。作为段心腹的徐树铮，奉命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回国后，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勿赴京师。原来，此时北京乃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政府”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且随时准备下野。徐树铮本不以为然，但在北京呆了短短的六天后，他还是决定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徐树铮处，但徐不以为意。临上车时，他的手下带了一连人马前来护驾，但徐坚持不要。
徐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九时离京，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
据徐树铮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时，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两名大刀队（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故称大刀队）登上火车，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
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闯上专车声称，“我们都统有事和你商谈，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回答说，“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
徐树铮挑明了是冯玉祥想图他，那名军法官干脆招进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说，把徐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亦不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即被押走，随行人员亦同时被扣。
徐树铮一行被押送到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徐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
今天我们回望徐树铮，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折冲樽俎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竟神奇地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其所彰显的，其实是民国——这样一个五味杂陈时代的时代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