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找乐”记忆
这些片子看完，我们就到场院里翻跟斗比武，把向日葵杆当成金箍棒来玩耍
1980年春节，孩子们聚在一起听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那时的快乐很简单
我出生于1968年，常常觉得自己生得太幸运：在我不懂事的时候，体会到了物质匮乏带给普通人的苦难。尽管这种苦难经父母承担和忍受后传递给我们的力道已微不足道，但它使我懂得了节俭和珍惜，学会了坚忍和顽强，人生注定是要吃些苦的，这些苦真的变成了财富；在我懂事开始要学文化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创造了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使我顺利地参加了高考，从乡土中走出来闯荡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连饭都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农村，没有多少文化娱乐活动。但我们是孩子，孩子是无忧无虑闲不住的，那些童年时给了我们欢乐的文化娱乐活动，让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供孩子们娱乐的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下面这些回忆四十年前娱乐的文字，是我们五十岁这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化娱乐记忆。
村里露天看电影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电视和手机的普及，人们已不稀罕看电影。但四十年前，在农村能够看上一场露天电影，不亚于过节。当时十来岁的我听说村里要放映电影，就欣喜若狂。
“社员们，今天晚上要放映电影了。”村里的大喇叭一喊，我们这些小家伙下午上学都没有心思，一心想着晚上会放映什么电影，想着母亲会给我们兄妹炒些瓜子、大豆。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就早早来到供销社门前。看着放映人员把投影的银幕挂在供销社前一户人家的后墙上，然后调试放映机。后来有了宽银幕电影，我们搬着小板凳抢占“有利地形”，因为抢占位置，小家伙们常常拳脚相向。
夜幕降临，大人们陆续来了，找到自家孩子占的位置坐下。供销社门前的人越聚越多，连邻村的人们也赶来了。广场里人声喧哗：大人高声喊孩子，大人们互相打招呼……“社员们安静了，电影马上就要开映！”大喇叭里放映员一声令下，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先放十来分钟的一个加映片，有放农业科技知识的，有说国家大事的。
电影使我们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男孩子们最爱看的是《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战争题材的影片，看《上甘岭》时，看到战士们吃不下饼干那一段，小伙伴们十分不解：当时我们都吃不上的饼干，那么好吃的饼干，怎么会咽不下呢？通过看电影，我们认识了小兵张嘎、海霞、潘冬子……我们也看《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但不像看战争片那么入迷，到现在都记不住情节了。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动画片我们爱看，大人们也爱看，村里放映过不止一遍。这些片子看完，我们就到场院里翻跟斗比武，把向日葵杆当成金箍棒来玩耍。还有一些是戏曲片，比如《野猪林》《铁弓缘》等，大人们爱看，我们听着咿咿呀呀的快睡着了，打斗的场面开始时才重新打起精神。国外的片子少，在农村好像不大受欢迎，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例外，村民们都爱看。还有一部印度的《大篷车》，我不知村里的人们为什么也爱看，可能当时可看的东西太少了。
一些电影看完一遍还想看，听说邻村放映电影，我们就结伴去看。晚上回来，有月亮的夜晚还好，能看见路。有时赶上漆黑的夜晚，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前边的孩子突然高喊“往明亮的地方走！”有不动脑子的孩子一脚踏到明亮处，结果走到水里了，前边制造恶作剧者看到捉弄成功，便哈哈大笑跑远了。我记得在邻村看过的电影有《洪湖赤卫队》《马兰花》等。
最后悔的是看一些鬼片和恐怖片，弄得彻夜心惊胆战的。有一次看一部叫《神秘的大佛》的片子，其中好像有一个挖眼睛的镜头。看了以后回家躺在炕上就是睡不着，更不敢朝窗户玻璃外边看。明知道父母就在身边睡，可就是怕得不行。第二天迷迷糊糊无精打采的。打那以后发誓再不看恐怖的镜头，看到恐怖镜头快出现了，就赶紧把头埋到裤裆里了，免得晚上睡不着或做恶梦。
在村里看得比较晚的一部电影是《少林寺》，看完这部电影的第二年我就上高中了。上高中后隔两周回一趟村里，很难赶上放电影。赶上那么几场，是拍得很拙劣的武侠片，连名字都记不住。再说，上了高中忙学习，根本没心思看电影了。
印象中随着电视普及，在过去四十年中电影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又恢复正常的历程。三四十年前，我们好多人看完电影还要看《大众电影》等杂志。
听评书学古典
四十年前，村里电影毕竟不是天天放映，守在收音机旁听评书，是我们那个年代孩子们的最爱。
听评书使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使我们知道遥远的古代有那么多英雄豪杰，使我们觉得生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祖国是多么自豪。
我听得最早的一部评书是《西游记》，记不清是谁讲的了。这部评书基本按原著来讲，文白相杂的风格我开始听得有点发懵。后来就习惯了，居然觉得这种叙述法挺好，这为我后来阅读四大名著打下了基础。
这部书我坚持听了下去，好多精彩章节如今都声犹在耳。听到唐僧到了两界山猎人刘伯钦和母亲给他准备素斋，我当时就想“肉多好吃呀”。听到黎山老母、观音、文殊、普贤“四圣试禅心”一回，四圣点化的小院有“丝飘弱柳平桥晚, 雪点香梅小院春”这副春联，我觉得太美了，每年的春节自家院子里就写上这副春联。
开始我家没有收音机，听收音机是到别的小伙伴家蹭。农忙时，大人们累了一天想睡，但看我们恋恋不舍的样子还是让我们在一边听。在我不断的央求下，父亲买了一个海燕牌的收音机。放在红躺柜上的收音机里播放着“小竹竿，细又长……”的儿歌，我激动地在被子上翻跟头。
“杨家将，真叫棒。程咬金，多英雄！”有了收音机，我就可以听各种评书。我们学着《大隋唐》里十八条好汉在村头打闹，我们学着《岳飞传》里的八大锤在打谷场里比试。从收音机里我们听到了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连丽如的《东汉演义》等经典。小学七年级，我在姥姥家上学，听完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
那个年代收音机效果差，我轮换着各个台听评书。有的台杂音太大，就跑到房顶上，还是听不清，急得抓耳挠腮。当时农村也不时停电，听到关键地方停电了，急得一个劲在地上打转，就像现在手机断网一样。我常常为评书里主人公的命运担忧，有一次听秦琼和一个武将比武，到了结尾说书人卖关子：“喀嚓一声人头落地，且听下回分解！”这一天我失魂落魄，非常担心秦琼被杀。到了晚上迫不及待地听下一回，知道是对手被杀，悬了一天的心才放下来。
收音机里听评书，使我爱上读古典名著。七八年级时我就买了原版的《西游记》《水浒传》读，还买了一些评书版的《杨家将》《兴唐传》等。买不起太多的小人书就蹭别人的看，工作后我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好多是小时候听过的评书。高中没时间听评书，上大学时还保留听评书的习惯，和同宿舍的5位同学一起把李野默播讲的《平凡的世界》听完。
如今，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听听收音机，听收音机也不再专注于评书，但是调侃式、娱乐式的节目令人感觉乏味。
挤在一起看电视
那个年代电视可是奢侈品。最初在家里听母亲和隔壁的茂盛嫂聊电视，说是大小像梳头匣子，人在里边会动。我赶紧问：“人能从里边走出来不？”茂盛嫂说：“大概能了哇。”我就幻想——哪天见到这个东西，拎出两个小人来玩一玩。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村里有人拿回一台电视，大队院子里挤得人山人海，像看电影一样看这个稀罕玩意儿。我虽然人小个子又小，但还是从人群里挤到前头，看到12英寸的黑白电视确实像个梳头匣子。我又挤到电视旁边端详了半天：没有小人能出来的出口呀？至于演什么电视节目，我记不清了。
后来有几户人家有了电视，但看的人太多，家里挤不下，只好在院子露天放。我记得在韩少雄老师的院子里看过晋剧《下河东》，站了一院子人。晋剧表演艺术家张鸣琴扮演赵匡胤，扮相和唱腔都好，满院的人看到精彩处就喝彩。看到呼延寿廷被冤杀后气得直骂，恨不得扑向电视扇那个昏君几个耳光。
我们在村东的小学院里看过连续剧，把教室里的凳子摆好，人们像看电影一样露天看电视。遇上下雨人们也舍不得走，把电视放在屋檐下，小雨里人们照看不误。我还记得在姜福的院子里看过《射雕英雄传》，好像是包头台播的，电视信号非常不好，屏幕上有时全是雪花点点，有时画面扭曲变形……但我们眼睛还是舍不得离开屏幕。
当时在村里最火的几部连续剧是《霍元甲》《陈真》，一到连续剧播出的时候，村里的街巷上静悄悄的。这几部电视剧播出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有些人家有了黑白电视，可以挤到有电视的人家里去看。看完《霍元甲》后街巷上热闹起来，有的人学唱连续剧的主题曲，还有三五成群的孩子们意犹未尽，学着电视里的招式来“比武”。
电视一般摆在红躺柜上，有脱了鞋上炕看的，有蹲在柜子前面的，后来的人干脆站在地上。不大的屋子里人们挤在一起，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人们嬉笑怒骂，或猜测着后面的剧情。如果有人不自觉抽烟，屋里就呛得不行，但我们还得忍着看，电视里的故事太精彩了。
我们家买电视是我上了高中以后。父亲把养的一头上了年纪的骡子卖了，买回了一台14英寸的电视。我经常坐着这头骡子跟着父亲一起出地干活，年纪实在大了就得把它卖掉。看到电视就想起了那头骡子，心里头挺怅然的。
上高中以后我看电视就少了，尽管这期间播出了《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电视剧。因为我们高中农村班的同学们都在玩命学，我不能因为看电视误了学习。对于我来说，从艰苦的农村走出去的路子只有一条：上高中、玩命学、考大学。于是我逐渐疏远了电视。
看着大戏赶交流
农村唱戏往往是为赶交流压轴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叫赶交流，别的地方叫赶集。
改革开放以前，土默川农村没有赶交流，那个年代是不准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的，再说人们穷得也没啥可买卖的，所以每个村里供销社是最热闹的地方。
1978年之后，土默川农村逐渐恢复了赶交流。赶交流一般选择在农历七八月或秋收后的农闲时节，四邻八村的农民们聚在一起或购买各种日用品，或购买农用物资，或聚在一起喝酒吹嘘一下一年的收成，有庆祝放松一下的意思。赶交流要请一个晋剧团，唱上三到五天戏。每户人家都把亲戚请来，住在家里一起看戏，饮酒拉家常。
印象中，大戏也是四旧，改革开放前是被禁的。大概是1979年，几位叔叔大爷来我家串门，说政策放开了，能唱戏了，村里正张罗着唱《十五贯》。我听了个莫名其妙：贯是个啥东西？后来村里真的唱了这出戏，我才知道，贯是指一串钱。剧情没记住，倒是记住有个丑角娄阿鼠是个极坏的人。
我们村最早有个村民组成的戏班子，农闲时放下镰刀锄头就上台表演。有一次演《明公断》，到铡陈世美这一出戏时，把生产队的铡刀搬到台上当道具，看着人头和身子分离，我们吓了一跳。事后知道这是两个人表演，一个人把头伸下去光能看见身子，另一个人在铡刀另一侧把头伸上桌子不露出身子，就像真把人铡成了两段。
村里的戏班子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扮演包公的老苗忘了台词，朝台下唱道“台下坐的尽灰人”，让人给听出来了。毕竟一个村子人才太少，撑不起一个剧团，后来散班了。但这个剧团里也有名角，后来都去了县剧团，成了专业演员。
改革开放以后，每年都能在本村和邻村看几场科班出身的剧团唱大戏。经常唱的戏有《打金枝》《金水桥》《铡美案》等，这些剧目几乎逢唱戏必保留，老人们聚在一起，或说陈世美忘恩负义，或说包公刚正不阿，或说郭子仪大义灭亲，或说唐代宗深明大义……一些山西的剧团挺厉害，能把戏排练成几场，像电视连续剧似的。我看过的太谷县青年晋剧团演出的《薛丁山征西》，一连看了几天。
台上锣鼓铿铿，台下熙熙攘攘。戏场就是交流会场，有出售农机具和五金电器等日用商品的，也有卖粮油食品和小吃的，还有卖杂碎、熟肉的摊子，这些香味勾引着我们这些小孩，比大戏更有吸引力。在本村看戏时，母亲会给我们买些好吃好喝的。
有一年我带着两个妹妹去邻村祝乐沁看戏，母亲给了我五毛钱。到了戏场戏没好好看，我在糖果摊和麻花摊前咽了咽口水没买，最后在杂碎摊上花四毛五分钱买了三碗杂碎，兄妹三人每人一碗。回家后把剩下的五分钱还给母亲后，母亲直夸我不乱花钱。后来乃只盖村又唱戏，母亲给了我一块钱，我紧紧攥在手里揣在兜里，领着两个妹妹在交流会场里转，手心里都攥出了汗，买了一些吃喝也没全花完。
从小听惯了晋剧的旋律，也喜欢上了这一传统剧种。小时候看大戏是为了赶交流找美味，工作后我买了一大堆晋剧的VCD，陪老父亲一起认真地听，老一代艺术家丁果仙、马玉楼、阎惠贞等的唱腔不用说，我对谢涛、孙红丽等新一代艺术家的唱腔也非常熟悉。
“下殿来，将皇兄急忙搀起。听孤王有话儿对卿提，从今后上殿来再莫下跪……”现在从手机上就能欣赏这样的晋剧名段，每当这悠扬的旋律响起，我就回到了儿时的戏场。如今，土默川乡村仍然保留着唱戏的习俗，但能听懂戏的人越来越少。
当年我们这些娱乐方式，尽管回忆起来非常有趣，但毕竟是一种短缺的美，一种不足的美。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的孩子们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太多了，假如当年有手机，有游戏机，我们肯定也会迷恋上这些电子产品。我经常告诫一双儿女，勤有功，嬉无益，辛弃疾想戒酒的一首词里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娱乐游戏也是如此，学本领长知识的年龄，切不可嬉戏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