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金银姬是一名韩国网球教练,在一家健身房教儿童打网球。她留着一头长发,如多数运动教练那样,日常穿着是运动鞋和T恤衫。这位曾经的韩国网坛之星,选择了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看着自己的学生打球时,她的笑容总是忍不住浮上脸颊。“他们享受网球,大笑着的样子治愈了我。”她说,“我希望他们成为快乐的运动员,不要像我一样。”
她指的是自己在开启职业网球运动员生涯时曾经历过的那段“黑暗时光”——被教练强奸、殴打,而那时,她也不过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我世界中的王者”
被教练喊去训练场的房间里时,金银姬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只记得痛苦和羞辱,一次又一次。
“我用了多年才知道那是强奸。”金银姬在实名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年内他多次强奸我……他对我说那是他和我之间的秘密。”
尽管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不大,但韩国也称得上区域性体育强国,在射箭、跆拳道和短道速滑等项目上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在女子高尔夫排行榜上,韩国更是人才济济。
但与其光鲜、可见的不俗运动竞技成绩相随的,还有隐匿在体育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的顽疾:封闭的父权制和等级制主导,要想取得成功,人际关系和竞技水准需两者并重。
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想要在竞争激烈的韩国体坛实现自我价值,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包括辍学,接受封闭式训练,不能经常与家人待在一起。他们的青春,是在周而复始的训练中,与同龄人和教练一同度过。
这为某些罪恶特别是性骚扰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被教练控制的年幼选手而言。
“教练是我世界中的王者,能够安排我的全部日常,从训练、饮食到睡觉。”金银姬说,除此之外,教练还在训练中不断对她进行体罚。
侵犯和殴打在两年后停止。教练的受害者,不止一人。其他运动员的家长发现他的“可疑行为”后,向管理部门投诉。
教练在不久后被解雇,转去了另一所学校,继续做网球教练,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调查。
“不再给他机会”
很多受害者被迫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因为一旦公之于众,往往也就意味着自己明星梦想的终结。
“这个群体内,那些敢于说话的人会被视为给体育带来耻辱的叛徒,会被孤立和欺辱。”体育心理学教授郑永哲说。
由韩国体育和奥林匹克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2017年,就有约七分之一的女运动员遭受过虐待,但70%的人未寻求帮助。“‘你们想看着你们的孩子运动员前途被毁掉吗?’某体育官员、往往是施害者的朋友会对年幼受害者的父母这样说。他们很多听后就放弃了追究。”韩国著名体育评论员郑熙俊说。
他说,有关体育组织往往也为施害者遮丑,把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供职。“在对奖牌高于一切的追求中,只要这些性侵者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运动员,体育协会就会(对他们的劣迹)视若不见,他们的恶行会被认作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代价。”
2014年索契冬奥会韩国女子冰壶队教练因被队员举报性骚扰,而被迫辞职。他随后去了另外一支冰壶队执教。
除了性侵之外,还有体罚。
今年早些时候,韩国著名短道速滑选手沈石溪——她曾夺得四枚奥运奖牌,包括一枚平昌冬奥会接力金牌——指责她的教练多次对她拳打脚踢,她被迫接受了一个月的医疗。
她的教练赵载范向警方供认,在国家队集训期间,他打过沈石溪和其他队员,目的是为了“提高她们的水平”。
作为一名前途光明的青年运动员,金银姬曾在韩国国家体育节上赢得女子双打铜牌,却无法因此获得成就感——每当看到男性运动员因为剧烈运动而喘气时,她总是会想起教练的样子,忍不住感到恶心。
痛苦记忆在两年前的一场比赛时达到顶点,她碰到了自己儿时的教练。
“看到当年强奸我的人10多年来还在执教年轻选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惊恐万分。”她说,“我对自己说:‘我不会再给他机会去侵害其他小女孩。’”
她向法院递交了控告他的刑事诉状。去年10月份,当法庭宣判时,她站在庭外,听到那个男人因强奸伤害罪被判十年监禁。
她哭了,“我一直在哭,无法控制,但情绪从悲伤,转向快乐。”
●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