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南洋，亲历改革开放
许金聪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的侨属家庭。他在国内当过兵，也做过国家公务员，在改革开放初期下海创业，三下南洋，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多次建厂兴业。
现在的许金聪，是印度尼西亚宇宙集团执行主席，香港聚旺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工商理事会干事，世界晋江同乡会总会常务顾问。
他告诉记者，他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的书，书名都想好了，叫做《晋江之路》。他说，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本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书”。
一下南洋“恐政策摇摆随时可逃离”
许金聪的经历，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说起。晋江素有“侨乡”之称，有多达300万的海外华侨，是本土人口的3倍。为什么晋江会有这么多的华侨？这主要因为晋江有着独特的人文及地理环境。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人均耕地仅2.3分地，相当于150多平方米，远远无法养活这么多晋江人。许金聪告诉记者：“粮食极缺，当地人一天三顿都靠当时生产队分的3斤地瓜度日。早期的很多华侨是为了谋生才不得不出去。”
留在晋江的百姓没有足够的耕地种，没有饭吃，很多侨属靠着海外亲属资助来生活，因此必须要找生路，纷纷开始自谋职业，这就出现了最早的小商小贩。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于国家来讲，还没有私营经济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当时很多所谓的“地下黑工厂”。
许金聪在20世纪70年代刚刚从部队退伍那会儿，还没有事情做，就骑着自行车，拉着粮食，走街串巷地换东西。说来挺有戏剧性，没几个月，退伍在家的他被安排到政府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工作，专门打击那些小商小贩。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宣布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真的就像是一股春风一样，很多地下的黑作坊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搬到地面上来了。”许金聪描述道。
与此同时，在海外的那些侨亲纷纷寄钱回家乡。闽南还有一个传统，出去闯荡的人最终都要回归故土，这叫做“落叶归根”，在外发达后一定要回乡“光宗耀祖”，所以很多华侨在海外赚了钱之后，都会回家乡盖房子。于是晋江就慢慢有了“三闲”的说法，一是“闲人”，因为人多地少，活不够干，只能闲着；二是“闲钱”，很多晋江人都是靠海外亲戚寄回来钱生活，还有一些剩余；三是华侨在家乡盖的“闲房”。
而正是这“三闲”，奠定了晋江民营经济的基础。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那些“闲人”就开始利用“闲钱”在自家的“闲房”里开办家庭作坊，成为最初民营经济的雏形。
“当时的晋江人对政策变化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在晋江，到处都是创业的热潮，开办手工作坊成为一种风尚。那个年代做服装鞋帽的非常多，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有个“三来一补”的政策。“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三来一补”企业主要的结构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来料”“来样”“来件”的基础其实还是广大的华侨在海外的生意。许金聪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创业的热潮中，最初的业务是生产纺织机械。
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国家的政策还不是很明朗。大家心里犯着嘀咕：“会不会我赚点钱，又被收归国有，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又被清算？”于是，那些赚了点小钱的晋江商人，又纷纷开启了“下南洋”之路，拿着中国护照，跑去海外，办一个居留证，在国外继续着自己的小生意。“我是1982年到菲律宾的。”在菲律宾，许金聪学到了印花机的生产工艺，从而实现了工厂的第一次转型升级。
重返南洋“风物长宜放眼量”
然而，改革开放的脚步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现反复，反而是步子越迈越大。198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承认了外资的合法化，国内企业可以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
于是许金聪就找了几个亲戚，把资金从海外引进国内，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拿到了福建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牌照。“当时的厂房就是原来家里的老宅。我把不住人的一部分收拾出来，开始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在家乡的土地上生产纺织机和印花机配件。”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许金聪的生意做得不错。随着国家的政策更加开放，身为华侨的他又把视野投向了海外。1990年，为了拓展业务，他再次南下，到东南亚各国推销他的产品，去参加国际性展览，这使他的产品获得了很好的销路。
可能由于华侨众多，思维比较开放的缘故，那时候的晋江企业家就有了树立品牌的意识。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小故事：改革开放初有一个夹克品牌，叫“叠石”，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当初拿着二十几个商标去晋江的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结果发现这些商标都被注册了，他垂头丧气地从工商局出来，正好看到地上有一块大石头和一块小石头，叠在一起，于是灵机一动，想到“叠石”这个词，马上又跑回到工商局，注册了这个商标，满意而归。
那时候晋江就有很多纺织鞋服类的知名品牌。虽然很多初期的品牌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掉，但是这种品牌意识的精神却得到了保留和传承。这也是晋江今天之所以有42个国际驰名商标、15个区域品牌，被称为“中国品牌之都”的原因。
三下南洋“别人的危机就是我的商机”
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东南亚各国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在印度尼西亚，货币迅速贬值，之前1美元换1900印度尼西亚盾，那时候可以换到13000盾。很多外籍商人极度恐慌，都纷纷离开了印尼。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让印尼无法买其他国家先进的产品，于是只好买中国的产品。“人家的危机就是我的商机。”许金聪第三次下南洋创业，与当地知名侨领合作投资，并取得印度尼西亚的居住权，创办了印尼宇宙集团，并在香港成立公司，取名为“聚旺”，寓意“聚才聚德聚善缘，旺家旺族旺中华”。
这些年，虽然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许金聪一直本着坚守实业的原则，从没有离开过机械制造这个行业。“现在很多人讲转型升级，在什么时候进行转型升级，怎样实现转型升级，以我的经验，就是要紧紧跟随国家的政策。”
2012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正式上升为国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多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在6年前，我的企业就开始研发垃圾处理机，花了3年时间研发成功。”他的公司研发的生物分解垃圾处理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对餐厨垃圾处理达到99%转化为达标气体排放，生物能源燃烧爆化技术还被福建省评为能源优秀奖，并拥有上百项国内外专利，从而实现了企业的第二次转型升级。
这么多年，许金聪的企业从没有停止过对技术创新的探索。“我们每两三年就要研发一个后备的技术，而这个后备的技术是什么，我是看国家政策来，一步步研发创新。”
从1982年出国到现在，虽然许金聪三下南洋，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长期旅居，但是许金聪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加入外国籍。“因为我今天的成绩是国家政策给的，我对我的祖国始终有信心。”
王翔 《中国报道》记者
2015年6月，许金聪荣获第六届“孔子儒商奖”，是唯一上榜的海外侨商，也是“孔子儒商奖”开评以来荣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