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精神变迁与大国责任担当
关键词 法国精神；国家实力；地缘结构；国际变局；大国责任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7.004
作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拥有强大实力和政治抱负的国家，法国曾经是一个雄视欧洲和影响遍及世界的强国，到如今也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法国社会发展及其变革十分活跃，曾产生了诸多引领世界风潮的思想和文化，并以此为滋养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法国精神。这种精神底蕴深厚并得以传承下来，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焕发出持久而独特的魅力。然而时移世易，精神因素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也要发生演变，并需要不断充实新的内涵。如何顺应国际变局并承担起必须担当的大国责任，迫切需要法国在思想和战略上的创新。
以法国精神为底蕴的大国雄心
法国位于欧亚大陆的西端，是进出欧洲腹地的门户，也是连通地中海、北海和东欧的陆上通道，天然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欧洲的大国。历史上，法兰西土地时常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也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理想主义气息，孕育了厚重的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文化和科学，产生了许多具有全球引领性的思想家，如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卢梭、萨特等，数不胜数。上述这些因素都滋养了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内涵的法国精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牺牲了200多万男性，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男性的损失远远少于这一数字，但在德国统治下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至今在许多法国人的记忆中无法消除。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为法国赢得了自由，但其经济社会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法国毕竟具备战争都不能摧毁的精神和物质积淀，在戴高乐眼中，“法国手中还有几张好牌：首先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拥有的威望；其次在人类失去平衡的动荡年代，谁也不能忽视法国的力量；最后是法国的领土、人民以及海外领地所形成的牢固基础”。[1]而法国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这些因素，成功促使美、英、苏承认法国的战胜国地位，争取到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处理德国问题的权利。这些努力至少使法国在形式上和国际法上重新回到了大国行列，并确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大国地位的恢复，还突出表现在积极推动西欧联合进程。法国较早对欧洲战乱进行了系统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在战后国际力量重组中，西欧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全球重新扮演重要角色，仅仅凭借自身实力恐怕难以扭转沦为无足轻重国家的前景。因此法国积极寻求依托西欧联合、重振法国、重振欧洲的方法和途径。通过联合，把西德纳入到西欧整体中去，既促进了法德和解，又束缚了德国的手脚，同时也保证了法国在欧洲事务中能够发挥主导作用。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具有深厚底蕴的法国精神得以恢复并传承下来，使法国活跃在国际舞台，其中大国雄心仍然深入人心，成为法国对外发挥影响的重要软实力支撑，实际也构成法国对外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战略、社会和文化不能相互脱离，除非战略仅仅被作为一种技术来理解。[2]”对于法国，恢复和维护大国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重新树立法国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可获得直接的利益，为法国拓展出一片国际空间。冷战时期，法国既联美抗苏，又借苏制美，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得了发挥独特作用的余地，确立了在西欧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尽管经济实力很快被西德超过，但是法国却取得了高出其自身实力的国际威望。
法国这一时期对外事务上诸多成绩的取得，并不仅仅建立在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上，大国雄心也并非仅限于精神层面。二战后，法国较快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并保持了2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之后的经济发展虽然放缓，但比起其他发达国家并不逊色，在较长时期里，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日、德（西德），位于世界第四位。较强的经济实力为法国精神提供了基础支撑，使其得以施展大国抱负。戴高乐建立了独立的核力量、向美国的金融霸权挑战；蓬皮杜由于担心美苏接近可能牺牲欧洲的利益，因而强烈反对“美苏共管”；吉斯卡尔·德斯坦强化法国的枢纽作用，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外交政策；密特朗则调整了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强化“自我防御战略”。历届法国领导人的政治风格不尽相同，外交手段也存在差异，但是其中共同的一点，就是无不拥有“大国雄心”，从而形成了几十年来法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色调。通过相应努力，法国突出了自己的独立特性，能够以大国的身份活跃在欧洲和世界。
地缘结构深刻演变及其带来的冲击
冷战一经结束，法国也和许多美欧国家一样曾认为这是西方的全面胜利。然而随之而来并持续至今的欧洲地缘局势的一系列变化，却令法国猝不及防。德国统一、北约东扩、欧元诞生以及之后遭遇的欧债危机、难民潮冲击、恐怖主义威胁、英国脱离欧盟、国内民粹主义力量上升等，都牵制了法国特殊作用的发挥，未来也似乎失去了明确方向。在国际政治中非常活跃的法国，似乎还没来得及品尝冷战结束的喜悦，就很快感受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和失意。
在经济领域，法国不论是在欧洲经济，还是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都难以摆脱下降的趋势。两德统一之前，西德经济实力超过了法国，只是由于国家分裂的严酷现实束缚了手脚，加上来自苏联的威胁压力太大，西德在欧洲事务中习惯于放低姿态，既避免冒犯美国，也能够与法国就欧洲联合保持配合与协调。统一之后，德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充分表现自我，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积极在欧洲事务上施加影响，以不可遏制的姿态迈向大国政坛。
实力上处于劣势的法国面对欧洲地缘结构的变化难免显得不适应。密特朗推进了欧洲联盟，只是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可能的冒险”。希拉克的大国意志比起他的前任更为坚定，支持实现欧洲单一货币可以更好地显示欧洲力量，在努力维护比以往更为脆弱的法德轴心的同时，主张将欧盟的范围扩大到东欧国家，强调欧盟应该成为西欧防务的支柱。然而，国家实力已经不同以往，社会福利赤字和经济增长缓慢已经成为一种顽症，而在处理欧洲国家内部矛盾上，法国也没有提供新的有效办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法兰西文化似乎也逐渐陷入下坡轨道，法国精神已经失去昔日的感染力。
2003年，尼古拉·巴维莱兹出版了极具影响的《法国的跌倒》一书，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共鸣。该书指出了法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的严重危机。[3] 2005年巴黎申办2012年奥运会失利后，《世界报》的社论题目就是“确实在衰落”。实际上，甚至巴黎作为文化艺术中心的地位已经被纽约、伦敦等城市所替代。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指出，法国较早进入了个人主义社会，集体的地位和政府的权威被掏空。[4]确实如此，个人主义社会则容易导致政治虚无主义、责任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集体和国家的意识被冲淡，只不过这种趋势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再加上面对难民问题和恐怖威胁的压力，法国的社会分歧趋向增加，极端思潮更加具备生长的条件。近年来几次法国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号召力稳步上升，揭示了民众思想的重大变化。
在对外关系中，许多事态的发展都使法国左右为难，比如北约东扩。伴随北约东扩，法国的传统影响虽然没有根本动摇，但却受到一定的削弱；德国的分量明显增强，在欧洲经济和安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表现出来，波兰等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相对上升。美国为了主导欧洲局势，为了拉住和控制不断扩大的欧盟，只能依靠北约范围的扩大，而北约越是扩大，权力就越分散，功能也就越广泛，因而也就越不好调动。扩大了的北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北约，美国主导地位的内涵继而发生了变化。而法国既难以对北约东扩说不，也不能完全跟上美国的步调，其所主张的欧洲独立防务落实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职能的转化已经使北约不再是纯粹军事集团的对抗工具，它所要应对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威胁既是当今世界政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安全的焦点问题。北约的军事性质已经淡化，它的政治性质正逐步突出起来。未来北约很可能将逐步演变成一个泛欧政治组织。北约职能的转变将深刻影响欧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反恐战争中，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法国、英国等欧洲力量已远远跟不上美国军事上的步调，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有所发展。实际问题在于，当时欧洲还没有在心理和物质上做好自己发挥应有作用的准备，而几次战争却表明，欧洲即使想跟随美国也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么亦步亦趋了，欧洲由此陷入一种失落状态，其中法国可能最为突出。北约越是扩大，欧洲就越难与美国在军事上共进退。另外也不可想象，美国愿意承担将先进武器和尖端技术扩散到整个欧洲的巨大风险。
法国影响的发挥离不开欧洲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而英国“脱欧”对法国的冲击可能在大国之间最为显著。英国“脱欧”属于重大的地缘政治事变，其影响不仅限于英国和欧盟，还势必波及英美特殊关系，牵动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关系的相应调整，并对法国的影响力带来冲击。欧盟成立以来虽然出现过各种问题，但成员国一直在不断增加，一体化持续推进，而英国““脱欧””则令欧盟首次遭遇成员国减员冲击，一体化进程出现重大逆转。英国为其他欧盟国家开创了“脱欧先例”，将会起到某种“示范效应”。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右翼怀疑和反对欧洲联合的政党已开始呼吁效仿英国“脱欧”公投，欧盟存在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此外,法德作为欧盟最重要成员的地位更加凸显，其中德国也可视为英国“脱欧”的潜在受益方。实际上，在较长时期里，美国和欧盟内部一些中小国家均将英国作为欧盟内制衡德法的主要力量，英国退出让德国所受掣肘明显减少，德国对欧盟领导力增强，其欧洲核心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法国总统马克龙因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与贡献，获得2018年“国际查理曼大帝奖”。“国际查理曼大帝奖”以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曼大帝命名。自1950年以来，这一奖项每年5月颁发一次，奖励那些为欧洲统一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或机构等。图为2018年5月9日，在德国亚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颁奖仪式上讲话。迅速变化的世界与大国责任
在2018年6月初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法国国防部长帕尔丽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近日将在南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英国国防部长也做出呼应，称英国将向亚太地区派出三艘军舰，以向该地区航行自由发出最强烈信号。表面上看，英法意图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但从更深层次看，则是由于英法的影响力今不如昔，想通过这样的行为迎合和取悦美国，以弥合欧美之间的分歧。现实中，英法对欧洲附近地区哪怕是比较简单的战略任务都无法自主决定，并且，从近几年欧洲国家在中东和非洲有限的军事行动中可以看出，英法已经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尽管法国军费预算与俄罗斯不相上下，但由于武器采购机制复杂且价格昂贵，并不能形成有效作战能力。
大国雄心不能沉浸在已经褪色的辉煌历史中，也不应蜕变为刷存在感式的实力显示，而是应该体现在顺应世界大势的远见及其果敢行动上。马克龙异军突起当选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说明选民已经厌倦左右传统政党轮流执政而做出的选择变化。马克龙的竞选口号之一是“重返戴高乐主义”，并提出重塑欧盟的主张，想通过推动欧盟改革维护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近来马克龙以灵活的外交手法发展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外交上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面对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还是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胆识，法国精神也需要赋予新的内涵。
世界在变化，国际体系处于深度变迁的进程之中，现有的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全球治理需求增加与国际制度供应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大国精神的衰颓，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国家社会内部裂痕加大乃至发展模式遭遇重大危机，甚至曾引为自豪的欧盟一体化的制度优势也趋于暗淡。事实表明，美欧在冷战胜利中所获得的巨大红利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国际体系已经处于超载状态。亦即美欧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陷入困境，美国金融和军事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已不能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必需的空间，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蔓延，全球治理任务空前繁重，长期低迷的世界经济仍处于重大动荡调整期。美欧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社会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也是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存在缺陷的内在反映，而英国“脱欧”更进一步验证了这种体系缺陷的严重程度。
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大国的责任担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区域整合的先行地区，欧洲的作用已变得尤为显著，而作为其思想引领的先驱者，法国也就责无旁贷。推动区域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也将是法国可以更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法国的大国地位已不能过于依赖外交技巧，只有将自身的优势与国际大势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促进法国地位的提升。
当前世界乱象增多、难题加重，需要凝聚广泛国际共识和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强化全球治理，逐步加以解决。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低谷，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各种反全球化杂音高涨。但权力扩散的前景不是退化为丛林状态，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相互分割状态，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个别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出路只能在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协作。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权力结构多维交错，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强。权力流变使原有的地区和热点问题难以简单解决，而新的问题也会更多涌现。然而，尽管出现反复，加强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仍将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的进化，也是权力流变的必然结果。大国关系性质已经发生重要改变，非合作即对抗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非零和博弈将占据主导地位，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不协调，而霸权主导也将被证明只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前有英国后有美国，曾经积累了空前巨大的权力优势，先后成为世界的霸主，持续两百多年。然而时移世易，国际联系的不断强化和全球性问题日渐凸显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个别国家和集团要想垄断资源和利益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兴替已经成为过时的失效原则，无论谋求维持原有霸权优势还是争当新的霸主地位，都难以经受历史的检验。任何国家试图凌驾于他国之上，将越来越不合时宜。这一变化，不论对美国对中国还是法国，都是一种实力条件的新要求。
具体到欧亚大陆，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的利益日益在这里交汇。在国际变局中，中国、欧盟、俄罗斯是维护欧亚大陆战略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中欧俄三边关系具有发挥作用的巨大潜力。强化中欧俄三边关系既是有形的资源，具有经济、外交和安全上的多重意义；也是无形的资源，有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法国在其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国与法国拥有广阔的协调空间，应积极创造条件促使俄罗斯加入到亚欧大陆对话机制中来，以此带动欧俄中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中欧俄的经济联系中，可尽量加大在高技术和石油开发等战略性领域的合作。深化与俄罗斯和德国关系是中国作用于美欧俄三边关系的重点，中亚和东欧等中间地带国家的作用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可考虑在中亚和东欧加强同欧俄合作，或者加入到这些国家之间已有的经济合作机制中去，切实加强经济领域的关联程度。中亚和东欧应是中国全方位对外战略中在内陆方向的关键地区，这里很可能成为地缘战略杠杆发挥作用的最佳区域。
（作者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法]夏尔·戴高乐著、陈焕章译：《战争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2] [英]肯·布思著、冉冉译：《战略与民族优越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3] Nicolas Baverez, La France Qui Tombe, Perrin/Collection Tempus,2003.
[4] 陈强：《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及法国总统、学者的反思》，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