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时期杭州西湖的水利及水文化探析

作者:王劲韬　Wang Jintao

Research on the Water Conservancy and Culture Landscape Projects of Hangzhou West Lake Presided by Su Dongpo

摘要：杭州西湖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和水景观营造史上最杰出的案例，基本成形于唐、五代，至北宋时期臻于完善，其后又经历元代的百年荒废，以及明清以来的历次大规模疏浚和修复工程，得以保持至今。在西湖水利和西湖文化发展史上，苏东坡作为杭州通判和太守期间所主持的治理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视之为西湖水利史上最重要的民心工程，同时作为文豪的苏东坡也给西湖留下了最丰厚的人文记忆。以苏东坡西湖水利整治工程及文献为核心，综合阐述西湖在水利疏浚、城市水景观营造、江湖水系整治及西湖水文化塑造等方面的特色。

关键词：风景园林；杭州西湖；文献综述；水利与水景观；苏东坡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14-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6-09-05

修回日期：2017-12-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1世纪中国都市水系统营造史及滨水规划政策演化研究”(编号51778517) 资助

Abstract: West Lake in Hangzhou, as the most prominent case of water dredging and water landscape creati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urba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as basically shaped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ign of Su Dongpo. In the history of West Lake water conservancy and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water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presided by Su Dongpo in his reigning in Hangzhou,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projects, which gave the most formative influence and left West Lake under the richest cultural memory. Taking the water restoration projects presided over by Su Dongpo and relative documents as the focus, the paper give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West Lake dredging, urban water landscape, the connection of West Lake and Qiantang River,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s embodied in West Lak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ngzhou West Lake; summary; water conservancy and landscape; Su Dongpo

1 西湖水利景观史综述

中国5 000年农耕文明的厚重历史一直与水利工程建设，治水成败得失经验总结的历史紧密相连。城市文明因水而生，聚居地的发展因水而兴。管子以“乡山”“左右经水若泽”[1]作为聚居地选择首要标准，并以此成为后世儒家山水至德的伦理依据。作为农本大国，中国历史上对水利理论的总结同样不绝于缕，大禹因势利导，变堵为疏，成功治理黄河泛滥；孙叔敖引水百里，领导修建淮河流域著名古陂塘灌溉工程安丰塘，灌田万顷。西汉贾让“三策”的提出，揭示了水的天性，为治理黄河提供了理论基础；被称为治河“千载无患”的王景采取“河、汴分流”[2]，固定河道的做法，是贾让三策的实践体现。在中国数千年治水历史和理论总结方面，北宋苏东坡终其一生的实践显得尤为突出，从颍州州治水，修建西湖，到任杭州通判、知府2次治理西湖，直至被贬岭南，依旧治水不止，再造惠州西湖，苏东坡对于西湖水利与环境建设，西湖水文化的推动，以及由此总结的相关理论，为中国古代城市水环境建设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很多有关人水关系的理论与伦理在当代中国的广泛的滨水环境建设实践中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美是杭州”，苏东坡的这句名言，不但在北宋奠定了杭州西湖在中国城市风景名胜中的地位，也是今天杭州西湖的风景价值的真实写照。中国古代有确切记载，延承有序的城市西湖风景地多达30余处，但人们却只记住了杭州的西湖，皆因东坡先生的缘故。

自唐李泌初开六井以济民，到半个世纪后的白居易为知州，大修西湖水利，筑白堤于湖西，以为上下重湖，兼具蓄滞和引水济田的双重功能，解决唐代以来西湖多捞之弊；到五代钱镠，设专门机构“撩湖兵”负责清理葑草；直到最为著名的，苏东坡以太守之任，大规模治理西湖，清淤疏浚并初创西湖沿岸景观，西湖的历代整治不仅保住了中国风景和水利史上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同时也在这代代不辍的努力之中，蓄积了大量的文化、民俗、传说和人文记忆，这是其他任何风景或水利项目都难以比拟的。北宋以前的西湖水利疏浚和风景建设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进行的全面整治。重修湖堤，建水闸，修渠道、管道和溢洪道，增加了蓄水量，完善了供水和防洪工程①。白居易在组织修整西湖堤岸的同时，还重新疏浚李泌所开六井，以改善居民饮水，并亲自规定了严格的城市用水规范，以使官商，百姓都了解堤坝跟农事之关系，即史上著名的《钱塘湖石记》[3]。北宋初期的代代贤明官员，如景德年间的知州王济，通西湖沼，设堰闸；任宗时的知州郑戬，以数万军民清理已为豪强所占之葑田，恢复西湖水面；沈遘开沈公井，以补六井之缺；再到宋神宗熙宁中的知州陈襄重开六井及沈公井命工讨其源流，有效恢复杭州城的生活和农田供水[4]；直到最为人们看重的苏东坡以葑草为堤，变害为宝的西湖治理②。

2 苏东坡西湖水利治理工程

五代至北宋的历次西湖整治，以苏轼主持的西湖水利治理最为著名。脱脱编撰之《宋史水利志》记载水利事务素来简略，却给了苏东坡的西湖治理浓墨重彩的一笔③。并视之为西湖水利史上最重要的民心工程。其间涉及苏轼如何河湖分治，兼济河槽，以及如何募集资金，发动群众，葑草作堤，变害为宝等多方记述，甚为详尽。

北宋初年(宋真宗时期)西湖曾作为皇家放生池之用，禁止百姓采菱捕鱼，至庆历年间，西湖逐渐淤塞④。到庆历元年(1041年)，郑戬知杭州时，西湖已经大面积淤塞，退化为葑田，并为附近的寺庙、僧侣和豪强所霸占，湖水面日益减少。苏东坡于(1069年)和元祐五年(1090年)2次在杭州为官，每次必以西湖治理为第一要务。熙宁二年，苏东坡首次来杭州任职通判，他被西湖的迷人风景所吸引，写下了很多流传千古的名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5]的名句。在流连风景的同时，他也注意到西湖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淤塞和葑草蔓延的现象⑤。他随后便开始了潜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疏通六井，以及建成不久就开始淤塞的沈公井方案。在他离任这一年，由他的上司，知州陈襄主持，作为地方付长官(通判)的苏东坡对唐代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⑥。

元祐四年(1089年)年他第二次到任杭州时，原来风景如画的西湖出现大面积淤塞。由于围湖垦田现象日益严重，西湖的水环境急剧恶化。苏轼元祐四年向朝廷所上修治西湖的《乞开杭州西湖状》[6]，是迄今了解西湖水利风景史最为重要的资料。苏轼于奏折中写道：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他从西湖水利对市民生活用水，农业灌溉，河道畅通，有利水运以及国家酿酒利益等四方面论述了西湖不可废弃的理由：“西湖之不可废者五。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即时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五也。[6]”

苏轼首先从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市民用水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向朝廷反映了西湖水系退化的真实情况。他说从上次我通判任内到这次任职知州，其间不过十六七年时间，西湖竟“湮塞其半”“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6]。当地百姓都说这西湖湖水一天比一天浅，葑草蔓延如乌云蔽日一般，如再不治理清淤，要不了20年，西湖就将化为葑田，不复存在。杭州兴于西湖，生民给养于西湖，没有了西湖的杭州，杭州就如一个瞎眼美人一样不可思议。所谓“井邑日富”，皆因有西湖之水，而“百万生聚”日后所养也仍在西湖之水。没有了西湖，也就没有杭州的未来。苏东坡从城市水安全、农业灌溉、朝廷水运、官府酿酒税收4个方面，但为了获得皇帝的支持，苏轼特意煞费苦心地加上第一条理由，即西湖早已在国初就被指定为皇家放生池，里面放养了“羽毛鳞介”数以百万，它们都是为皇上祈福所用，这些水中鱼鳖“皆西北向稽首为人主祈千万岁寿”，西湖一旦干涸，里面这些“蛟龙鱼鳖”都死了，那臣下怎么向天下交代呀⑦！苏轼巧妙地将西湖疏浚这一水利风景工程与皇家福祉，国运昌盛联系到一起，上升到政治高度，把北宋皇帝也拉到了为民造福的项目里，有效堵住了同僚们推诿、抵制的种种借口。由此可见，苏东坡是一个有心为民造福，又有方法、有智慧为民谋利的高情商的官员。当年白居易力排众议修治西湖，受到来自同僚和地方小吏的多重阻挠，他们反对白居易放水灌溉农田，所持也是这条理由，说官家池塘的鱼鳖会因西湖水量减少而受损。白居易明知其为借口，但只是本着科学精神，大谈地下水之补给功能，勒令官员放水，其效果可想而知。这一点上，东坡市长的智慧远胜于他的前辈白居易。

苏东坡还从城市长远利益的角度论述了治理西湖的必要性。详细讨论了西湖与杭州民生、城市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杭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若西湖水退，城市必毁。他先言明李泌治湖，使原本民生凋零的杭州变得“井邑日富”，百业兴旺；宋初疏于治理，导致“湖狭水浅，六井渐坏”，如果再坐视不理，20年后全城之人都将被迫再次引用盐潮之卤水。不仅招致民生之苦，而且城市也必然因缺水走向衰亡，未来发展就更无从谈起了。“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耗散”[6]。

其次，苏东坡还讨论了西湖与河槽运输的关系。提出长期以来，西湖水就是杭城河道运输主要供水来源，一旦西湖湮塞，而被迫改用江潮之水济运河道，则会因海水所带之泥沙，而导致运河很快湮塞。就以往经验看，如果河槽用海潮为水源，则不出3年必然淤塞，那时候朝廷难免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去疏浚，而河道又多穿行于杭州城的闹市区，大规模疏浚河道难免造成城内泥水横流，一片狼藉，“房廊邸舍作践狼藉，园圃隙地例成丘积。积雨荡濯，复入河中”“员监司使命有数日不能出郭者”[6]。10万疏水大军在城里也会对杭州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骚扰隐患。“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功开浚，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狼藉，为居民莫大之患”[8]。苏东坡提出了废西湖不仅会导致都市之毁，还关系到河槽兴废：“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功开浚，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狼藉，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四也。”苏轼还在奏折中讨论了自唐代以来的放水溉田，渔业水产，抗洪防涝等水利效益；以及作为官营酿酒水源地的经济效益等方面。苏轼称，酒官之盛，在于杭州，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历来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的，而酿酒所用水源至关重要，尽皆来自西湖，如西湖淤塞，必然对官府酿酒(即国家税收)造成极大损失。苏东坡最后终于说服朝廷采纳了自己的治湖建议，获得一百道僧人“度牒”的资金(一万余贯)。《乞开杭州西湖状》记载了包括取悦太后，争取朝廷追加拨款；申请减价出售赈灾粮食，以及出粜常平仓米，减价出售筹款⑧，以及雇人于西湖上种植菱藕筹款⑨，最后甚至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用各种渠道募集疏浚西湖的巨额资金。

如果将苏东坡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和脱脱编撰的《宋史》水利志等相关文献相互印证，可以发现苏东坡在地方水务与朝廷农业政策、救灾粮款、“荒政”经济鼓励政策等方面的灵活处理。比如有效利用太后摄政，关注农业，赈灾等因素，以及东南水患“荒政”期间的特殊政策，争取僧侣度牒(有偿出家)指标，鼓励在经济衰退期增加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以工代赈，部分中低质量的赈灾粮食议价出售，按照王安石青苗法的一些合理做法⑩，鼓励地方官署与富家出资参与公共工程等，在相当程度上，类似于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政府支出等经济振兴手段[7]。苏东坡也很善于研究专业技术，很善于“向权威解说真理”。在其《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折之下，保存了2段很有意味的“贴黄”(即补充材料)，苏东坡从技术细节、事理人情两方面，向朝廷阐述了加快、加大投资对西湖治理成功的重大意义，阐述极为雄辩有力。

其一，“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动，易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时行，利以杀草，芟夷蕴崇，使不复滋蔓。又浙中农民，皆言八月断葑根，则死不复生。伏乞圣慈早赐开允，及此良时兴功，不胜幸甚”。说明治理西湖葑草需要抓住江南雨季，五、六、七这几个月的有利时机，加大政府人力物力投入，一举奏效。

其二，“本州自去年至今，开浚运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来开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烦渎天听，别具状申三省去讫”。说明前面的西湖治理已有了很好的效果，下一步彻底清除葑草指日可待。既是向朝廷报喜，又是在向太后要求追加拨款。与前述的要求增加度牒，感谢朝廷缓交地方粮食赋税等提法如出一辙，充分反映了苏东坡的智慧、情商和爱民之心。

据脱脱的《宋史·水利志》[8]，苏东坡还设置了一个名为“开湖司公使库”的机构，专门管理“西湖种植菱藕诸项目”的利钱收入，用来作为以后西湖清淤的雇工费用，此为历代西湖治理中所未见，在水利工程管理和可持续方面亦颇有特色，足可见苏公之思虑深远。苏东坡所主持的这次西湖水利整治实则规模浩大，用工达20万之巨，在短短半年内，就清除葑田25万丈，恢复了唐代西湖的规模，称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使西湖的边界一直到达湖两岸的南北二山。此次拓湖还拆毁了湖中大量为地方权贵所占的私围葑田(恰如宋初郑戬知杭州时所为)，并对全湖进行了挖深，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3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西湖再次淤塞，此即今日西湖之“三潭印月”。此外，治理西湖挖出的大量葑草与泥土被堆成一条纵贯湖面的长堤，不仅方便了杭州百姓的湖上交通，也在景观上连接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作内外两湖。又于其上建了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6座石桥以沟通长堤两边的湖水。

北宋一朝是中国城市水利建设史上最有为的一个时代，结合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农业水利政策与国家拨款，大量文人和清能廉吏亲率潦吏走到水利建设和城市水景观营造的第一线，比如著名的苏门三学士的苏洵、苏轼、苏辙都有大量关于城市水利与农业灌溉，京师漕运等问题的专项奏折，苏东坡的业师欧阳修早在苏东坡颍州治水之前，就任职颍州知府，对地方水利建设颇有建树，同样，在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任职通判(地方副长官)时，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六井恢复工程，也是在其前任知州陈襄的支持之下得以成功。

3 苏东坡与西湖山水文化

苏东坡不仅在城市水利营造史上卓有建树，而且在塑造城市山林、开发城市山水文化方面也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中国古代城市风景史上著名的“西湖”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就与苏东坡的妙笔点化、诗文推介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3个西湖的故事，即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及惠州西湖的风景佳话。宋哲宗元祐四年，苏东坡杭州任太守整治西湖；元祐六年(1091年)，55岁的苏轼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主政颍州仅半年，阻开八丈沟，疏浚颍州西湖，颍州西湖治理未完，苏轼调任扬州，颍州西湖完工后，苏轼写下《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留下“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的千古佳句，第一次将颍州西湖和杭州西湖相媲美；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被贬惠州，捐俸修筑的苏堤、西新桥、东新桥等遗址，并第一次将丰湖改名为西湖。

黄冈苏公祠联语极好地概括了苏东坡宦海一生，治水一生的历史，上联概述了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遭到各派排挤打击，压制之不幸；下联直陈诗人仕途不幸之余，则又是江山之幸。其贬官所到之处，皆有西湖做伴，而且各处西湖一经诗人点化，皆成千古名胜。所谓“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宋人杨万里的诗道出了这3座并称东南的西湖在宋代山水城市史上的地位。而这3座最著名的风景西湖无一不与苏东坡的宦海沉浮紧密相连，其中有2座西湖皆直接得名于苏东坡，我们不妨将此称之为“东坡西湖”。苏东坡从反对新法被外放杭州“通判”，治理西湖，浚葑草，筑苏堤；到5年后，以龙图阁学士太守颍州，“罢黄河万夫”之役，转而疏颍河、淮二河，通“焦坡”，浚西湖；为后人留下了“平湖十里碧琉璃”的颍州治水佳话；直至“晚岁投荒”，被贬谪到偏远的岭南惠州，仍不忘改造一方山水，在前任知州陈偁改造丰湖的基础上，修苏堤，建西桥，把惠州西湖打造成一座堪于杭州西湖媲美的岭南山水名胜。陈偁治水，使百姓得以养鱼灌田，收获丰盛，时人称之“丰湖”；东坡治水，不仅造就一方山水之美，更成就一方富庶。这座同样具有二堤、六桥的南国名胜在当时即被称为西湖，也是情理之中。

3座西湖的景观营造和文化开拓的历史亦多有相似之处。3处西湖都是因水利疏浚、防洪和城市供水之需而建设。都是先解民生之艰，再图民生之乐，此亦欧阳修所称之“太守之乐”；3处西湖都是在山水既成之时，适当点缀亭台花木，以为市民休闲娱乐之所，后逐步发展成令人称道的风景胜地；最重要的是，这3处西湖都是通过文人的诗篇笔墨，最终凝成的城市风景记忆，这种记忆甚至可以超越西湖的山水实体，独立存在于城市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一座城市最靓丽的风景线和近乎永恒的亮点。

杭州西湖前有白居易疏六井，建白堤，初成西湖美景。后有苏东坡浚湖筑坝，修治六桥而成大观，更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佳句，奠定其天下西湖，杭州为最的地位。颍州西湖则前有欧阳修疏浚西湖上游之焦坡，开龙泉之例，后才有苏东坡疏浚西湖，营造出的“平湖十里碧琉璃”的风景大观。欧阳修一生八到颍州，后竟举家搬迁，终老于颍州。惠州西湖则前有陈偁丰湖治水，他在丰湖“筑堤捍水，延袤数里，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上，鱼利悉归民”[9]，其后又“开六桥雄胜”完善山水景观格局，“迨东坡点缀增润，布置大备”。及至明代所称之“惠阳八景”，诸如“荔浦风清”“丰湖渔唱”等，多成于陈偁执政时期[10]。但相对于惠州西湖的山水实体建设，苏东坡的笔墨则更多地赋予西湖山水以文化上的灵性，留给惠州更为深厚久远的城市记忆。后人在提及惠州西湖时，多以苏堤、六如诸景相传，而很少涉及陈偁修造丰湖，原因也在于此。

3座西湖的厚重底蕴来源于造就一方风景的人，尤其是北宋以来的代代贤良郡守和一大批具有高度文学修养的官员，是他们首开风景营造和欣赏之先河(“颍州八景”“惠州八景”和最著名的杭州“西湖十景”等)，但这些风景又大多是在苏东坡执政时期才最终完成。苏东坡脍炙人口的诗篇为这些普通风景注入了浓浓的诗情画意，并通过诗人、景物与故事的交融，逐步沉淀，永恒下来，凝成西湖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恰如“浓妆淡抹”的西子，到底是杭州西湖上的歌女朝云，还是惠州西湖上那个不离不弃的贤妻，抑或是眼前真实的西湖风光，都已不再重要，真正留给城市，留给市民的是一种跨越时空，并与苏东坡的巨匠风范密切相连的文化记忆。孟兆祯院士曾以“景物因人成胜概”概括中国园林山水与西方景观的不同之处[11]。以此观照苏东坡与中国古代西湖文化的互动历史，当是再恰当不过的。

图1 南宋《临安西湖图》反映了苏东坡西湖风景改造的主要成果和北宋西湖风景意境(引自www.pinterest.com)

图2 清代吴骞《西湖纪胜》所载惠州西湖主要景观，包括由陈偁所造平湖堤(即陈公堤)和苏轼所造苏公堤(引自《惠州西湖新志》)4 苏东坡治水思想探析

苏东坡不仅是一代文豪巨匠，更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一生所为足以使他名列中国古代治水专家之列。他对治水，尤其是水患治理与城市的关系颇有心得，曾专门著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论述治河之理：“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致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12]

”意思是说，治水的关键是在“水理”和“人情”之间，水害猛于虎，其灾变之发生并不单单是因为水的“湍悍”，如果不是因为“堤防激而作之”，其危害也不至于如此。水害频发当与人们只为眼前利益，一味挤占河道，忘记长远的做法有关。即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12]。如果人类的活动过度地压缩自然作用的空间，长期与水争地，水便会“激而作之”，报复于人类。而这一切仅仅依赖修堤筑坝是远远不够的，单纯运用工程防洪措施，都只能是一时救济，而不能持久。“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必须从哲学和自然生态的角度去认识治水，着眼于长远，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思想是对东汉贾让三策及王景治水等大量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水系治理中朴素的自然生态理想。

5 结语

在苏东坡一路坎坷的仕途上，除了伟大的诗文理想，最值得人们称道的是他无论身处何种艰难甚至冤屈，无论被陷害，被贬谪到天涯海角，都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之坦然面对，都能保持一份豪情满怀的大气胸襟，对一方百姓存有一份悲悯之心。即便是自己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也不会妨碍他为民办事，一生所为多是关注民生，为民请命之难事，苦差。这恰如他一路被贬，一路治水，贬官到哪儿，就治水到哪儿，并以他高超的文学，哲学修养，赋予一方水土以厚重的文化底蕴。

注释：

①《唐书·白居易传》:“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锺泄其水漑田千顷，浚李泌六井，民頼以汲田。”

②《宋史·苏轼传》：“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

③《宋史·水利志》：“元佑四年龙图阁学士苏轼知杭州，奏请救荒馀钱万缗，粮万石，及百僧度牒，募民开湖，葑草尽除，湖乃大治。”

④《西湖游览志》记载：“宋真宗天禧时王钦若奏请西湖为放生池，禁民采捕，庆厯时湖葑日塞，郑戬知杭州，复浚之。”又《宋史·郑戬传》：“庆厯元年，戬知杭州时，钱塘湖葑土湮塞，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狭，戬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事闻，诏本郡岁治如戬法。

⑤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虽天道难知，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⑥苏轼《乞子珪师号状》：“熙宁中，六井与沈公井，例皆废坏。知州陈襄选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毕，岁适大旱，民足于水，为利甚博。”

⑦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始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皆西北向稽首为人主祈千万岁寿。若一旦湮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一也。”

⑧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饥馑，特宽转运司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出粜常平米亦数十万石，约敕诸路，不取五谷力胜税钱，东南之民，所活不可胜计。今又特赐本路度牒(为僧人办证收取费用)三百，而杭独得百道。臣谨以圣意增价召人，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耗折之余，尚得钱米约共一万余贯石……”

⑨《宋史·苏轼传》：“吴人种菱，春輙芟除，不遗寸草，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岁取其利，以备修湖。”

⑩此时“新政”虽废除，但国家有关农业，尤其“青苗法”依然得到包括苏轼在内的一些地方官员的支持。

11《乞开杭州西湖状》：“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饥馑，特宽转运司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出粜常平米亦数十万石，约敕诸路，不取五谷力胜税钱，东南之民，所活不可胜计。”

12脱脱《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因请降度牒减价出卖，募民开治，禁自今不得请射、侵占、种植及脔葑为界。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

13黄冈苏公祠联：“一生与宰相无缘。始进时魏公误抑之，中岁时荆公力扼之。即论免役，温公亦深厌其言，贤奸虽殊，同怅君门违万里；到处有西湖做伴，通判日杭州得诗名，出守日颍州以政名，垂老投荒，惠州更忘情于佛，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

14苏轼《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使君不用山鞠，饥民自逃泥水中。欲将百渎起凶岁，免使儋石愁扬雄。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千夫余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其下，苏东坡自注：“去岁颍州灾伤，予奏乞罢黄河夫万人开本州沟，从之。以余力作三闸，通焦陂水，浚西湖。”

15惠州西湖二堤指陈偁所造陈公堤和苏东坡所造苏堤；六桥指拱北桥、西新桥、明胜桥、圆通桥、迎仙桥、烟霞桥，这6座桥除圆通桥建于明代，其余几座都是在陈偁和苏东坡时代建成。

参考文献：[1](唐)房玄龄.管子·度地[M].(明)刘绩，注.刘晓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

[3](清)董诰，等.钱塘湖石记[M]//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元)脱脱，等.河渠志[G]//钦定宋史.上海：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2013.

[5](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M]//苏轼诗集.上海：中华书局, 1982.