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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6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视觉中国图） “最近的朝廷谕令都是关于康有为的，他是一位广东籍改革家，也是皇帝的私人导师。现在康有为已经被令离开北京，慈禧太后重掌政权，她将出席所有的内阁会议和觐见，批阅所有的备忘录，以及签发所有的朝廷谕令。这实际相当于摄政的恢复。大家希望李鸿章能尽快掌握权力。”

1898年9月22日，《泰晤士报》刊发了关于戊戌变法的第一则消息，由其驻华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回。消息刊登在第三版左上角，不及豆腐块大。

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同年开始的美西战争上，美国和西班牙开战，这是西方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这是一个巨变发生的年份，权力与欲望将世界版图重新分割。中国在这场权力游戏争夺战中，处于异常尴尬的境地。

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1898年是莫理循到北京的第二年。每逢周三晚六点，他便盛装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柴火阑胡同——那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家。赫德总是定期邀请各国公使邻居到自家花园举办园游会。园游会上，100位男士和30位女士在铜管乐队的乐曲中觥筹交错，交换情报，各司其职。各国外交官们交谈着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莫理循穿梭认识在场的每一位权贵，并由此探寻各种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

莫理循平日也忙着和使馆人员、海关人员和银行家们吃饭，登门拜访。他有时给德国海靖公使写信，让海靖感受到“巨大的满足”。莫理循每星期还会特意抽出时间，给双目失明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阅读英文报纸。

莫理循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关系相当不错，两人频繁通信，莫理循1898年买下房子还是毕德格帮忙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情报，毕德格有次直接把莫理循叫到李鸿章府邸贤良寺，告知俄国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领土要求。莫理循立即将消息发回伦敦见报，比英国外交部更早一步获得情报。而莫理循也因该次事件，在东交民巷的外交圈子中小有名气。全长1552米的东交民巷，表面上，世界和平，各国公使彬彬有礼，而实际上却暗流涌动，成为利益争夺的角斗场。

这一年，中国的大门一步步被西方列强打开。3月，胶澳租给德国，为期99年；6月，新界租给英国，为期99年；7月，威海卫租给英国，为期25年；8月，旅顺及大连租给俄国，为期25年。

不过，对于世界版图来说，中国又处于边缘，淹没在世界格局巨变的历史洪流之中。“中国在当时并不是世界中心，菲律宾和美西战争更受关注。”美国Hunter学院汉学家Richard Belsky这样说道。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形成了边界模糊的两方阵营：日英一方和俄德法一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在其论文中分析道，远东地区，日本与俄国进行激烈的争夺，形成对抗，而英国在远东事务上多支持日本。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要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德法以“友善劝告”的名义，使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

清廷也关注到这样的格局，部分官员认为可以“以夷制夷”，但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列强无视中国，自行达成了多种协议：1898年4月，日俄之间签订了《西· 罗森协议》，约定日本不干涉俄国在满洲的扩张，而俄国同意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英国在日本的配合和俄国默认下，占领了中国的威海。

清廷在这场权力游戏争夺战中，既是个香饽饽，又是备受冷落的局外人。

暴风雨前的宁静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已经进行一百来天了。可对莫理循和东交民巷的外交官来说，变法期间的大多数情况并不能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

明治维新后，日本形成严格的情报系统，日本公使馆对变法中大大小小的改革政令的报告，也只是例行公事。不过，尽管报告短小，但茅海建认为，报告口吻中充满了对改良的赞许和对改良派的同情，他们也更看重清廷内部高层权力的变化。

德国海靖公使则一点也瞧不上这次改革，除非涉及本国利益。直到9月，海靖公使还在一份致帝国总理的报告中写道：“至于最近每星期都有一次悦耳的改良报道，一点也不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个国家正愈来愈快地陷于没落并飞速地走向腐败。”

话虽如此，有一件事还是引起了他的关注。1898年6月11日，清廷颁发关于计划筹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令，7月3日又为此通过了关于国家最高学府的规章。他得到消息，清廷计划的外国语课程中有12个英语教授，其中有6名英国人，只有一个德国人教德语，而且10个专业学科中，每个专业一概只安排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海靖公使决定立即向总理衙门表示抗议。

在1898年8月10日一份与清廷的正式照会中，他说，这个措施将会“损害中国的独立并使个别国家施加占优势的和不合理的影响”。因为，这位公使要求预计聘用的15名外语教授中必须有3名德国人，而10名专业学科的教授中必须有两名德国人。

一周后，庆亲王奕劻回复了他的照会，礼貌且冷淡，他说，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已经任命了一位身居要职的人（孙家鼐）负责，他会把照会转给他。

不过，海靖公使对这场改革似乎并不抱希望。提交照会后，他转过身，又向帝国总理表达了对筹办京师大学堂能否实现的怀疑，他认为“最好的思想、计划、设施和工具，一旦经中国人插手管理，立即会化为齑粉并被玷污”。

1898年9月21日前一天，东交民巷一如往常。美国公使去西山了，英国公使去北戴河了，德国公使海靖及其夫人也在那儿，双方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口角之争。

这个巷子里几乎没有人事先察觉到政变即将发生。莫理循也是如此。9月20日晚，他采访了中午刚刚见完光绪帝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采访过程中，伊藤博文忍不住向莫理循表达自己对中国维新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官员腐败成性，无可救药，对维新诏令消极应对，他极其失望。

一切看似平静，可此时风雨已然酝酿。

9月22日，莫理循听到了政变的消息，灵敏地感觉到一丝不同寻常，迅速向伦敦发出了本文开头那篇简短的报道，仅仅92个字。字少，事大。

消息发出后，一直冷眼旁观变法的莫理循和西方公使们，终于开始卷入到中国这场巨大的政治变动中。

营救康梁

1898年9月22日，一则来自上海道蔡钧的通知摆在了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面前：因康有为制造毒丸，光绪帝毙命，所有从天津开来的英轮都要接受搜查。

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成为了一道关乎康有为性命的选择题。白利南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选择：他拒绝蔡钧的要求，不许中国派员登轮搜捕，只是说自己会派两位巡捕搜查。

这“一是基于同情和正义，一是受友人李提摩太所托”，历史学家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写道。李提摩太是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与上层官员和维新派人士有着密切交往。

既然来不了硬的，那就来软的。蔡钧派秘书把康有为的照片送给白利南，表示如果擒获，将送酬金三千元。但这并没有改变白利南的想法。白利南决定在吴淞口提前拦截载有康有为的船只，嘱其避祸，为避免领事馆人员公开涉及此事，他让在上海的英国人濮兰德前往处理。

濮兰德是莫理循的朋友，兼职在《泰晤士报》写稿，两人关系匪浅，在1897年就相识结交，经常通信。9月24日清晨，濮兰德在吴淞口数英里外迎接载有康有为的重庆轮，他拿着那张上海道送来的康有为照片，很容易就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他把康有为引到另一间房间，出示逮捕公文。康有为这时才知道发生了政变。

“他（康有为）用足够的淡定阅读完了逮捕公文，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反应过来他离开北京后发生的全部事情。”濮兰德在《泰晤士报》11月一篇专门描写康有为的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他极其渴望知道皇帝的安全和福祉。在他的脑海蹦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他想拯救皇帝的计划是否成功……”

濮兰德毫不吝啬自己对康有为的赞赏，同时也用尽全力救助康有为。当时有一艘英国炮舰也停泊在吴淞口外，以资警戒，这就像是一个烟雾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康有为上了这艘炮舰。但其实，濮兰德把康有为接到了另一艘商船。

白利南还害怕商船上的中国工人因迷恋奖金而伤害康有为的性命，于是让船长派武装警察日夜看守康有为的舱门，给予严密的保护。到了香港后，康有为被安排住在警察局里，极其安全。从搭重庆轮，到路遇濮兰德，康有为的逃亡之路可谓贵人开挂。

另一边，日本驻华使馆也开始营救梁启超。9月21日下午，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在东交民巷21号的日本公使馆见到前来求助的梁启超，并答应了他两件事：“解皇帝之幽困，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他被梁启超的勇气所折服，极力相劝梁启超随时来使馆，自己一定救援。梁启超含泪而别。事后，林权助将这件事告诉伊藤博文。

当晚，梁启超果然再来日本使馆求助。“救他吧，让他逃到日本去吧，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伊藤博文说道。

考虑到日本与清政府的关系，梁启超对日本公使馆来说，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不能在此久留。但好在当时清廷还没有把梁启超列为政治犯，林权助说，收留梁也“不会落包庇犯人之名，无失礼于友邦而破坏与邻邦友谊之嫌”。

翌日，林权助让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下午3点，由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着一起乘火车赶往天津，并在适当时候安排他前往日本。

天津正在四处搜捕康有为，风声尤为紧张。9月25日夜晚，郑永昌、梁启超等四人换上猎装，悄悄登上一艘中国船，从紫竹林前往大沽。但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很快赶上，凌晨两点，小蒸汽船上的中国官员声称船中有康有为，不顾郑永昌的辩解，用暴力强行将小船缠上。两个小时后，双方达成协议，清廷的士兵到郑梁船上，一起前往塘沽解决。第二天早上7点，郑永昌看见日本军舰大岛号在不远处，他伺机挥动帽子求助。清廷士兵见状匆匆离去。10月12日，梁启超乘坐大岛舰安全抵达日本。

清末民初，北京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街（@视觉中国图） 各怀心事

就在梁启超躲避逃难期间，权力的游戏没有停止，西方几国势力也在较量，这是西方各国在戊戌变法中的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据德国史学家费路研究，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求海靖公使和他以及日本公使，一起去向中国人表示反对砍掉外交大臣张荫桓的脑袋，这个请求被海靖公使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与日本、英国有联系的感觉。

莫理循在9月29日极其简洁地向《泰晤士报》发出戊戌变法的跟进报道：“昨天，改革党的六名成员，即康有为的一个弟弟，一个检察官，四个内阁高级职员，包括湖北总督的儿子，因阴谋策反慈禧太后而被处置，大家对此很平静，一切如常。”

莫理循在后期的报道中多次强调北京的平静局势。莫理循研究专家陈冰认为，莫理循既不关心维新党的利益，也不关心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重点关注政变后清廷的帝党与后党、朝廷满汉官员势力、皇室继承问题以及日英俄几国与政变的关系。

在一篇报道中，莫理循直接点出了俄国在政变中的位置：“俄国人和这次政变有关联吗？对此我还没找到证据。尽管他们在北京公开表示同情改革运动，但他们无疑是鼓励政变的。到目前为止，政变的成功对它是有利的。”

历史学家王树槐认为，之所以会有俄国是政变主谋的传闻，是因为新旧两派的外交政策不同，维新派支持联英日，旧派支持联俄国。除去对俄国的担心，英国伦敦方面认为政变后慈禧训政不过是旗人家族的家务事罢了。由于英国对远东的一贯政策是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发展英国商业为主即可，所以对于慈禧训政，英国也没有多加干涉。

对于日本的营救行动，莫理循在报道中认为，“康有为的改革被取消，对于热切想看到一个新中国的日本来说，是一种倒退”。而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的一位记者也说道：“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

英国人莫理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fotoe图） “她的行为有些失去了分寸”

政变之后，光绪帝死亡的传闻从紫禁城传出，在几百米开外的东郊民巷流传。

莫理循不止一次在《泰晤士报》报道中提及，已经多次听到“可怜瘦弱的小傻瓜”光绪帝驾崩的传闻了。

传闻有着各种版本。9月27号早上，莫理循的邻居海靖夫人甚至收到一封电报：“皇帝接受了宠臣康有为的建议，打算在中国引进欧洲人的服饰。康有为一心想把皇帝打造成中国的彼得大帝，未料到让皇太后得悉了风声，急忙从万寿山赶回北京城，正好撞见身着欧式服装的皇帝，于是一把扯下皇帝身上的衣服，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最终迫使皇帝向她交出摄政权。皇帝据说晕厥了很长时间，所以才有了关于他死讯的传闻。”

莫理循显然也在收到类似的情报，同日他向《泰晤士报》发回的报道中也提及此事。从9月25日诏令公布光绪病讯，阴谋论甚嚣尘上。各国公使也开始关注政局的变化。

英国公使窦纳乐曾经用半公开的身份通知总署：“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我坚决相信，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日公使也劝清廷不要对光绪采取过激的手段。

庆亲王奕劻为了让大家消除误会，曾在10月15日拜访窦纳乐，请教如何才能让谣言中止。窦纳乐建议由外籍医生入诊，并在诊断后简述一份健康证明书。一开始慈禧太后还不同意，但奕劻奋力劝服。　10月18日，因英国公使馆医生请假回国，最后由法国使馆大夫德对福入诊。中外日报的详细报道还原了当天的情景：法国医生走到园中河边，即有人相迎。行至室内，只见慈禧头戴冠饰，身着玫红绣袍，坐在一张铺有黄缎的桌子后方，而光绪则身着平常朝服，头戴红绒顶暖帽，坐在黄色踏凳后方。德对福先朝见慈禧，然后由庆亲王引进诊视光绪。医生对病情，没有一一详述，只是说没什么大问题，血虚罢了。

事情结束后，外国公使代表接到了总署送来的诊断书一份，说明光绪没有大病。而日本公使矢野在11月5日也觐见了光绪和慈禧，仅说光绪身体看起来虚弱，但不像有病。光绪驾崩的谣言由此终止。

“表面上这是英公使的功劳，实际上他是要借此恐吓太后和守旧大臣，给予清廷以精神上的威胁。”王树槐分析道，“光绪的生命和皇帝的虚名，固然暂时获得保全，而太后和守旧派对外（国）人的怨恨亦因之加深。”

但至少在表面上，清廷也还是希望与外国维持友好的外交关系，减少戊戌变法导致的国际影响。为此，在那年冬天，慈禧和光绪还一同在紫禁城接见了在华的一些公使夫人。

那是1898年12月13日，天气突然转冷，刮起北风，据海靖夫人日记记载，即使身穿厚重的貂皮大衣，依旧冻得浑身发颤。她早早就从东交民巷20号出发，行至英国公使馆，和六位公使夫人会合，然后由50名骑士护送至朝阳门。在她看来，负责接待她们的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脸庞像羊皮纸一样细腻，看上去像画中人”。

在被宣召的几分钟前，海靖夫人才得知，皇帝本人也想见见她们。她们来到了仪銮殿。她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和慈禧：“一个身材瘦削、大眼睛的年青中国男子，和一个黄色的女性身躯——那是年迈的皇太后。她居高临下地坐在皇帝身后很远处的平台中央，一张素面朝天的羊皮脸流露出刚毅、果敢的神情。”

听到宣读到自己的名字，海靖夫人上前行屈膝礼，她觉察出光绪帝“神态中略显悲伤和疲倦”，但这么多奇装异服的欧洲妇女让他看上去有些兴奋，“显然盖过了淡淡的忧愁”。“他亲切地冲着我笑了笑，有些腼腆地伸出一只瘦黄的小手与我握手。如果我会说汉语的话，我一定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向他表示我对他这次失败的努力的同情和慰藉。”

后来，慈禧又是赠戒指，又是喝茶，甚至还在每位公使夫人脸上亲了一口，表示从此大家都是姐妹了。但海靖夫人不喜欢她：“这真是一场滑稽的仪式，它也打破了中国的所有礼仪习俗。我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迈的皇太后肯定是想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以抹去我们最近两个月来所听说的关于她的许多暴行。但她的行为有些失去了分寸。”在皇宫里，海靖夫人吃了两顿有着上百道菜的宴席。

这一场皇室的奢华盛宴结束后，海靖夫人踏出紫禁城外，立刻又感受到了外面街道的脏和臭：“我在北京看得很明白：为了让少部分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大多数人不得不凄惨营生。那一小部分人当然没有兴致改变这样的事实，而这里的许多人却又过于顽固不化和麻木不仁，根本不可能尝试着变革。”

（感谢康涅尼格大学历史系Peter Zarrow教授对此文的帮助）

● 参考资料：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 ；

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

陈冰， 《莫理循模式-中国报道第一课》；

费路， 《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德国对维新变法的反应》；

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